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哲学家说，历史事件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上世纪文革式批斗以文化批判为名，展开夺权斗争，全国八亿人最后只剩下一把声音，是民族的灾难。眼下香港却是一场闹剧，当局扮作绝对真理的化身，用歪理欺压考评局及出卷老师，冒犯专业，有辱斯文，杨润雄也许暗喜教育专业快被夺权，但幸勿高兴得太早。

对大多数香港人，特别是下一代，生命早已超出衣食住行和养妻活儿，还包括大家响往的自由自在免于恐惧、人权保障、法治公道丶廉政高效丶优胜劣败等等核心价值，因此挖空了这些价值，就等于挖空了他们的生命，而香港人抗拒这种悲剧的宿命，也犹如人面对死亡的最后挣扎，不怕最坏打算，但作最好准备。

香港不是大陆，只要还未沦落到事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管你是党委书记还是特首，都受到现行法律的约束，绝不按长官的意志而转移，逆法而行者只会自招其辱。同样，香港民间社会十分活跃，不同组织各司其职，分工合作，有利资讯流通、思想交流、资源共享、集体行动，从而制衡政府的言行，抵制当权者的侵犯，捍卫巿民的权益。中联办若不信邪，不妨继续「声大夹恶」，再留意一下，重手放出的回力标最后会打中谁？

回归以来，社会民生原地踏步，人权法治更步步倒退。特别是随住警权坐大，执法粗暴，亲疏有别，检控不公，滥捕滥控有之，放过疑犯有之，法律面前不再是人人平等，法治饱受挑战。説好了的特首及立法会双普选，北京早已抵赖，香港的前途只能按照中央的构想，尽快并入中国的经济版图，香港人的独特身份亦迟早抹掉，成为大湾区一分子的新香港顺民。这种近乎奉旨行事的角色和身份，香港人特别是年青人又怎会照单全收呢？

北京可随时强词夺理，任意扭曲，香港人无从制止，因为对《基本法》的最后解释权在全国人大，是权力在说话，并无制衡可言。过去北京通过手下的橡皮图章全国人大常委僭建《基本法》内容，起初拖延最后抵赖双普选的承诺，今次不过变本加厉，由衙门发个声明，英国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笔下《一九八四》的荒谬世界立即现身，里面嘲弄的「自由是奴役」、「无知是力量」，对应在香港，就是高度自治等于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了。

表面上，两大衙门联合出招，是吹响政治动员的集结号，北京阵营各派势力必须响应号召，夺回立法会内会的控制权。不过，集结号同时是警号，表达他们对现状的种种不满和计谋。首先是中方各派力量表现乏力，他们在立法会尽管占了过半席位，却无法处处压住对手，使立法会内会停摆半年，无法启动立法程序，却又束手无策。其次是各派各自为政，忙于地区的抗疫工作争取民心，却不听指挥，忘记政治斗争，没有好好趁疫情下抗争运动几近暂停的时机，清算抗争者（如罢工医护、黄店）以至准备廿三条立法。

邱局长的反应犹如看见红布的一只蛮牛，只懂政治正确，对世卫的组织章程看来完全无知，对台湾跟世卫的关系也所知不多。世卫随后的声明立即给邱腾华打脸，该声明指出世卫的会籍及地位问题由会员国按世界卫生大会所订规则决定，可见台湾并非不可能成为会员国或恢复过往的观察员地位，但一切需要交由既定程序去决定，不能由助理总干事说了算。

林郑只懂对逆权运动先发制人，宁滥毋纵，不惜破坏法治，也要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来制订《禁蒙面法》，不择手段也要增加警权来对付示威者。但面对日趋严峻的疫情，林郑决策老是左顾右盼，优柔寡断，由戴口罩开始到近日封关措施，每次都只能从后追赶形势，还不断带来新问题。例如下禁酒令，不让酒吧卖酒，以叫停群饮活动，防止病毒传播，但又不同时制止宗教活动、打边炉、婚宴、派对等等播毒途径，政府的失策就不仅是不全面，更是不公道。

她关心的，不是公务员上班或者市民外出有没有口罩，而是工联会可否多快好省地生产口罩，再用口罩挽回他们的声誉。她介意的，不是继续让大陆来客入港会否引致疫情急剧恶化而拖垮医疗系统，而是罢工医护人员为争取封关而挑战她的权威，因此必须除之而后快。同样，她维护的，首先不是香港人的性命安全，而是北京的尊严，因此当第二浪疫情涌至，封关即使可把资源集中用来照顾返港人士，林郑也坚决不肯。

大陆政府不但向香港输出疫情，更限制防护物资供港。根据政府漏出的机密报告显示，本港医院管理局的主要供应商，在疫情爆发后，其大陆生产线受到「中央调控」，意思即制成品如口罩和防护装备都给中央拿去应急，因此无法如期运来香港，使防护供应储备严重不足。特区政府隐瞒实况，骆惠宁是中央的钦差大臣，该知道此事，怎么连向香港讲句多谢或抱歉也没有，还摆出一副香港恩主的模样？

警察虽只负责二线任务，在工作现场的装束却是一级戒备。相形之下，负责运送怀疑患者到医院或隔离中心的救护人员，装备还不及穿上连身保护衣在场维持秩序的警务人员，两者不但对比鲜明，更反映防护装备竟然与工作风险倒挂。特区当局当然语塞，警方声明也无法自圆其说，既然无法向港台送上催泪弹放题，只好放大嗓门，反控《头条新闻》漠视其努力，更向广播处处长投诉，一于顾左右而言他。

她的宁愿选择与民为敌，也要保住北京的支持，保住自己的面子，更自以为如此，才能保住管治的权威。但事与愿违，继续逞强以维护自己权威，只招来进一步的民意反弹，最后被迫在更庞大民意压力下低头，步步退让，予人的感觉，是反应迟钝又冥顽不灵，凡事不可理喻，市民只有反抗到底，才有望扭转局势。

林郑的坚持，就是坚持大陆人的商务、探亲、旅游需要，比香港人的公共安全更重要。她本该全力以赴，保护香港人的性命，却竟然决心分发大量资源来维护大陆人来港的特权，亦变相鼓励有门路者来港接受诊断和治疗。她是北京驻港代表还是香港人的特首，不问可知。

如果说林郑推动「送中」法例修订，拆掉中港两地的防火墙，是抵触「一国两制」底线，违背香港人利益，今趟慢动作低力度抗疫，替大陆人打开逃生门，却令香港人因此身陷险境，不论有意还是无心，是出于低能还是奉迎，同样是出卖香港，背叛香港人的低端行为。

不足三星期，便见到骆惠宁的「政绩」。不过他的手法，是以暴力镇压反抗、以实惠和缓矛盾、以宣传抹黑对手——也就是全盘照搬大陆统治者以上压下、恩威并施的一套。政府是要领导群众，无法领导的话，也得软硬兼施使他们降服归心，无法降服者，一于大刑侍候，维稳维和，而绝不会用心聆听、耐性对话、审慎明辨、听从民意，以政治方法寻求政治和解。

韩国瑜自以为其经济牌厉害，过去可助他在民进党腹地高雄当选市长，日后可以继续风行全台，因此不怕巴结大陆，连到访香港也不忘拜会中联办，也不怕回避争论，一味强调自己重视民生议题丶积极推动两岸的城市交流丶避免陷入意识形态的斗争等等，彷佛完全看不到大陆的威胁、台湾的危机，更罔顾台湾的主流民意。

今趟改派山西省前党委书记骆惠宁走马上任，相信是要凭其地方一把手的经验，加上跟中共高层的人脉关系（政治局常委汪洋、赵乐际以前都曾是他上司），使北京重新驾驭香港的局面。不过，骆惠宁或可跟权力顶层有更密切的沟通，让他有更大弹性执行政策，但以今日中国全盘收紧言论，动辄上纲上线，以国家安全考虑问题，他并无足够能量改变香港政策。

如今的逆权运动，已从初始时民间反抗劣政暴政的冲突对垒，演变成立体而多元的长期运动，以保障人权、实现民主、维护自治。由改善社区生活、捍卫港人权利到争取国际支持，再由基层深耕细作、全港街头行动到周游列国游说各地朝野，香港凭著众多人的专长和智慧，互相配合，逐步闯出自己的路。尽管半年来创伤不少、前途未卜，但香港人珍惜甚么、争取甚么又怎样争取，却从来没有如此清晰无误，一目了然。

林郑如此应对手法不外重弹旧调，将八月底宣布由监警会检讨警方处理大型示威的烂剧本再演一次。监警会的检讨工作，同样是没有调查权，同样不追究具体的警暴行为，也同样是推出来抵销一下舆论的压力。但当监警会聘用的外国专家也不得不直言，没有主动调查权，单靠警方提供资料，根本无能为力，其公信力和作用亦不言而喻。今次推出的检讨委员会可谓异曲同工，但又更加离谱，连警暴也不会碰，当然除了自欺，谁也骗不了。

蜜腹剑只可自欺不能欺人，市民眼睛雪亮，更以选票明志，向警方谎言説不。至今，选举结果虽然清晰表达大家对林郑、对警方怒不可遏，因此林郑必须下台，警暴必须追究，警队必须重组，但当局一如既往漠视民意，不回应五大诉求，也一直封锁校园，只摆出和平友善姿势，却强硬到底，至周三（27日）才解封红磡海底隧道及附近部分路面，把交通不便的责任推给留守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