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是斯拉夫人，欧美是盎格鲁萨克逊人，德意志是条顿人，亚洲是蒙古人，这是人类学的分类。中共一年到头讲的是中华民族，那是民族主义的借口，民族主义在今日还勉强可以自圆其说，以种族论国际局势，这是王毅的新发明。

最近在北方农村，政府竟推出向农民收取灌地水费的规定，据说抽取黄河水浇地，每年每户要缴纳一百元人民币的费用。中国农民种地四五千年，从来都是靠天吃饭，水资源是每个地球人共同享有，什么时候起，黄河水变成政府的独门生意？用水要收费，有些自然景观也被围封起来，要观赏风景也要缴钱才放行。看起来，日后农民出门走路，大概也要收过路费了。政府与民争利，与民为敌，这是什么世道？

回头看习*近*平的中共，现在正惶惶不可终日，一面要应付国内经济困境，一面要对付外部的庞大压力，普京一旦倒台，将迎来中共新一轮政治危机。中共无法向中国人交代亲俄反美的理据，无法消减人民对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怀疑，无法调整自己在国际政治上的定位，中共将全面陷入不能自拔的困境之中。

习*近*平端坐正中，其势有如布林肯来朝拜听训，对于一个自卑感重的人来说，这样的架势的确会有满足感。更重要的是，这个场面满足了大陆一帮民族主义狂徒的欢呼，他们认为中共又赢了一仗，美国人跪求双边关系，国务卿要忍受这种带羞辱性的安排，证明美国真的是“纸老虎”，也证明习*近*平的斗争哲学还是管用的。在中国经济千疮百孔欲扶难起之时，习*近*平需要一点“正面”的刺激，中国小粉红们也需要一点精神鼓励。否则，遍地都是坏消息，朋友星散，强敌环伺，内外交困，如何是好？

不以做汉奸为耻，不以做奴才为荣，中国有自由，中国就是我的祖国，中国没有自由，这种祖国不要也罢。身为中国人不具有永恒的意义，只有身为一个人才具有永恒的意义。 被一些老同学目为汉奸，我一点都不生气，反之，我只是怜悯他们，希望他们好好做奴才，子子孙孙做下去，不要后悔。

黄永玉先生仙逝了，遗言交代，不取回骨灰，且作肥料，也不让亲友举行任何追悼活动，这贯彻了他悠然来去的一生：挥手自兹去，人间欲忘言。我与永玉先生有过一些很有限的交往，彼此年龄有点差距，社会活动的圈子不同，因此没有机会成为他亲近的朋友，但在我心目中，他一直是我崇敬的当代艺术家。未识永玉...

美国可谈可不谈，因为针对阴干与合围中共，该做的都已做了，以后只是执行与深化的问题。既然在战略上部署停当，就不必太咄咄逼人，逼狗入穷巷，搞到狗急跳墙反噬一口，反而不美。因此美国三天两头晓以大义，就是要中共就范，大家以和为贵。

2023年6月4日，反送中名人王婆婆王凤瑶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附近的铜锣湾被警察拘捕今年六四的香港，出现与过去几年完全不同的现象。自国安法笼罩﹑疫情扑灭抗争之火后，香港这几年的六四，就几乎没有什么抗议事件发生，但今年，情况出现微妙的变化，铜锣湾接二连三出现个人自发的示威。先是行为艺...

六四在人民心目中早已盖棺论定，就是一场呼喊政治觉醒﹑要求政治权利的抗争。这个运动的性质，早在运动开始那一天就确定了，中共承认也罢，否认也罢，它的性质已在历史上确立，因为历史不是独裁者书写的，是人民书写的。既然平反六四是由上而下的，要建立在中共一朝悔悟基础之上，而这种仰仗“好皇帝”顺应历史潮流的希望，中国人一再落空，在习*近*平大踏步向左转之下，根本是不现实的，甚至也是没有意义的——中国人无须借助中共的“平反”，才能为六四正名。

中共在作极限思维，中国人也不可坐等历史机遇。中共的基层正在瓦解，官民对抗升级，民间戾气爆棚，下跪成笑话，喊口号白费力，动刀枪成风气。当中共接近最后疯狂时，如何因应时势推动世纪巨变的到来；当中共垮台天下大乱后，如何避免社会动乱，收拾旧河山，这才是我们今日应该操心的。

我相信总有一日，香港人可以重新集结，重新找到抗争的方式，去为自己的未来发力，那时，我们仍需要更多政治领袖，他们不但具有坚定的政治理念，还有经过磨难而铸就的意志力，还有在困苦中学习﹑修炼的政治智慧和组织行动力，这是我们对邹幸彤，以及梁天琦﹑黄之锋们的期许。

越是浅薄的人越喜欢显耀自己。改革开放初期，底层流民不怕死，最先踩红线做小生意，突然发财既惊且喜，“慌死”左邻右舍唔知，于是买豪宅开名车，收藏艺术品，搜刮奢侈品。穷惯了的人一旦发达，就不肯锦衣夜行，一定要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平衡与生俱来的自卑感。他们不明白，钱买不来尊重，有钱有品才是人中龙，有钱无品只是得志猖狂的小人。

长时间以来，李怡都被人怀疑是中共间谍，在他的回忆录里，他也多次提及曾经为中共调查部搜集台湾与海外文化人的动向，为此曾得到中共安全部门的肯定。他的妻女以“调干”（干部调动)名义移居香港，妻子经安排在左派出版社工作，住家也由左派分配。李怡提到他的直接领导者蓝真，蓝真之上是香港中共调查...

李怡称自己为“失败者”，这是一种自嘲的说法，成败不取决于一生得失，要由历史来裁决。我们不能说张志新是失败者，不能说彭德怀胡耀邦是失败者，不能说六四一代是失败者，更不能说彭载舟及白纸革命的年轻人是失败者，他们只是尚未成功而已，他们最终将获得成功，这一点殆无疑问。李怡一生追求的理想没...

这些法官绝大多数受教于西方法律，长期在普通法体制下工作，他们服务社会的初衷，都是维护社会正义和法治道统，不是为中共的独裁统治效劳。之所以在国安法之下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只能归咎于经过利害权衡，选择向独裁统治下跪膜拜。从普通法的系统下叛逃，转身投靠中共的独裁恶法，夜半梦回，会有一丝一毫内心的不安吗？会因个人的利害违背职业初衷而辗转吗？每个法官都要经历一场人天交战，而他们最后选择了站在个人利益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