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来源：BBC
据世界新闻网7月9日透露：一名来自上海的中国男子徐泽伟涉嫌骇入美国电脑系统，义大利警方应美国要求，7月3日在米兰尔彭萨机场逮捕了他，美国司法部已要求引渡他到美国。美联邦调查局查明徐泽伟是中国的“骇客佣兵”，在上海一家电脑公司任职经理，因企图窃取德州大学正在研发的新冠疫苗资料，美方2023年11月发布国际通缉令追捕他。
无独有偶，2025年7月9日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SBU）网站7月9日发布信息，反间谍部门在基辅拘留了两名中国公民。他们涉嫌试图向中国非法提供有关乌克兰 RK-360MC“海王星”导弹系统的机密文件。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称，拘留的两名嫌疑人是父子，涉嫌收集乌克兰“海王星”导弹系统的机密文件，意图提供给中国情报部门。
同一天两起中共国偷窃他国机密信息的案件被曝光，足可证明中共国”爱国贼”现象之严重普遍。
偷盗的事情古今中外都会有，但是在中共统治下，偷盗从政府到民间并不完全是个不道德的词汇。
一，暴政之下，民众不以偷为耻
笔者曾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三年“共产风”大锅饭（1959年）前夕，一个对未来很迷茫的人问一个具有预测能力的异人：“你看这世道将来会是什么样呀？”异人不假思索地说：“你问我，我问谁，遍地都是贼。”到了大饥荒时期，人们才知道那异人说的话应验了。在土地收归公有、农民的锅灶等炊具被毁掉、没收，粮食被上交而吃大锅饭、饥肠辘辘、身体浮肿、饿殍遍野的惨况下，为了活命唯一的办法就是“偷”。偷玉米棒、麦穗、绿豆、黄豆、红薯、萝卜、白菜等一切可以充饥的东西。除了干部和食堂炊事员不需要靠偷活着，其他人几乎都得靠偷才能勉强活命。也有恪守“饿死不做贼”理念的，其结局就真的被饿死了。中共逼良为盗，罪莫大焉。
1980年代有个顺口溜，“国外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那时农民因为分田到户已经基本上没有偷盗风了，但是工厂还基本都是国营的，因此干部和工人无人不偷盗工厂的产品、原料或工具、材料，只不过工人是从车间拿，而干部是从仓库里拿。大家都不以偷盗为耻，不说偷而说拿，而且“不拿白不拿”是很多人的口头禅。整个国家都是共产党的财产，毛泽东时代甚至可以说都是毛泽东的，干部群众的“拿”也就没什么奇怪了。
到了九十年代，很多农民工到城里打工，干着很繁重的活也只能简单维持生计，万一遇到灾祸或者失业，生计无着，也不得不盗窃。有些省份的人收废品顺便把居民晾晒的衣服或户外的杂物也一并偷走，为此还给本省人背上了恶名。有些过不下去的青年民工甚至偷盗井盖卖废铁，不但害了别人，而且自己冒着很大风险还要费很多功夫赚取一点点谋生的本钱。
吃不饱饭的时代过去了，但在扒了寺庙、毁了佛像、烧了佛经、摧毁了传统文化，马列主义党文化统治了人的思想、物欲横流的中共国里，偷盗现象并没有结束。偷盗的人几乎遍及所有地方、所有领域、各个阶层。不仅山乡平原有，大小城市也不稀少，不仅文化层次低的穷人中有，文化层次高的富人中也有，笔者被冤判关在拘留所时就有一个拥有冶金专家头衔和两亿资产的人因盗窃名车被判刑10年（他自己不承认，但别人说是真的）。
二、中共及其独裁领导人才是最大的窃贼
中共国最大的盗贼是谁呢？当然就是曾经拥有至高无上权力那个人-—毛泽东。他偷了最大的东西中国大陆，偷了最大的权力国家主席。他还是偷奸、偷情、偷腥的高手，他搞的女人数量可能是古今皇帝、占山为王的土匪头子、最大的淫棍们都小巫见大巫、无人能望其项背的，其身边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写的回忆录中对毛泽东糜烂的私生活有详细描写。曾经崇拜他为他生下三个孩子的杨开慧在一个纸条上写道“毛泽东是政治流氓、生活流氓”。既然国家最高头目都是窃国大盗、偷奸高手淫乱头子，那全中国出现大大小小各色各样小偷大盗、偷奸淫乱分子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就叫“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全国上下许多人都不把偷盗财物、窃取权利、荣誉、美色视为耻辱，甚至反以为荣。于是，“偷窃”成了风气，盗取他国科学技术成果甚至是中共鼓励的行为。
中国进入世贸以后，经济逐渐发达，盗窃外国的知识产权也是一个重要的推手。不止民营公司没有版权意识，国营公司和事业单位也一样，而且由于中共舍得出大价钱，收买外国人当间谍盗窃尖端技术也屡屡成功。只不过原来中国还穷，外国人不计较，现在外国人计较了，就出现了不少抓经济或技术间谍的事情。
以下是窃取外国技术的一个案例。
丁林伟（Linwei Ding）窃取谷歌AI技术，2025年2月，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指控前谷歌工程师丁林伟窃取了1000多份与谷歌人工智能（AI）技术相关的机密文件。丁隐瞒了与两家中国科技公司的关系，包括一家北京人工智能公司和一家上海初创公司，同时伪装在美国工作。谷歌发现他从中国上传文件后报警，导致其被捕。丁面临七项经济间谍罪和七项商业机密盗窃罪的指控，涉及的AI技术可能用于加速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此案反映了个人通过内部访问窃取高价值技术的典型模式。
大公司盗窃知识产权以华为最为典型。华为名为民企，实则完全是中共的党企。华为不仅因为偷偷像伊朗出卖禁运品造成孟晚舟事件，而且还涉嫌窃取电信技术（美国，2010年代）。美国司法部在2019年对华为提起诉讼，指控其通过不正当手段窃取美国电信公司T-Mobile的机器人技术“Tappy”，用于测试智能手机屏幕。诉讼称，华为员工通过拍照、窃取设计图纸等方式获取技术机密，并将其用于自身产品开发。
中共国家级的盗窃知识产权方案则是“千人计划”。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多次指出，中国的“千人计划”被用来通过招募海外科学家和研究人员，获取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例如，2018年，美国指控一名参与“千人计划”的中国公民从美国通用电气（GE）窃取航空发动机技术机密，试图将其转移至中国企业。此类案件被美国视为系统性窃取技术的一部分。
三，当今中共国的偷盗更为猖獗
为了维持其统治，中共在全国安装了十亿以上的电子眼，加上民间安装的，平均每人头上好几只。在此严密监控下，普通的小偷小摸固然少了很多，但是更恶性的偷盗反而更加猖獗。最突出的就是偷孩子、盗器官。看看中国的各大寻人网站，每年都有上百万人失踪，相当一部分是永久性失踪。为了防止孩子被拐走，从小学到初中，几乎每个孩子都要父母或祖父母接送，高中生也大部分是这样。即便是如此严密的看护以及密集的电子眼，丢孩子的事情还是层出不穷，而且查看官方监控往往是坏了。因为官方的电子眼根本不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主要是为共产党的统治及官员本身服务的。
伴随人口失踪的则是盗窃器官。法轮功媒体常年指控中共从江泽民时期开始活摘其学员的器官。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及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所调查收集了大量事实证据证实存在过这样的迫害。后来这一罪恶行为蔓延到全国各地其他群体，尤其是青少年儿童。中国偶尔也能看到官方报道破获盗卖人体器官的犯罪集团。
但是拐卖人口和盗卖器官这样严重黑社会性质犯罪就像黄赌毒集团犯罪一样，没有中共官员当后台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为什么这类案件难以侦破的原因。只要中共坚持一党独裁，这种有官方背景的犯罪就不可能杜绝。
四，中共窃国由来已久
国共合作初期（1920年代）：中共通过加入国民党渗透权力，扩大组织和资源，“窃取”国民政府权力，最终导致合作破裂。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中共利用日本侵略扩张根据地，“窃取”了抗战胜利果实。
1949年通过承诺民主，窃取国家了政权。
可以说，历史上中共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窃国大盗，没有之一。
让我们看看中共窃国的具体行为
前期（1949-1978，毛泽东时代）
典型行为：窃取国家土地和人民财产。在中共建国初期（1949-1976），通过“土地改革”和“公私合营”、“合作社”、“人民公社”，大量私人土地、财产和企业被收归国（党）有。土地改革中，地主和富农的土地被没收并重新分配；公私合营则将私营企业逐步转为国（党）有或集体所有制。其后的合作化运动又把分配给农民的土地连同农民原有的土地都收归公有，加上城市土地所有权也明确为国有，共产党窃取了全国所有的土地。这一过程被中共美化为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系，但本质是是“窃取”私人财产归共党所有。
中期（1978-2012，改革开放至胡锦涛时代）
典型行为：“官倒”与国有资产流失。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双轨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导致一些官员利用权力进行“官倒”，即通过低价获取国有资源（如原材料、土地）并高价倒卖给市场获利。此外，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部分资产被低价转让给私人或关联企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流到中共权贵及其亲属私人手中）。中共通过所谓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窃取本应属于国民的财富存放到中共直接控制的国企，造成国强民弱。国企成为官员的提款机，而半数中国人每月收入低于1000元人民币，而2亿农村老人仅靠不到每月200元人民币苦苦挣扎。
习*近*平时期（2012年至今）
典型行为：反腐败运动中的权力与资源再分配。习*近*平上台后发起大规模反腐败运动（“打虎拍蝇”），查处了大量高官和国企高管，如周永康、徐才厚等。一些分析认为，反腐运动不仅是清除腐败，还涉及政治斗争和资源再分配。例如，查处的官员资产被收归党有，甚至部分资源可能被重新分配给忠诚于现领导层的团体。外界有时将此视为通过反腐名义“窃取”或重新控制权力和经济资源。
习*近*平通过中共内部不透明的斗争机制，窃取了党内独裁大权，再利用一党专制或者窃取了统治整个中国的独裁权。但是独裁者的野心是永远不会停止不前的。统治了全国之后，习*近*平又不惜摧毁香港的繁荣与自由，窃取了香港的控制权。现在又在谋求窃取台湾的统治权。可以说，习*近*平是继毛泽东之后又一位窃国大盗，但是历史发展到今天，可以断言，独裁者从人民那里窃取的一切权力，最终还是要连本带利交还给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