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郭的家庭在文革中所受的打击，就更惨了，简单说就是付出了两个儿子的代价。笔者以为，这是因为毛考虑再三，觉得直接拿郭本人开刀不太妥，但又不能让他“逍遥法外”，故釆取“曲线报复”的办法，在江青主持唆使下，由红卫兵出面将郭的儿子用来“顶罪”。

第一个“顶罪”的是郭民英，是郭与于立群生的第三个儿子。

郭民英自小有音乐天赋，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他随身携带一部小收音机，为的是听音乐、学音乐方便。文革初始，此事即被同学检举揭发，一些人直接上书给毛泽东说郭民英搞“特殊化”，并有里通外国之嫌。此信竟然被刊登在《内参》上，可见“顶层”对此非常重视。郭民英受到重大压力，一气之下，放弃了音乐，去了部队，去浙江前线当了一名海军士兵。据知情者说，民英在部队表现很好，被当作“接班人”培养，已被接纳为预备党员。但后来知道郭沫若受到批判、冲击，郭民英的处境急剧恶化，就在讨论他入党应否转正之际，郭民英于1967年4月7日突然“自杀”身亡……。其兄郭世英去部队料理弟弟后事，问到其弟的死因，部队的人说是郭民英患了精神分裂症所致。世英说：“我才不信呢！”但却没有其他方面的证据，郭家也不敢追究，便只好默认“自杀”。不过可以推断，这样一个有着强烈上进心才二十出头的青年人，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是决不会“自杀”的。

其时江青、康生正对郭沫若紧揪不放，这很可能得到毛的示意，否则他们是不敢的。江、康的醉翁之意不在郭，目的是将与郭有密切关系的周恩来牵扯出来，一并清算。而郭民英之死更可能是毛、江打击郭沫若计划的一部分。

接下来第二个牺牲品就是郭民英的胞兄郭世英了。世英是郭沫若与于立群所生第二子。

文革时郭世英是北京农业大学学生，“农大”中有一伙受到江青操纵的反周恩来的红卫兵，他们在1968年4月9日将郭世英绑架，情势非常危急，恰恰第二天郭沫若要参加一个由周恩来主持的活动，郭世英母亲于立群便恳请丈夫将郭世英被绑之事面呈周恩来，请求周出手救援。次日，郭沫若按时参加会议，而且就坐在周恩来身旁。然而这位已经被吓破了胆的可怜虫父亲，硬是将儿子的生死之事埋在内心，任凭它在内心倒海翻江也不敢向周恩来吐露半个字！结果在郭民英被绑的第3天，因不堪酷刑折磨而跳楼身亡，临死也没有松绑，身上的伤痕触目惊心。此时是1968年4月12日，即其弟“自杀”的刚好一年之后。

可以想见于立群对这个丈夫的怨恨和失望！其实此时周恩来仍然有一定实权，只要郭向他开口，周决不会置之不理。后来周恩来得知郭世英死讯后，亲自到郭的住所前海西街去吊唁。又两次派人调查此案，但终因对方的后台“硬”，调查无果而终。

尽管受到如此残酷打击，付出了如此代价，毛仍然不肯完全放过郭班头。

1973年7月4日，毛在一次讲话中突然旧事从重提，说起郭班头的《十批判书》中对孔子的赞扬，对秦始皇的不敬，即席作打油诗一首以戏之：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虽说语近戏谑，然而君无戏言，其中暗含杀机，令人震颤。郭班头记得很清楚，就在文革前夕的1963年3月，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点名说：吴晗、剪伯赞“他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就这么轻轻一句话，一个在文革开场时便命丧黄泉，一个在饱受屈辱和皮肉之苦后夫妻双双“自绝于人民。”如今毛又如此说自己“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这是性质相似的话语。郭得知后怎能不彻夜难眠？！

亊情还有后续，一个月后的8月5日，另一首由江青记录的名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毛诗“改定稿”送到了郭的面前：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之事要商量。

祖龙魄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遵行秦制度，《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郭知道，按常规，只要是被毛点名批判之人，只要他人在大陆，就在劫难逃了，轻者打入另册，重则性命不保。不过，郭旋又看到，毛在开头还称他“郭老”，似乎还恋旧情，或许看在他多年为其不遗余力歌功颂德的份上，能够对他网开一面，只是将他戏弄－番罢了。

毛暂时没有后续动作，郭班头提着的心总算逐渐安定下来。可没有想到，惩罚还是来了，而出面惩罚他的正是他苦心孤诣歌颂的江青女士。1974年1月25日，中央直属机关召开“批林批孔”万人动员大会，郭沫若事前接到必须全家到会的通知，他知道非同小可，只好抱着病体到会。果然此次叫他来是充当反面角色，大会上，江青当着万余中央干部及郭的家人的面，两次点名叫郭站起来，这个年届八旬的“郭老”只好像小学生一样报到，站着听训。江青不是一般地批评他，而是当众宣读毛泽东那两首批郭的诗，外加无情的申引批判。可怜的郭班头此时无地自容，恨不能如孙行者钻入地下。事后，郭的病更严重了，住进了医院。

我们知道文革中很多事情毛自己不出面，叫江青代行旨意，打先锋，如整死刘少奇、陶铸均是如此。正如后来在审判江青时她自己所说的，她只是毛的一条狗，毛叫她咬谁就咬谁。所以，后来那些将对郭沫若的迫害归咎于江青或“四人帮”的说词，完全是故意栽赃，为毛开脱。

其实，郭氏虽然人格卑污，但对毛确是忠心耿耿，亦步亦趋的，甚至到了不惜自辱人格，主动充当弄臣、小丑的地步。对于这样一个超级奴才，毛都不能容忍，仅仅因为他在二十年前写过一篇他不喜欢的文章。由此可见毛的刁钻、刻毒、阴损，堪称前无古人了。

令－般人绝对想不到的是，在毛面前如此奴颜婢膝、形同叭儿狗的郭沫若，当年作为“桂冠诗人”却是何等的豪情满怀，不可－世。下面引郭写于1920年的－首诗：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切星球来吞了，

我把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是－切星球底光，

……

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

（《天狗》）

何等高傲，简直气吞宇宙！看起来－个十足的“大我”，颇有毛领袖当年“我即宇宙！”的气概。只可惜这个文人的“大我”碰上暴君的“大我”，立刻就变成了一只漏了气的气球，天狗化作了－只叭儿狗。不过郭诗人当年将自己比喻成－只“狗”还是很正确的，即使是“天狗”也是狗嘛，具有狗的天性，如对生人、外人凶狠无比，对主人则无限忠诚，惯于摇尾乞怜。后来郭诗人的这种天性在毛领袖面前表露无遗。即使付出了两个儿子，即使本人也遭到无情的打击、羞辱，他对毛仍然忠心耿耿，无半点怨言。临死前仍然嘱其家人：“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按照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很少犯错误。”

郭氏如何从一个气傲如山、睥睨时流的“狂士”变成毛的一个弄臣、小丑的，这确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这种巨大的角色反差是怎样形成的？内中蕴含什么妙理？笔者以为，这种“郭沫若现象”，不能简单用毛的暴虐酷毒和人的贪生怕死来解释。当然，暴政造成的恐惧是重要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如郭沫若者流，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曾面临坐牢、杀头的危险，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左倾分子被国民党“明杀”或“暗杀”，但他们没有屈服，仍然阻挡不了后来者前赴后继。可见暴力之外还有其他因素。

窃以为，首先是，这些人都有“把柄”操在毛之手，除了“忠于”毛，别无选择。比如，当时所有在大陆的中国人都曾在公开场合表示过永远跟毛走（干部和共产党员就更不用说了），都在不同场合公开发表过反蒋、反国民党、反美，后来是反“苏修”的言论或文字，铁板钉钉。所以，只要加给他们投靠蒋介石、国民党，投靠“美帝”、“苏修”的罪名，或者反毛、反共的罪名，对方就只能低头认罪，只能辩护其“罪行”的有无，而不能反指事情本身的对错。可怜全中国人被毛一人绑架、裹胁，全都成了“人质”，除了跟毛走、别无他法。

其二是，毛政权可怕的株连九族法。株连法在中国皇帝专制时代广泛使用，但帝制被推翻后就被废除了。可是在毛当政后得又捡起了这条恶法，并加以空前的发扬光大。一旦有人陷入了毛的“敌人”的境地，其配偶离婚、子女登报声明脱离父子（母子）关系都是很正常的事，因为不如此，就将受到可怕的株连。另一方面，当事者一旦濒临绝境，知道自己无生还的希望之后，其人性本能促使他（她）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不要、或尽可能减少对亲人、后代的株连。这时执掌刑律的当局便与你作交易：只要你表示认罪伏法，最好在临刑喊几声“毛万岁”，将大大减轻对你家人、后人的连累。这种交易能够不做吗？多数人是愿做的。

其三是长期愚化、奴化教育造成一般人对对毛的迷信和绝对顺从心理。也就是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发言所说的：被国民党杀了不要紧，被共产党杀了还要遗臭万年。这种自我奴化、愚化，与在帝皇专制时代，接到皇帝要杀头的圣旨时，还要说：“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万岁”完全一样。

除了以上三条之外，像郭沫若之流还有他的个人因素，这就是前面讲到的郭氏为名为利所累，已习惯于趋炎附势，投机取巧，出卖良心，他把一切、包括灵魂都交给毛了，对毛已经死心塌地，己经无法回头，所以对其只能忠顺到底。综观郭之一生，青年时代不失有一种意气风发、狂放不羁的时代反叛精神；中年则转化成全力追求名利之徒，但还披着一件“浪漫”的外衣；到了晚年，名利已经到手，便将全部心力用在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上了。加上其人格、本性的弱点，便做出了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不顾廉耻的投机取巧、见风使舵、谄媚取宠的丑态。

扩而大之，郭的上述性格也反映在他对其他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毫无主见、随风倒的态度上。比如，对落难的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他紧跟着“变脸”，落井下石；华国锋登上了“接班人”的宝座，他便歌颂华“英明领袖”；“四人帮”垮台后，他又跟着痛打落水狗了。总之，这时的郭已经看不出还有自己的人格，自己的是非，当权者的是非、爱憎就是他的是非、爱憎，他“唯权是拜”，“唯权是主”，谁当权、谁就是他的“主子”、“恩公”。正由于郭对权力绝对顺从的奴才相，所以各个时期的当权者也就对他网开一面，让这个郭班头得以寿终正寝。

记得齐白石曾画过一个不倒翁，并配诗一首，诗曰：

乌纱白帽俨然官，

不倒原来泥半团。

忽然将汝来打破，

通身何处有心肝。

这可能是郭某人最好的写照了。然而你很难相信，正是这个郭沫若却说：“我平生最恨的就是虚伪与做作”。看来郭班头太“谦虚”了，从其所作所为来看，他其实早就可以获得一顶“虚伪与做作大师”的桂冠。谓予不信，且看其在文革后期的几首“佳作”：

其一曰《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十周年》（1976年5月16日作，这时毛尚在）：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

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

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

莺梭勤织锦，茁茁新苗壮，

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

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

“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

地动走雷霆。

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可惜就在当年的9月9日，“挥巨手”的毛死了。郭某立即加入为毛哭丧的行列，刚好《诗刊》向其约稿，郭于是立即写下题为《毛主席永在》的七律二首。诗刊的编辑展稿一看，赫然映入眼帘的第一首第一句是：“伟哉领袖比爷亲”。编辑们的眼睛瞪大了，一时不知所措，他们知道，郭比毛还大，现在居然叫毛为“爷”，虽然他自愿当孙子，但公开发表合适吗？……终于编辑们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只刊发其第二首，将这“比爷亲”退了回去。真得感谢《诗刊》的编辑们为中国人避免了一次令全民“蒙羞”的“事件”。（后来郭“从善如流”，将这句改为“伟哉领袖万民亲”，将其在《人民文学》上发表。）

又不到一月，“四人帮”垮台，江青等毛的嫡传被捕。善于“观风”“变色”的郭班头立即写下又一首“水调歌头”，不过，其主旨和立意与五个月前那首完全相反：

《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1976年10月21日）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

扫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梁。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你看，他当年衷心赞美的江青，不但变成了“白骨精”，还“迫害红太阳”！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后来在郭的追悼会上，为其致悼词、盛赞郭班头一生丰功伟绩的，正是被他骂作“螳臂挡车”的“走资派”邓小平！而且邓大人不久又取代华国锋登上了中国“一把手”的宝座，可惜这时郭班头已经入住八宝山，不然肯定又有更加精彩的“颂邓”佳作供我们欣赏，真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