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凯生于1946年，生前曾担任中国《人民日报》社驻深圳记者站站长及《海南日报》总编辑。此外，他曾为自由亚洲电台担任过多年的特约记者。(程凯家属提供)

深圳现在是人口超过一千七百万的特大城市。在广州与香港之间建一座特大城市，完全没有必要，也不是梁湘、吴南生等深圳特区开发者的本意。按照深圳市和广东省特区办公室规划，深圳特区三百六十五平方公里范围内，人口控制在五十万到一百万之间。梁湘开拓特区，不在于盖起一片高楼，造就一座繁华城市，而在于：深圳特区的开拓，为闭关自守的中国，打开一扇窗户，让人们可以透过窗户向外张望，呼吸窗外吹进来的新鲜空气，甚至把窗外的人请进屋里，听他们讲述外面世界的故事，从而推动实现国家体制的变革。

现在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事，当年以梁湘为首的经济特区开拓者，却是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深圳特区诞生之初，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攻击，便是被指控为是丧权辱国的“租界”。

1982年元旦刚过，特区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丁励松把我叫去，说请我报道新成立的一个写作班子，这个班子的任务是为特区总结经验。他告诉我：写作班子是按陈云的指示精神而组建的。

我一时愕然，特区建立只不过一年零几个月，一切才刚刚开始，深圳那一片荒芜的土地，正等待开发，怎么就急急忙忙地总结经验呢！

丁励松告诉我事情的原委：

1981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举行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在会上专门就特区问题讲了一番话：他说：“广东、福建两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城市在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广东、福建两省的特区及各省的对外业务，要总结经验。现在还没有好好总结。”他强调“既要看到特区的有利方面，也要充分估计到特区带来的副作用。”

一听就明白，陈云要向特区发难了。总结经验是虚晃一枪，陈云的本意是：“不能增加”新的特区，要“充分估计到特区带来的副作用。”

秦文俊、丁励松等省特区办的几位秀才，躲进深圳新园招待所，绞尽脑汁，苦熬了十几天，写出了一篇总结经验的报告，送交陈云副主席。作为对总结报告的回应，陈云抛出了一篇文章《租界的由来》。

《租界的由来》发表于《解放军报》，由上海《文汇报》转载。该文一千多字，斥责当年晚清政府让帝国主义在中国国土上建立国中之国租界的卖国行为，文章的矛头直指划出一块地方引进外资，并给外资企业以经营自主权的经济特区。

文章在深圳引起了极大的困惑和恐慌。办经济特区与卖国画上了等号，文章发表后，有人将梁湘比作晚清推动洋务运动与外国签订条约的李鸿章。“特区”即等于“租界”，特区领导等于李鸿章，这在政治上置经济特区于死地的结论，令所有的特区工作者胆战心惊，人们对特区的合法性和特区的前景充满了忧虑。许多热心的特区建设者裹足不前了，许多前来考察的外商打消了他们的投资意向。

将“特区”与“租界”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扯在一起，是我所见到的中共党内保守势力对新生经济特区的攻击中，最为荒唐、武断、浅薄的理论。甚至谈不上什么理论，只是出于偏见与无知，必欲扼杀这个新生事物于摇篮之中，已到了急不可待、口不择言的地步。

“租界”论出笼后不久，一个打击经济犯罪的浪潮又向着特区铺天盖地而来。在深圳，凡与外商接触者，皆有经济犯罪的嫌疑。当时，运用深圳的特殊政策引进外资成效卓著的电子工业部驻深圳的第四分部经理，便因“走私”、“贪污”等罪名，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直接插手下，锒铛入狱了。

陈云抛出“租界”论，是经济特区建设之初，第一回合斗争。陈云从未到过经济特区，只派他的夫人于若木到深圳。于若木是营养学专家，她不是到特区考察营养学。她两次到深圳都住在银湖中心，频频找人交谈，谈些什么不得而知。

那时，全国上下都在惶恐不安地注视着刚刚诞生的深圳特区。中国共产党内部，对它的否定多于对它的肯定，对它的扼杀多于对它的支持。一些内地的老干部来到深圳，痛哭流涕，指责道：除了罗湖桥头的五星红旗，深圳已经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啦，这是用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地方啊，你们却让外国人和资本家进来，剥削我们的同胞，这是明目张胆地复辟资本主义，让中国重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然而这些老干部痛哭流涕后，便急切要求深圳市政府为他们开一张边防通行证，托人换一些港币，直奔香港与深圳共管的沙头角镇，到中英街港英那边的商店，超量购买产自资本主义的商品——新款服装、尼龙丝袜、折叠伞、速食面等等。

“租界”论，在特区建设的最初十年里，一直是个阴影，笼罩在改革、开放与经济特区的头上。直到1992年7月23日，陈云发表文章，悼念去世的李先念。文章说：“先念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和不断探索和解决新问题。”陈云的这篇文章，算是对经济特区有了重新认识，但此时他对特区的干扰已长达十年之久。

人们很难想象，梁湘那几年是怎样承受了这巨大的政治压力，但他没有退却，硬是挺过来了。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梁湘在巨大的压力下，提出“小政府大社会”的构想，缩小政府权力，将政府的职能由“管制”改变为“服务”。1985年，梁湘在赵紫阳的支持下，与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联手，着手将香港的司法与行政管理体制移植到深圳。如果实现，深圳便成为中国首座不设人大与政协的城市，而以完全独立于行政体系的立法会、最高法院、廉政公署取代。我曾经参加深圳与香港新华社的高层小范围、高度保密的就移植香港体制举行的讨论会，为与会者的大胆设想和规划感佩不已。可惜，梁湘1986年5月被免职，人去政息，此事便没有了下文。

梁湘为了推行他的“特事特办”的方针，从中央到地方，也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他从未主动攻击任何人，都是在招架别人的攻击，在被迫自卫时与攻击他的人结下了怨恨。国家计委有位委员叫勇龙桂，是陈云的马仔，“鸟笼经济”的吹鼓手，专门来深圳发难，他在深圳市委汇报会上，阴阳怪气，横挑鼻子竖挑眼。不过梁湘也没给他好脸色看，毫不退让的回击他的责难，让他在深圳碰了一鼻子灰。我还曾看见，在1984年举行的特区工作会议上，梁湘舆国务委员、国务院特区办主任谷牧为深圳是否基建规模过大，是否该整顿的问题，发生激烈争论，大家都动了气。老牛也有发火的时候，我当时为梁湘捏了一把汗。

梁湘在深圳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是他率领特区开拓者独立完成的。当梁湘和深圳特区面临艰难局面，甚至走到生死存亡的关口，人们没有见到邓小平站出来，为梁湘和深圳讲过一句话。了解中南海诡秘政治的人都明白，邓小平不把对深圳的支持付诸于行动，是为自己留下回旋的空间：如果深圳成功了，那是他的功绩；一旦失败，他可全身而退。唯有当深圳的改革连保守势力也不得不认可，人们才听到“一位老人在南海画了一个圈”的歌声乍然响起，听到他开口讲：“深圳是我的实验。”

1985年下半年，梁湘下台了。这一年他六十九岁，中共中央免去他深圳的一切党政职务。他因“超龄”而被免职，两年后，却又以七十一岁高龄，出任海南省长。

取代梁湘担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是谷牧的儿女亲家李灏。这一安排是谷牧对李灏的酬庸和补偿。李灏是广东电白人，曾任谷牧的秘书，后升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谷牧的儿子是京城有名的恶少，有一天偷了一把枪玩，走火打死了李灏的儿子，谷牧为补偿对李家的歉疚，便让自己的另一个儿子娶了李家的女儿，继而又行使自己对特区干部的任命权，安排李灏取代梁湘，担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灏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梁湘“四个为主”的特区建设方针，改为“压、抓、上、求”，即“压基建、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无论什么人一看就清楚，李灏的方针，“特”字荡然无存，适用于任何城市建设，哪里是特区的建设方针！李灏干的第二件事是，将深圳市政建设规划预留的城市绿化地，大片批给了邓小平的女儿邓榕等中央权贵子女，废弃了梁湘确立的“规划就是法律”的信条。几年后，李灏攀上了邓小平，谷牧退休，李灏便将谷牧一脚踢开，让女儿与谷牧的儿子离了婚，算是报了杀子之仇。

自从深圳没有了梁湘，他的继任人李灏就把深圳变作只是一座城市，而不再是经济特区了。深圳经济特区从那时起便由发展走向衰亡。

其中的一个标志，就是在深圳特区创建三十周年的之际，拆除将特区与内地分隔的“二线”。

“二线”又叫深圳特区管理线，于1985年3月建成，全长八十四点六公里，用高达3米的铁丝网将特区与非特区隔离，进入特区要经过二线上设立的关口，出示有效通行证。二线是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特事特办了的历史见证，兴建二线，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管理特区，更有利于特区外引内联，为外商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利于在特区内实施特殊的经济政策。但二线建成不久便遭到国内各界的强烈反对，不久便形同虚设。2018年1月6日，国务院同意广东省《关于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的请示》，二线正式被拆除。二线迟早被拆除，但那应该是在整个中国都推广实行特区的成功实验的时候。此时拆除，其象征意义，只能是宣布特区再也不存在了。因此，拆除“二线”，可视作深圳由“特事特办”的特区，变成了与中国其他城市并无区别的象征。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论断：深圳作为一座城市仍在发展，但作为经济特区已经衰亡。

同样走入衰亡的，还有珠海、汕头、厦门特区。

（六）

深圳特区创建之初，我经历一些值得记述的事情。

其一：从香港来了“第一个吃螃蟹人”。

深圳特区有一家竹园宾馆。竹园宾馆是深圳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也是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投资的外商是香港妙丽集团主席刘天就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