在六四事件中失去孩子的中国母亲，承受丧子之痛二十年。（天安门母亲网站）

天安门母亲张先玲：“提起二十年前那个恐怖的屠杀之夜，我心中仍止不住的振颤，那锥心裂骨的丧子之痛，将伴随我一生……”

六月三日晚十一点多钟，王楠已回到他住的另外一座楼上，我们正准备躺下休息；突然一阵清脆的类似鞭炮的响声划破夜空，“开枪了！”我的丈夫惊呼。我马上反应是：“不可能！”紧接着一串串枪声、救护车的笛声、人群口号声交织成一片。我绝对不相信共产党会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直到有朋友来电话，叙述她目睹的木樨地屠杀现场，我才突然想起王楠！

六月四日凌晨，我推开王楠房门，看见桌上留一张字条：“我去找同学了。六、三。”直到下午他都没回来，也没有电话。一向镇静的我此时心乱如麻，失声痛哭。亲友们分头去了二十四家医院也未找到王楠的遗体。直到十四日，接到月坛中学电话，让我去护国寺中医院辨认一具无名尸，是从天安门西侧二十八中学门前挖出来的，从服装和体貌特征辨认，肯定是王楠。

一周内我满头黑发长出一丛丛白色，失去孩子的母亲，心中的悲愤无法形容。那时，王楠正在月坛中学读高二。他生性活泼，热情爽朗，又热中于公益事务，乐于助人。六月三日晚，他正是怀着“要把历史镜头真实地记录下来”的愿望，带着相机骑车离家直奔天安门的。在南长街，当戒严部队开着枪过来时，他冲出去照相，接着便中弹倒下了。

当时有群众冲上去抢救，戒严部队不准。两点多钟，一个志愿医疗队发现王楠倒在路边，深度昏迷，但尚有微弱体温和心跳，便想将他抬离现场去医院抢救。又遭军队拒绝。医生给王楠包扎伤口，做人工呼吸，但毕竟血流得太多，到凌晨三点半，王楠的生命终止。五点多，戒严部队赶走学生，警察来“打扫现场”，据说早上七点有卫星启动，会拍下这些尸体。因此为了让官方媒体放心编造“天安门广场没开一枪，没死一人”的谎言而“埋尸灭迹”。

在半年多的寻找真相过程中，我上百次的叙述着王楠遇难的经过，眼泪都已流干。

后来，了解到很多人被打死打伤，我感悟到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剧，国家的耻辱。也不仅是某个人的决策问题，而是这个制度问题。我开始对共产党产生怀疑，对几十年灌入我脑子里的道理产生很多问号。由一个不关心政治懵懵懂懂的愚民慢慢向公民转化，我从一个悲痛的母亲走向寻求正义、讨还公道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