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口口声声说"国学热"，在世界各地办孔子学院，其实没有真正的内容。像白先勇这样整理昆曲是极少的。我们本身也是百孔千疮，用尽了自己的资源，活力也光了，从精英流离到下里巴人，从内涵浓厚变成表面肤浅，从有内容变成只有一个点缀。音乐和其他艺术形式，无一不是不如此。

今天，中国花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逐渐一步步往下走，真是吊诡的现象。一方面我们看见MZ是好东西，教育普及是好事情，RQ普遍被尊重是好事情。但另外一个方面，全面平等之后，应当有优秀、特异的东西，却变成了平凡。贝多芬不可能在平民里面出来，不可能一千个人就直接创作成贝多芬。文化的领域要有一部分精英，但原动力已经衰退，才到了这地步。这是危机之一。

危机之二，价值系统在崩溃。从三百年前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不再标榜"现代"的，现代是有实践性的，我们叫近代化。三百年前开始发展资本主义、MQ思想、RQ思想、科学精神，都有共同的源泉，是丢开天主教的外壳，捡回了人跟上帝的直接关系，人有了信念。

神造人不是白造的，给你一定的权利，给你一定的智力。人类是平等的，所以不能压迫任何人，不能禁锢任何人，应当自由。

另外一方面，神的律在科学家的脑子中转化成自然的律，自然是先天存在的，其实和神的律是同一个事情。一定假定有先天存在的这个律，我们才有科学的上下寻搜，不然一堆混乱的话，怎么寻搜？

这个假设使得资本主义早期的人物，为了荣耀，为了彰显使命感，拼死拼命地干活，而且用"信用"这两个字来作为资本主义的基础，没有信用，银行没法借贷，没法投资，没法委托。

这次经济风暴的病根子是因为内心没有价值观念约束行为，所以掌权的那些CEO，不讲信用，不讲道德，以市场遮盖，大量地偷窃股东的财产，辜负股民的委托，以致股票买卖实际上变成虚假的赌博。股权已经分散到这种地步，流转这么迅速，股票本身不存在，变成赌局。掌握股权的无数小民，没有办法向公司行使主权，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股权在哪里，股民没有办法行使股权来或者监督经理人，经理人就无所恐惧，工作法规没有办法管他。

在1932年罗斯福实行新政的时候，有管束的法律，一整套法律保护劳工、约束。但是从二战后到今天，美国政权和财富结合，他们废掉了一条条的法律，再也没有防止不合法、不公平的法律。公众无法约束他，股权无法约束他，良心无法约束他。

面对今天瞬息万变的时代，国家体制要改变，社会结构要改变，改变成什么样子，不知道。最要紧的是，将来几十亿人共同拥有这一个地球，怎么活在一块，怎么相容，怎么再造一个互让、共存的人类社会？小到农村，大到全球，小到人员之间的争执，大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用什么价值标准来判断？这个是最严重的课题，今天我们正在转移点上，蜕变已经开始，有两种蜕变法。

蜕变是把旧的壳丢掉，变得更大更新，躯壳丢掉，蛇还是蛇，这是一种蜕变。这种蜕变不可能，这是大的崩溃，必须要有大的突破。突破应该是毛毛虫变蝴蝶，但蝴蝶是怎么出现，蝴蝶应当具有什么东西，我们大多数学术人士往往不去管它。学术界绝大多数人忙着写小论文，忙着搞升职，忙着搞项目，文化界忙着去点缀打扮，都是交白卷。大家应当寻找共同生活的一套价值观念：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丑，什么是美。这是最叫人担心的事情。

中国在这个时候，应当从传统里挖出一些东西填补这个缺陷，但是今天讲儒学的人，只抓其皮毛，不抓其精神。许多觉察以繁来文饰浅薄，以表面的口号文饰内涵。从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没有在这一部分精神的境界、文化的境界上下力气，尤其近几十年来的余悸未定，还在胆战心惊的状态之下，没人敢动，所以，不能单纯地说中国已经站起来了。

而在教育上，不是桎梏人的思想，不是圈住人的教条，而是要放手让大家自由思想。今天学术界非常显著地崇洋媚外，也非常显著地抱残守缺，这两者是相配而行的。抱残守缺又不能见全貌，所以崇洋媚外，取外面东西来填补，没有自发的精神，有聪明才智但是不敢放，不敢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解决自己的精神困扰和饥渴，这是值得担忧的事情。

所以，假如改革开放真有大义而为的政府，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放松人的思想，一定要放松资源鼓动民间的财富，也释放若干的资源，鼓励在学术界、文化界做寻找价值、重建价值的工作而我的目标是希望新的价值是以人为本，因为人是真实的。你可以否认别的，不能否认自己。你尊重你自己，你尊重别人投身给你的他，你也尊重别人投身给你看见的自己，一层层投射，可投射到无穷。以这作为一个美好、善良、正直、公平社会的定义的话，谁也不愿意不公平出在自己身上，推己及人，也许由此我们可以重建新的价值观念。

三、唐君毅：花果飘零

我没想到唐君毅先生的著作题名用了“花果飘零”四个字，他自是从儒家来讲天地闭之后的个人精神重建，我则恓惶惶的犹记三十年前，那场大屠杀之后“花果飘零”，有多少“知识精英”因为害怕被中共整成“长胡子精英”，而仓促离乡辞庙，漂流海外，三十年下来，已经辞世的就有好几位了。当年我也留下一文，留下了当年的恓惶——

三年前中国有一句调侃：“精英”不是在外头（国外），就是在里头（狱中）。套用一句台湾爱用的文雅用语，这大概也叫作“花果飘零”吧。飘零者，散落海外也。一九四九年有过一次大规摸“飘零”；没几年，“飘”到港台的，又陆陆续续往欧美“飘”。总之，凡“飘”出去的便渐渐被“里面”遗忘，如我辈（“文革”一代）对胡适先生除“美帝文化走狗”之外一无所知。这是一层。另一层是，据说当时“飘”出来的人，忽然听说“里面”好得很，连“文革”那时杀成一团，也浑然不觉，许多人又“飘”回去了，结果吃了很多苦头，又往外“飘”。

如今也是这样。不过相去三年，“里面”对飘零在外的“花果们”，已渐渐露出戏虐的意思，说你们前几年也“风光”够了，该轮着下一拨人“风光”了。港刊上也有了这样的文字：“曾几何时，前些年许多艰涩而红火的试验、颠覆，新进口的理论，才出笼的先锋，转眼纷纷已成过景黄花，寂寞得很了”。据说，也没人去附和官方的讨伐，只是大伙儿对“精英文化”已经厌了，如今热的是平民的俗文化和肥皂剧。再说“飘”在外面的人，也渐渐对“里面”生疏起来，摸不着感觉了，先是众口一词“天下将大乱”，继而又说里面“黄金滚滚”，不少人心里痒痒的又想往回“飘”了。

秋天在哈佛见到一些里面出来的朋友，大概都是搞学术的，个个声称不看报不问天下事，有的沉入考据癖之中；有的一派政治冷感，极言“中国不会变，谁死了也不会变”，好象特意要对海外求变心切兜头泼一盆冷水。

说起里面的光景，“毛泽东热”已是旧闻，什么“中华大家唱”、“易经”热、辞典热、“文化衫”变成“语录衫”、“唐诗今译”发行二十七万册、北大青年教师重注“十三经”等等，我都懵了。

一个月后又见到另外的朋友，却说起这几年里面“自由化分子”能做的唯一动作，就是反“左”，那艰难程度比起当初反“凡是派”还甚十倍，仿佛十年白过了，一切从头来，好不容易借了“邓南巡”讲话的“东风”，说来凄凉。我听了这些，忽然觉出自己已然是一个局外人了，再难“进入”中国去——我既很难冷漠，也很难为邓的讲话所激动，大概也不爱看肥皂剧和“唐诗今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