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中共强制封锁的防疫政策，造成严重的人道灾难。图为北京天通苑小区被封闭的小区出入口处的保安。（大.纪.元;）

对于数年前那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你的记忆是什么？封城、口罩、“大白”穿梭忙碌的身影，随处可见的花圈、火葬场的滚滚浓烟、不绝于耳的哀嚎恸哭？的确，彼时的武汉像被死神张开的黑翼笼罩着，熟悉的街巷空荡如荒原，医院成了最拥挤、最令人绝望的地方：走廊里堆满病床与氧气瓶，呻吟声与呼吸机的嘶哑混合交织。有人晕倒在挂号窗前，有人在病房门口痛哭，求一张床位，却换来“已满”的冰冷回应。更令人心碎的是，120急救电话一直未能接通，“市长热线”始终占线，许多病人等不到确诊，等不到救治，在家中孤独倒下，人命成了数字，真相成了禁忌。恐惧之外，还有愤怒与压抑：一位疫情的“吹哨人”试图说出真相，却被训诫警告；一群穿着防护服的“白大褂”满大街抓捕突破疫情封控外出的市民；一本反映武汉真实疫情的“方方日记”被中共封杀；一组组唱好不唱衰的新闻报导试图粉饰太平，蒙蔽一双双探求真相的眼睛。封城、封路、封楼，“封”嘴，人们被隔绝的不只是空间，还有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情。

我，熊辩，一名土生土长的武汉人。身处“风暴眼”，以上固然是疫情的印记，但回想起切身经历，它留给我的更多是无法愈合的伤疤，是刻骨铭心的殇痛……

2022年10月下旬的一天，已有6个多月身孕的妻子突感腹痛难忍，彼时正值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局部爆发，武汉实行部分小区封锁，普通市民的出行受到中共严格封控，被迫囚禁于家中。我随即与小区值班保安、民警沟通外出事宜，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但沟通无效，医院急救电话一直占线，妻子的情况紧急，容不得半点迟疑，看到她痛苦的表情我再也无法忍受，不得已强行拆除戒严板以便尽快将妻子送往医院，也因此举与值班保安、警察发生了激烈口角冲突，随即被两名警察带上警车，上车后被带上手铐前往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分局后湖派出所审讯室。在审讯室，警察说我犯了寻衅滋事罪，我据理力争，两名警察将我带至一没有监控的小房间，对我进行轮番讯问，扇了我几耳光并朝我的腹部踹了几脚，强行让我签字画押、承认所犯罪行，我仍不肯签字，几小时后，警察便把我带入一地段偏远的看守所。看守所阴暗潮湿，每天仅提供极少量、伴有一股馊味的两餐餐食，对我反映的因餐食变质导致严重腹泻症状，看守所警察毫不理会。他们对我的伤害远不止于此。进看守所第一天，警察再次让我承认所犯的“寻衅滋事罪”，我矢口否认，两名警察二话不说便用枕头垫在我的胸口处，用警棍击打我的胸口。在经历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并交纳了1000元的罚金后，11月12日，我收到可以离开看守所的通告，并被告知：1年内不得离开武汉市，随时接听警察电话并配合做好警察一切需求性工作，否则将随时再次拘捕我。自10月26日被带入审讯室至11月12日恢复自由身的17天里，我遭受了辖区派出所警察的盘问、辱骂、殴打等非人道的精神和肉体的伤害，是我有生之年最黑暗、最无助的17天，是我为人的尊严被碾压得粉碎的17天。

而11月12日回到家后得到的消息更让我崩溃：因医院刻板遵守患者需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结果入院要求，且并未给予孕妇这一特殊群体特别照顾及便利，妻子未得到及时治疗，在等待做核酸的过程中出现大出血症状，6个多月的胎儿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妻子伴有严重失眠，时常喃喃自语，出现明显的抑郁症状。而我后期的上访维权之路也是异常坎坷：先后打“市长热线”电话，去武汉市信访局反映遭遇，均不了了之。更令人不可理喻的是，正当上访维权不承想被警察盯上，在我从信访局回来后不到一周时间被再次带入后湖派出所审讯室。从一大早八点不到一直待至凌晨两三点钟，近20个小时里我滴水未进，被多名警察轮番盘问上访原因、目的，严词对我进行威胁、辱骂，辱骂之词不堪入耳，直至被强行签订了不再上访的相关协议才回家。

如今再次回望此次疫情，悲恸、愤懑的情绪在心头翻涌：普通民众因中共封控收入中断、生活不便，甚至失去生命，此绝非天灾，而是人祸，是中共对信息的封锁，对百姓生命的漠视，对真相的敌视酿成了无数家庭的悲剧和社会创伤。我的经历是一面镜子，折射中共的统治从来不是为民，而是为权。它以维稳之名压制自由，将党性凌驾于人性之上。新冠肺炎疫情是中共冷血体制本质的一次深刻彰显，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的灾难不是病毒，而是人民被剥夺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生存的尊严。

历史不会原谅冷漠，人民不该永远被奴役。希望同胞们能真正觉醒，拒绝沉默、拒绝屈服，抚平伤疤同心前行，让民主、人权之光照耀大洋彼岸的家国，唯此，灾难深重的国家和人民才有可期待的光明未来！

疫之殇，不会忘、不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