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上海“小红楼”案——赵富强以暴力控制女性、构建性贿赂网络的罪恶行径，其背后暴露的权力寻租与人性扭曲，至今仍为法治社会敲响警钟。

这篇我写于2020年的文字，从未因时间流逝而失去重量。重刊此文，是为了撕开那段被霓虹掩盖的黑暗，让更多人看见权力与欲望交织下的罪恶深渊，看见那些被操控、被伤害的女性曾经历的绝望与挣扎。

它不仅是一起案件的复盘，更是一面镜子，照见人性的扭曲与制度的漏洞。

专项行动既要清除表面乱象，更需深挖“保护伞”，斩断利益链条。这段不该被遗忘的“黑历史”，是警钟，也是坐标——让我们在回望中警惕，在反思中前行，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

难以想象，上海繁华的霓虹灯下，居然掩藏着这样罪恶。

一栋外表看似破旧的七层小楼，坐落于黄浦江北侧的工人聚居区。

而内部装修则呈现出与外立面极不相符的景象：

乳白色瓷砖嵌之以金色装饰，瓷砖缝隙也填满了金粉。

这里既是赵富强公司的办公室，也是向官员提供吃请、组织卖淫的“小红楼”。

“小红楼”的一楼为保安和财务室，四楼以上为核心员工和女性的宿舍，不少女性的父母也在此居住工作；

楼内电梯和不同房间都安装有刷卡门禁，外人如要进入，还需保安通过对讲机联系赵富强。

多名在此处工作过的信源表示，楼内暗藏了诸多监控摄像头。

这是一个来自江苏泰兴的小裁缝，在上海靠组织卖淫完成原始积累，又以性贿赂为武器撬开权力缝隙，一步步登上“人生巅峰”，

而最终因这套粗劣手段难以适配更高层面的博弈而彻底崩塌的故事。

中国经营报的记者曾经探访“小红楼”，从每层楼繁复的文字描述中和张张图片中，可以看出，

暴发户赵富强力图把这里作出”天上人间“的高端洋气，结果却是适得其反。

2020年9月，赵富强被判死缓并限制减刑。

37人分别被判处2年6个月到20年有期徒刑。

赵富强案发后，引发上海市杨浦区政法系统“地震”，牵扯出至少13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企干部。

与赵富强一同获刑的，有其身边的9名女性特定关系人及四名女性的亲属。

9人中，宗某、雷某、林某等三人与赵富强先后结婚再离婚，至少6人与赵富强育有子女。

她们大多为“80后”和“90后”，多在20岁左右开始与赵富强有接触并发生性关系。

赵富强控制这些女性的方式是，一方面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另一方面强迫女性取卵代孕了多名孩童。

起初，那些在底层挣扎的打工妹，大多文化水平有限，缺乏对危险的预判能力，更无力挣脱困境。

她们在赵富强的胁迫与操纵下，成为其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工具，每一分沾满血泪的“收益”，都垒起了他罪恶帝国的第一块基石。

可当赵富强的商业版图不断扩张，他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将这套充满暴力与控制的模式复制放大——通过掌控更多女性实施性贿赂，为其黑金网络打通关节、铺平道路。

直到他将这套粗劣的性暴力与精神控制手段，套用在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女性身上时，这场用欲望与权力堆砌的幻梦，终于迎来了必然的崩塌。

2000年左右，初中刚毕业的16岁雷某经亲戚介绍到赵富强在上海的服装厂工作，可实际上却是在一间美发店上班。

在此期间，赵富强与雷某发生性关系后，开始让雷某接客。

雷某曾表示过，那时年纪小，刚来上海，无依无靠，为了生存跟着赵富强。

作为赵富强组织中财务部的负责人，雷某以夹带骗签等方式签订租赁合同，犯下罪行。

1989年出生的林某与赵富强在网络直播间认识，两人结婚又离婚，其间林某受赵富强哄骗剪断了输卵管。

林某也曾参与性贿赂陪侍，她供述说，起初被要求陪睡时，自己不愿意，

但赵富强称，以前开发廊时，他的前妻为了他去做卖淫的生意，把赚的钱都给他，现在自己是他女朋友就要为他“献身赚钱”。

之后，林某更成为赵富强的帮凶，参与组织陪侍。

2000年，赵富强在裁缝店外还开设两间美发店。招募管理多名人员长期从事卖淫活动，以每次150元的价格收取嫖资。

在其经营美发店的六年间，赵富强的前妻之一宗某也在此处卖淫。

2010年，蒋某通过招聘进入赵富强的誉升投资，先后任文员和办公室助理，随后与赵富强发生性关系并怀孕。

蒋母丁梅无法接受1990年出生的孩子与年长17岁的赵富强在一起，曾提议流产。丁梅告诉财新记者，赵富强当时威胁如果打掉孩子，就去法院告她。

丁梅记得，赵富强曾携其前妻雷某来家拜访，并介绍雷某为自己的外甥媳妇，自己的孩子则是收养的孤儿。

直至女儿蒋某与赵富强办没领结婚证的婚宴酒席时，丁梅才意识到赵富强身边已有多名女性。

丁梅称，自己在许昌路宿舍居住生活期间，多次听到赵富强指责女儿一点用都没有，

女儿还时常挨打，某次挨打后在床上躺了两天，丁梅询问原因，蒋某称为了工作而不愿详述；

蒋某还被迫写了金额为100万元的欠条，如果不按照赵富强要求做事，则被威胁收回经济来源。

赵富强给每位女性的母亲，即他口中的“老妈”，每月3000元；蒋父也在公司内负责水电维修、改造等工程。

蒋某生下两个女儿后，丁梅原打算离开。

赵富强知悉后将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转至丁梅名下，利诱之外还有威逼，称可以通过制造该公司诉讼，控告法定代表人。

“生了一个小孩，就一步步陷进去。”丁梅记得女儿也曾说起，孩子身上流着赵富强的血，上学需要相关手续和证明，能走去哪里。

自2010年至案发，赵富强及林某先后伙同他人招募、管理、控制10名女性，多次向国家工作人员及其他人员卖淫。

这一模式在2015年左右逐渐成熟，彼时赵富强将承租的许昌路632号办公室翻修一新，组建了以吃请、性贿赂为主的“公关部”。

因运营上海法治天地频道《平安上海》栏目的上海万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资金链紧张，经人介绍，2017年1月，赵富强进入投资。

注资以外，赵富强还安排团队协助拍摄，很快其旗下的“汇吃汇喝美食城”出现在栏目片尾的鸣谢名单中，赵富强公司多个员工名字出现在“出品人”“制片助理”“编导”等名单里。

李文就是在此时进入栏目组做运营。

当时，李文因父亲生意失败而自美回国工作，住进了许昌路办公室楼上的员工宿舍。

她回忆，赵富强以有人脉能帮助疏通其父的官司为由接近她，然后发生性关系并拍摄照片、视频。

员工入职一个月内，赵富强会带队参观他投资的汇吃汇喝美食城，还开车带新入职员工回泰兴老家，参观他捐资修建的富强路。

其间赵富强描述自己如何从一个小裁缝得到领导赏识，摸爬滚打走到现在，

“所作所为都是为杨浦的市容市貌做贡献”“别的不求，只求为政府增添一些色彩”。

李文对这个普通话都说不清楚的老板心生疑惑，但无论在美食城还是《平安上海》栏目组，她接待参观的领导都称赞赵总是“大善人”。

她还曾随赵富强进入过上海某检察院。

2017年底，李文自述遭到赵富强持续约一小时的拳打脚踢及多次过肩摔，之后再遭强奸，其间趁赵接电话期间向母亲求助。

据判决书，李母事后回忆当时自己阻拦，也遭到殴打。

之后，赵富强派人随李文至银行取款，李文暗示银行员工报警，并在杨浦区平凉路派出所报案。

在派出所的五六个小时里，身上淤青的李文尽管多次求助，警察置之不理，后她被赵富强带回。

李文称，这之后，自己受到了赵富强的严密看管：房间门口有人把守，手机被强行控制；作为报案人，她被公司员工认为是“背叛了老板”；

其间她还听到时任平凉路派出所副所长的孙震东在与赵富强通电话时提到自己，“那个姑娘就是要报警”，

还在许昌路632号的茶室遇见过孙震东，后者指着李文称“这就是报你强奸的那个”。

李文说，被拘禁期间，自己连续十余日遭强制注射催卵针，再被戴上眼罩送至某诊所，在未注射止疼药的情况下取卵。

这一次取卵造成李文腹腔严重积水，如同怀孕六七个月，住院治疗约一个月。许安称自己也有类似的遭遇，此次取卵造成两名女性至今不具备生育能力。

李文与赵富强暂时缓和关系后，她曾劝退多名女助理，还在每次外出时带一些衣物放在朋友家，最终于2018年6月逃离许昌路。

不过，赵富强很快又找到了已经换了城市和手机号的李文，以裸照、视频和后续出生的试管婴儿相威胁。

2018年11月，一封来自受害人控告赵富强强奸残害女性、使用钱色拉拢腐蚀干部的举报信交予上海市纪委监委，

两个月后，杨浦公安分局受理赵富强强奸案。

2015年，1996年出生的，学舞蹈的许安被招聘至上海市杨浦区大连路一间“137国际舞蹈学校”教学。

自认识了舞蹈学校老板大她23岁的赵富强后，许安便放弃去韩国留学的计划。因为，赵富强称将舞蹈学校交予她运营。

后来，她成了赵富强的老婆，没有人知道她经历过什么。

三年后，设法从舞蹈会所逃离的许安已患有抑郁症、焦虑症，身体消瘦得皮包骨头、双眼凹陷。

许安被软禁在舞蹈会所期间，赵富强逼迫许母张蕾提供户口本，用以给取卵代孕的孩子报上海户口。

赵富强为表达诚意支付了70万元购房款。

尽管张蕾仍不同意拿出户口本，赵富强还是将许安的户口从张蕾名下迁至赵在许昌路购买的房产处，再报入这两个并非许安意愿生育的孩子。

户口甫一报毕，许安听到平凉派出所的人与赵富强通电话说：“钱还给你了吗？没有的话我把她抓起来关48小时。”

许安逃离后，赵富强试图追回她，以便再报入一名女童的户口。

为躲避追踪，许安租住在外，母亲张蕾每次去送饭都要先在楼下兜圈子。

有时张蕾发现盯梢后报警，警察也曾表示“你搞不过他的”。

张蕾说，当时赵以夫妻关系和代孕的孩子相威胁，还散发带有结婚证截图、人像截图的寻人启事，她们觉得就像“抓在悬崖边上，晃着，不知道怎么上去”。

2019年3月，赵富强又因为在与许安的离婚诉讼中“态度嚣张”，触发了压倒他的最后一封举报信。

至此，两封举报信结束了赵富强在沪20余年的春风得意。

而彼时正是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到上海，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进行为期一个月督导的前夕。

这些被洗脑的受害者后来变成了加害者的女性故事，让人心惊又倍觉悲凉。

赵富强其实是PUA术高手。

李文回忆，赵富强惯用“低劣”的精神控制法，从工作能力、穿着、长相等方面言辞抨击，如称“垃圾、狗屎，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

“当你被完全摧毁时，他再以圣母的形象出现，说我来拯救你，离了我你就不行，只有我可以帮你。”

“大家都像被植入了芯片一样。”李文向财新记者回忆，在自己遭到赵富强殴打时，有员工问谁能去救，

赵富强的一个前妻林某曾说，“你让他打，我们都挨过打，凭什么就她不能打”；

一名女性的哥哥则表示，自己的妹妹挨打时“我们都在旁边把门关上，就让他打”；

在李文拒绝参加性陪侍时，另一名跟随赵富强20余年的前妻表示，“我们每个人都是愿意为公司献身付出的，不愿意那是你的事”。

当然，并不是所有应聘者都会留下。判决书记载了一位证人证言称，她入职后发现公司不正常，工资需签借款协议，

她受到赵富强短信骚扰，还被要求住在许昌路宿舍，因而工作两个月即辞职。

李文认为，仅有能够被洗脑的应聘者才会最终留用。

陷入这场漩涡的女性，多处于社会经验匮乏、抗风险能力较弱的境地，在陌生环境中易显孤立无援。

她们中不少人曾对“依靠”抱有朴素期待，却在赵富强精心编织的控制网中，被暴力胁迫与精神操控逐渐吞噬。

从最初的屈从到最终的迷失，她们在长期压抑下逐渐丧失对是非的判断，一步步沦为罪恶链条上的牺牲品。

而仅有小学学历的赵富强，其骨子里的贪婪与偏执，使其深陷于原始而粗暴的控制逻辑。

他迷信权力与欲望的原始博弈，妄图以性暴力和精神碾压这一套“看家本领”横行到底，这种认知的狭隘与手段的低劣，早已注定了其覆灭的结局。

更值得警惕的是，现实中还有更多类似的投机者。他们在完成原始积累后，会精明地切割过往劣迹，用更隐蔽的资本运作手段洗白自身，

甚至通过构建光鲜的社会形象跻身更高阶层，其“进阶”的作恶模式更难被识破。

时代洪流奔涌向前，这个小裁缝用罪恶铺就的发迹之路，撕开了上海滩光鲜表象下曾被遮蔽的暗角。

这段不应被尘封的黑色过往，恰是一面棱镜，折射出特定时期权力与欲望交织的畸形生态，成为城市发展进程中必须铭记的警示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