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长子毛岸英。（网络图片）长期以来，官方的宣传都是这样说：毛泽东为了抗美援朝，主动将长子毛岸英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但近来，有历史资料披露出真相：官方宣传的毛泽东主动送儿上朝鲜战场并非事实，毛岸英从军，只是服从组织安排而已。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19...

文革中，毛泽东要打倒谁，姚文元就紧跟着打倒谁。1966年8月，毛泽东写了意在打倒刘少奇，姚文元立即写了《永远跟着毛主席前进》的大字报。之后，毛泽东要打倒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姚文元就写了《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毛泽东要打倒中共政治局常委陶铸，姚文元就写了《评陶铸的两本书》。毛泽东要打倒文革中的中共第二号人物林彪，姚文元就写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彭德怀又去了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公社，所见所闻与乌石大队大同小异。跟着他又去了30年前发起暴动的地方——平江县。他吃惊地发现当地干部竟把1957年的高产数字公布为1958年的产量。而把1958年较低的产量当作是1957年的，从而向外证明“人民公社”的成功！彭感叹地说：“如此造假，真令人害怕！”

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后，陈修良成为浙江省第一批被点名批判的对象，沙文汉则成为中共党内级别最高的“右派”，浙江省打出了一个以沙文汉为首的“沙、杨、彭、孙反党集团”，沙文汉被撤销一切职务。同年12月，浙江省党代会做出决议，开除沙、杨、彭、孙四个“右派”的党籍。1964年1月，沙文汉含恨病逝。1958年2月25日，陈修良被以“反党”、“反苏”双重罪名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连降六级，被下放到嘉兴农村劳动改造。

红色中国知识分子很可怜，被共党认定是天生的反贼，所以迫害从毛泽东起直到今天

1955年10月，周寿宪被高教部分配到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工作。其对中国计算机事业的突出贡献有四：第一，中国计算机教育事业的开拓者。第二，将计算机列入国家12年科学规划中。第三，为中科院计算机所的建立和发展贡献心智。第四，到苏联考察计算机发展情况。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周寿宪因为留美求学的经历和所谓的家庭出身问题，被诬陷为“美国特务”、“里通外国”等。1976年5月30日深夜，周寿宪在清华家中的自来水管上自缢身亡，年仅51岁。

叶群把林彪每天随手写的、闲聊说的、口述的文字称为散记，甚为重视，时常整理、追记。在林彪的散记里，有军国大事、生活琐事，也有对于一些人物、事件的思考。其中就有对毛泽东的思考。一是，理论上使人迷糊。林彪读过毛泽东《矛盾论》中的一段话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

从当年“毛主席指明方向”到今天“习*近*平指明方向”，非但没能在任何意义上证明中共党魁和中共的英明伟大，反而凸显了他们的狂妄自大自不量力和愚蠢无能。 试想，动辄指明方向，却事事搞砸；本国的事都办不好，却要给别国甚至整个世界指明方向，还有比这更搞笑讽刺的吗？

1963年夏，我被街道的一间小喷漆厂临时借调去拉板车。该厂有一辆人力三轮车和一辆板车，三轮车由一名历史反革命余某专蹬，我只拉板车。某日晨一上班，车间主任就给我下达任务，要我把一个毛泽东半身像送还区法院。那像的体积比毛的真身小许多，但比瘦削的我的上半身还要大。我一人小心翼翼地把老人...

江青与毛泽东婚前婚后风流事不断。（网络图片）前中共公安部部长、总参谋长罗瑞卿之子罗宇的回忆录《告别总参谋部》于去年9月在香港出版，书中首次披露江青到处勾引卫士。实际上，有关江青的绯闻私生活一直在坊间流传。罗宇官至总参大校，但因六四与中共分道扬镳。他的回忆录《告别总参谋部》也成为中...

据说夹边沟有3500多右派，绝大多数被饿死或折磨死了，最后，就剩这几百号人了。多亏司机迷路，多亏钱瑛动了恻隐之心，也多亏钱瑛敢担当，这些人才得以在毛泽东制造的这场巨大人祸中幸存下来。七千人大会后，钱瑛又亲自带领工作组到安徽，协助安徽省委甄别、平反冤假错案，为李世农、张恺帆等人平反，还平反了10000多名被错划为右派的官员，得到刘少奇的充分肯定。

习仲勋因审看过《刘志丹》，被打成“习贾刘反党集团”的总头目。这部小说被“认定”为习仲勋篡党篡国的纲领。习仲勋被批判为“野心家”、“阴谋家”，被停职审查三年多；后下放河南省洛阳矿山机器厂任副厂长。文革爆发后，被监禁8年。1975年5月，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直到1978年，才回到北京。从1962年至1978年，习仲勋因为这部小说挨整16年，他的一家老小都受到牵连。

20世纪50年代初，中共内务部的一次部务会议上，首任部长谢觉哉做报告时，引用了黄炎培在延安跟毛泽东谈“周期率”及毛关于“民主”、“监督”的说法，提出了“民主监政”的新口号，认为应该对各级政权机关进行民主监督。没想到，这番话却引来听众席上南方某省内务厅厅长的诘问。这位厅长起身站起，问：“我们提民主监政是针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难道我们共产党的人民民主政权还需要监督吗？这样监督来监督去，不是要监督到毛主席头上了吗？”

1952年2月8日，卢作孚的生命走到最后一天。这天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三反”动员大会，揭发“资方腐蚀国家干部”。一生洁身自好的卢作孚，竟被批判有“贪污”行为，“贿赂”公方代表等。这些侮辱人格尊严的说法，给早已身心疲惫的他最后一击。当晚，卢作孚毅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