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从哈瓦那回来那阵子，我总跟身边人念叨这地方。真的，你没法一下子说清那感觉。

下了飞机坐出租车往老城区走，路边的房子看得人眼睛都直了。红的、黄的、蓝的，墙皮掉得一块一块的，露出里头斑驳的砖，可偏偏窗户上的铁栏杆雕着花，阳台上爬满了三角梅。司机开的是辆老福特，方向盘磨得发亮，仪表盘指针跳得比心跳还快，轰隆隆穿过街巷时，我总觉得下一秒就得散架——可它偏不，就那么横冲直撞地带着我们穿过时光似的。

头两天净顾着拍那些老爷车了，蓝的雪佛兰、绿的庞蒂亚克，停在殖民风格的拱门下，怎么拍都像电影截图。直到第三天早上，我去街角的小卖部想买瓶可乐。

那小卖部就一张木桌子摆门口，里头货架空了大半。老板是个胖大叔，指了指桌上的玻璃瓶，说就剩这三瓶了。我掏钱的时候，旁边一个老太太递过去几张花花绿绿的票子，换了一小袋白糖，那袋子小得跟咱们装调料的似的。大叔跟我说，这票是配给本上的，每月就那些，白糖、大米、食用油，都得省着用。

后来住民宿的阿姨更实在。有天早上我撞见她在厨房翻柜子，罐子里的咖啡豆就剩个底儿，她叹着气跟我比划，说现在买咖啡豆得去黑市，价格涨得没边儿。她家墙上挂着个老式收音机，掉漆的外壳缠着胶布，她说这玩意儿用了快二十年，修了三次，现在还能响就不错，新的?想都别想。

对了，还有回我想去买支牙膏。走了四条街，三家店的牙膏货架都空着，最后在一家药妆店找到一支，包装都皱巴巴的，还是薄荷味的——我其实不喜欢薄荷味，可总不能不用吧。结账时看收银台后面的小姑娘，脸上抹的胭脂是自己用红花瓣捣的，她说化妆品比牙膏还难买，姑娘们都自己想辙。

说起来也怪，就这么个地方，街上的音乐从没断过。傍晚在 Malecón海边，总有老头老太太抱着吉他弹《Guantanamera》，旁边年轻人跟着跳萨尔萨，光着脚踩在发烫的石板路上，笑得比谁都欢。有次我看到个小男孩，用废弃的铁皮做了个小鼓，蹲在墙角敲得有模有样，路过的人都给他鼓掌。

民宿阿姨家的孩子，书包是用面粉袋改的，洗得发白，可里面的课本包着书皮，写得密密麻麻。她说孩子想当医生，“等以后好了”，她总这么说，说的时候眼睛亮得很。

回来后我总想起那些老爷车，它们跑起来冒着黑烟，零件坏了就用别的东西凑合用，可照样能带你去想去的地方。就像哈瓦那的人，日子过得紧巴，可脸上的笑不是装的。

你说这叫啥?苦中作乐?好像也不全是。或许是他们早就把日子过成了一首歌，就算调子有点跑，也得唱得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