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萧乾妻子文洁若讲述：艰难的文化旅人

萧乾一直认为，一向谨小慎微的他之所以被打成右派，完全是上了某个人的当，换句话说，倘若不是某个心怀叵测之人挖空心思“引蛇出洞”的话，他完全可以躲过1957年那场席卷全国的大风暴。那么，这个把萧乾从“洞”中引出来的人是谁呢？萧乾在其回忆录中给了我们足够的暗示：

我家一向烧炭饼，可1956年冬天，忽然给送来三吨阳泉煤。我以为送错了门，一看，发票上写着“萧作家”，才知道这是新的身份为我带来的特殊待遇。洁若捧着一块在手里，说这可是金子般的宝贝，烧起来火苗旺，又不臭。

阳泉煤来时是“福”，以后却成为洁若的“祸”了。此是后话。

升值的高潮是首长三次找我去谈话，非要调我到一个不祥的单位，到一个不少人栽过跟头的刊物，去当三名副总编辑中间的一个。我婉言谢绝呀，苦苦哀求呀，怎么也不中用。最后，为了怕给人以“不识相”的印象，我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可我的客卿身份交代得很明白：既然已经给了我“专业”待遇，每星期只消抽个下午去点个卯罢了。（《萧乾回忆录》）

萧乾所说的“不祥的单位”，就是《文艺报》编辑部。一年后，“反右”开始，《文艺报》主编和除萧乾外的其他几个副主编都安然无恙，唯独萧乾成了被引出洞的“蛇”。原因何在？萧乾的理解如下：

在国外，一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要我谈谈那个由三位党员及我这唯一的非党副总编辑领导的刊物，在1957年“反右”开始时，罪责怎么会全部落到我一人头上的呢？当时，我拒绝了答复。如今趁着还有活见证，我想在此谈一下经过。

1957年5月底的一天，作为刊物主编的那位大干部把我请到他那间古雅的书房里，满面春风地对我说，他知道我参加那刊物是十分勉强的。所以到任后，尊重我的意向，每周只占我两三个小时，开开会，旁的尽量不麻烦我。可现在，一个党员副主编身体不适，要在家休养一段时日，另一个要到全国各地转转，而且连他本人也想暂时休息一下。要我在这个当口担任一阵子“执行”副主编———所有稿件可以直送印刷厂，连他都可不看。事实上，没有一篇我发的稿子不先送他审阅。这期间，他倒真发过未经我寓目的稿子。

天哪。我再聪明也不会意识到个中的圈套。“文革”期间，从小报上我才晓得这是在他从党内得知要发动“反右”斗争之后，他轻而易举、顺顺当当地就把我这头替罪羊的脖颈套上了。在批判我的大会上，他大言不惭地说：“我是引蛇出洞！”于是，他自己成了“反右”英雄。

及至我觉察出上了当，已悔之晚矣！（《萧乾回忆录》）

萧乾笔下的“首长”、“作为刊物主编的那位大干部”到底是谁呢？查一下《文艺报》的历年主编，不难找到答案，但那毕竟是推测。好在萧乾夫人文洁若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她在一本名为《生机无限》的书中告诉我们，那位劝萧乾去《文艺报》当副总编的“首长”是张光年，那位要萧乾当一阵子“执行副主编”的“大干部”还是张光年：

乾刚回京，作协的另一书记、内定改版后《文艺报》的主编张光年就来到我们家。30年代，干与他虽然同在上海，但未谋过面。这位主编是以串门聊天的姿态来的，起初甚至不提《文艺报》改版的事。由于他住在与我们相距咫尺的北屋里，我们私下里称他作“邻居”。那阵子他几乎天天来，而且一坐就坐到深夜。我还在歇产假，就睡在用书柜遮住的床上。保姆和娃娃则在其他屋里。“邻居”并未理会屋里另外还有人，我却什么都听得一清二楚。

不久之后“邻居”就亮出来访的意图。干仍旧坚持不改初衷，理由是自己不懂理论，又一心一意想搞创作。经过多次的死磨活磨，干终于有点被感动了。“邻居”保证他去了之后，每周只参加一次不超过两小时的编委会，其余时间完全可以自己支配。甚至说，一旦刊物上了轨道，他照样可以去开滦。真是苦口婆心，仁至义尽。

他们就像在拉锯：一个劝，一个婉言谢绝。

功夫不负苦心人，“邻居”硬是迫使干答应下来。（《生机无限》）

笔者认为，一开始，张光年苦口婆心劝萧乾出任改版后的《文艺报》副主编，根本不是为了“引蛇出洞”，因为那时还在1956年，人人都不可能预料到1957年的那场风暴会横扫中国，张光年也不例外。那时候的张光年苦劝萧乾加盟《文艺报》，不过是为了响应政府当时的号召，因为那时的毛泽东和中央十分看重民主人士，希望更多的有名望的民主人士能担任一些重要职位。说得通俗一点，张光年放下架子劝萧乾不过是为了赶时髦，当然，不能排除张光年这样做是带有私心的———能把萧乾这样有名望的党外民主人士拉到《文艺报》，表明了他是有工作魄力的，是能够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