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在积极准备庆祝柏林墙倒塌25周年

很多国家，法律开宗明义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而有的国家，在这之前可能得先为政治服务一小会。但由于所有的政治，从口号上，又都致力于要做公平正义的化身，那么其法律的终极目标，自然也应该是为着公平和正义。

所以，公平正义与法律之间，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前者才是核心和本质。公平正义可以超越于法律，而法律却不能反过来妨害公平正义。本文所指的法律，包含政策、命令等其他一些具备法的品格的上级指令。

纳粹德国战败后，同盟国组织了一系列针对纳粹人员的审判。

1947年，波兰在克拉科夫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管理人员进行集中审判。审判涉及40名被告，包括集中营负责人、守卫和司机。结果，其中39名被判有罪，21人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唯一被判无罪的是曾在集中营中担任医生的HansMünch，因拒绝执行上级对犯人进行“甄别”构陷的任务，最终法庭确认他与发生在集中营的屠杀无关。在美国作家RobertJayLifton的《纳粹医生》一书中说，HansMünch认为“希波克拉底誓言远重于党卫军的命令”。

1963年，德国也于法兰克福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22位中下层军官进行了审判。

审判中，所有被告都辩称自己“只是服从上级的命令”，而且因为自己仅从事看管或甄别犯人的工作，并没有亲手杀人，故不能构成犯罪。法庭则没有网开一面。法庭宣布，如果被告是出于上级命令而杀人，或者虽然没有杀人，但是因为服从上级的命令，参与了集中营日常的管理运作，则必须承担谋杀共犯的罪名。而且，一旦被证明其间并非服从上级命令，而单纯出于自己的本意杀人，则会一律被判谋杀。

最终，11人被判处谋杀罪成立，其中6人被判终身监禁，另外11人被判为谋杀共犯，入狱时间不等。

这次审判为日后世界各国处理类似案件产生了极大影响。各国政府的立场趋向于一致：“服从命令”与“未亲手杀人”不再是洗脱罪责的借口，“服从即有罪”原则得到普遍接受。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界线。

1991年9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柏林墙守卫案开庭宣判。这次接受审判的是几个曾经柏林墙的东德守卫。两年前东德的克利斯偷偷攀墙企图逃向自由，被东德守卫亨里奇开枪射中胸部致死，成为倒在柏林墙下的最后一个遇难者。九个月后，墙被推倒。

辩护律师声称，这些士兵是执行命令的人，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不过这样的辩护并没有得到法官的认可。法庭最终宣判：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

法官这样对被告解释他的判决：“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卫兵之前就知道，即使东德国法也不能抵触那最高的良知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