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9岁，当时我家住在成都中医学院内。学校停课了，到处贴满标语大字报。有一天，我和一个同伴来到一间空空荡荡的阶梯教室，见讲台上放着一个剩下一点点墨汁的小桶，里面还有一柄很大的毛笔，就抓起毛笔，蘸上墨汁，耍弄起来。我先在讲台地上划了一个闪闪发光的红太阳，那是当时最...
我的祖父是米店的帮工，我的父亲学习成绩优异，受一位陈姓教授的资助，考上了北京大学。这位陈教授与鲁迅先生关系较好，常带父亲到北京中山公园与他喝茶。当时赶上孙中山先生去世，北京大街夹道送行，父亲这时加入了国民党。四一二政变前，父亲去上海，在火车站附近一间小书店买了《共产党宣言》等书籍...
荒唐的事年年都有，惟政治运动时期更多！许多人莫名其妙地栽进反右的陷阱里。（网络图片）余华良晚年生活有几分满足了。故土难离，他不仅回到了桑梓之地，故乡宣城，而且老婆孩子户口都由五七难友帮忙解决了。更重要的是拖延二十多年扯不清道不明、未定性难结案的所谓反革命反标案，也随着大批右派改正...
有一次省政协会议分组讨论时，上面要他提个提案，他想了一阵说：人民南路广场（现已改名为“天府广场”），毛主席一个人站在那里太孤寂了，我提议把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理的塑像，立在他两边，陪他老人家。结果下一次省政协会议就再也没有他了。回想起当年的右派经历，特别是逃脱那次成都市“批斗彭、罗、陆、杨大会”的事，他仍然刻骨铭心。他说：那年月，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不乐观，早就投江自杀了；不机灵些，哪还有一个健全的身子活到今天。
在外地出差，和一群刑事法官下去调研。山路漫漫，大家开始说笑话解闷。既然都是法官，主题当然与案子有关。一位老法官说，1975年刚到法院工作时，国家根本没有《刑法》，一本1950年代起草的刑法草案，就是办案参考。没有经过任何法律训练的人，照样可以做法官、办大案。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定罪...
一段时间后，这一反革命轮奸案却被平反了。原来那所谓的轮奸纯粹是举报人的推想或者杜撰。当时在“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声中，公安机构都瘫痪了，办此案的人员大多是从各单位抽调来的外行。这一冤案最终能平反，主要是因为涉案的几个事主都是北京知青，他们的家长借住在党中央所在地的便利条件，坚持不懈地申诉和上告，才促成了对案件的复查和平反。
当时，江青不容许舞会这类活动。八月底时，她让毛不再组织舞会。 毛不久跟我说：“这下我做了和尚。” 自从停止舞会活动以后，毛没有了寻欢作乐的地方。短短数周后，他开始用人民大会堂的一一八厅作为他消遣的所在。如前所述，他在人民大会堂内，有一帮“女朋友”，即各个厅，如福建厅、江西厅等的女服务员，她们轮流来陪他。因此，外面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毛依然故我，过着帝王般优哉游哉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