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月间的一个深夜,窗外寒风瑟瑟,有友人突然打来电话,说是张光直先生故去了。虽说已经好几年和光直先生没有过从,但他的身体不好,而且每下愈况,我倒是从不同渠道听说了。他的这个病是很折磨人的,听说后来在台湾还动过脑部手术,而效果并不理想。可是没有想到在这个冬天也就真的走了。
我是个十分疏于交往的人,离开哈佛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便不得不为稻粮谋,与学界渐行渐远。尤其后来光直先生被李远哲请到台湾去作中研院的副院长,我便感到更是隔了一层。在得知他从台湾又回到波士顿之后,我曾几次萌生出要到光直先生处走动一下的念头,但马上就又被疏懒和惶惑打消了。
直到一月间后来的一个晚上,剑桥语社假哈佛燕京的一间会堂召开纪念光直先生的活动,在会上听到光直先生的许多旧雨谈及他为人的豁达和不拘一格,我这才有了不少悔意,觉得实在不应有那些顾虑,真是应该在他生前多去看望病中的他才对。如今他走了,天人永隔,我对此将只得抱憾终生。
光直先生是从台湾到美国求学,然后在哈佛做到终身教授;而我则是来自大陆,一九八九年底才第一次有幸到访哈佛。我们的交情似乎应该从这时才算开始,其实也不尽然。
尽管光直先生原籍是台湾板桥,但他出生在北京,小学和初中的少年时代都是在北京度过的。他是高中上了不久之后才随父母回到台湾去,而那已经是一九四七年以后的事情了。凑巧的是,他上的小学与我竟是同一个学堂,只是前后相差了二十年之久。他的班级老师当年还是个年轻的女士,到我上小学的时候已经是白发斑斑的校长,而且桃李满天下,闻名遐尔;他的地理老师原来是个初出茅庐,面有羞色的青年,可是到我聆听这位先生口若悬河地授课时,尽管他仍旧是声若洪钟,但已年近花甲,而且是学校里德高望重的人物了。
不过,我原本并不知道有光直先生这样一个事业卓然有成的校友,而且后来还会一见如故,相知恨晚。在结识光直先生之前,我是偶然通过电视里的一则报导而发现和光直先生的这桩缘份的。
那还是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中国大陆刚刚门户开放,光直先生大约是最早由美国到访中国的人士之一。大陆的百姓苦撑苦熬了十几二十年,到了此刻国门洞开之后才忽然发现,希望的田野原来在水深火热的彼岸早已略约看到。那是一个惊讶与悔恨齐飞,艳羡共懊恼一色的年月。一罐可乐饮料、一支港台歌曲就足以倾倒无数原本为理想献身的英雄。美国的访客有如外空来人,众星捧月,于是便有那些乖巧伶俐之徒招摇过市,竟然也就能够所向披靡,风光无限,其中又不知生出多少不足向外人道的笑话。
可是在差不多整日都是报导无数世界名人访问中国,接见、吃饭、游览、吹牛的电视节目中,我却意外看到一条新闻,是美籍华人著名学者张光直教授看望旧日小学教师陶淑范的消息。并且中美交往中断几十年,一旦通邮之后,光直先生立即致函母校,叙旧言欢。或许是因为我也曾在这所小学就读的缘故罢,所以分外注意了这件事。确切的年月已经记不清楚,但总归是我还没有干上考古这个行当,甚至也还没有到故宫担任“行走”一职之前的事。那时我还是京城里一文莫名的“知识青年”,并不知道光直先生为何方神圣,只是在文革恶臭尚未完全散尽,而海外华人也每每只会趋奉时政的当口,光直先生有此尊师爱校一举,便顿觉如沐春风。
后来我到考古所作学生,读了他的书,听到同行对他学术的评价,这才知道光直先生在学术上的造诣和名声,当时只是觉得结识光直先生乃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与光直先生的第一次见面的确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记得是我在考古所论文快要答辩的那个暑天,这样说来就应该是一九八一年的夏季。我正在考古所的图书馆里埋头看书,突然所里领导找我去,说是加州大学柏克利的教授吉德炜先生要到北大作古文字学的演讲,陪同的翻译对考古专业不了解,于是吉先生找到所里,希望叫我去给他作口译。吉德炜当时是中美文化交流委员会的成员,当年又正值中美的蜜月期,大约所里的领导到美国访问也得到吉先生的不少关照。如今既是吉先生提出要求,正好落得做个顺水人情,投桃报李,所以也就爽快地答应了人家。我是因为有朋友正在柏克利读书,吉先生一定是从他们那里知道我的底细,所以也就不便推托。
演讲之后,吉先生便酒饭酬谢一番。我想吉先生是学得中国古文化的同时,也就顺便学得了中国的人情世故(想起九零年初,我到柏克利校园作客,住在陈世骧教授的遗孀陈太太家中,才知道吉先生曾是陈先生的学生。从陈太太的作派上完全看得出当年吉先生是如何从师父和师娘身上耳濡目染中国的应酬文化,一笑)。其间我们谈起我毕业之后留学深造一途,吉先生说到哈佛的张光直先生目前人就在北京,何不一访,到光直先生那里绝对是个正途,并十分热情地将光直先生旅馆的电话地址写给我。
与生人交往对我来讲总是一件头痛的事,但吉先生的怂恿与我对前途的茫然,再加上对光直先生的景仰,最终使我鼓起勇气给光直先生打了个电话。没有想到光直先生十分热情,约好隔日见面。
记得我是到旅馆见到光直先生的。他身材不高,两眼十分有神,简直可以说是目光如炬,仿佛可以将人彻底看透。这是他的突出特点,许多人都有这个印象。我只是略道仰慕之情,并大致介绍了我的经历和学历。其间特别提到我的先天不足,曾有十年失学的缺陷。光直先生听完之后既没有断然否定,也没有轻言许诺,只是仔细介绍了申请程序的细节。那时作学生的人不象如今打算出国的青年人,人还在国内,全部手续简直比美国大学招生办公室的人了解得还要透彻。当时我的年岁虽然在同一届研究生里还算是小的,但毕竟已是三十出头,且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政治变化,真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沧桑之感,只是听了光直先生一番鼓励的话,才添了一点不妨尝试一下的勇气。
光直先生回到美国之后不久就将哈佛的申请文件寄给我,并详细注释了申请过程中我应当特别留意的地方。我当然知道他的好意和他在哈佛的地位,所以格外用心填写。
当时的中外关系与政治局势一样,象是一场反复发作的疟疾,忽冷忽热。完全无法支配自己命运的人,如果又恰恰落在这种夹缝之中,也就只有自求多福了。
记得那是一个下午,考古所一场所务会议差不多就要结束的时候,刚刚调来的行政领导忽然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地大发脾气,说是有人私下与外国暗通款曲,并且警告今后没有领导批准,一律不得与外国人接触。后来有人告诉我,矛头所指就是我和另外的一名研究生。因为我和德国同行曾有过书信往来,后来人家到中国来,并不晓得这里政治的厉害,要求与我见面,并且有书相赠,于是惹起了这位领导的火冒三丈。他是个说得出便作得出,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角色,我不得不小心他的套路。光直先生尽管是完全的中国人,但在这位领导的心目中肯定早已是美国人,与光直先生的交往当然也属里通外国,由此我不得不决然切断了包括光直先生在内的所有“涉外”交往。对我这个十分懒于交往的人来说,这样做倒也并不为难,只是觉得有负于光直先生的关心,因为我不得不停止哈佛的申请,而且无法告知我的处境。
在那个百废待兴而又茫无头绪的年代,乱点鸳鸯谱的事情是司空见惯的。此后不久,正当我在河南裴李岗参加考古发掘的时候,所里催我马上回京,然后阴错阳差地遣我到德国去学习西洋考古。在别人看来,或许这也算是皇恩浩荡,但我知悉其中的究竟之后便只觉得啼笑皆非了。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德国的一个偶然机会学了一点电脑知识,不想反倒是这点雕虫小技成全了我今日的生计,而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事到如今,大批的莘莘学子竟对电脑趋之若骛,奉为“高科技”,这乃后话了。
后来旧友阿城到哈佛来访问,见到光直先生,谈及他也是同一间小学的毕业生,而且曾与我一同到云南插队。光直先生便与阿城在哈佛燕京学社门口合影,嘱他向我致意。阿城回国之后告知此事,我多少更觉得当年放弃申请哈佛一事有欠光直先生的人情。八九年底到哈佛之后,我首先便把当年的处境解释一番。光直先生并不介意,说到德国去学习也是一样。其实他对大陆学界的种种弊端早已是洞若观火,了如指掌,只是不愿点破而已。
八六年我从德国回国,于是便有老一辈的同事开玩笑,说到下次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也就都老了,该轮到我们这一辈人尝尝味道。说我既是去了德国,以后无论怎么分辩也都是德国特务。听到这番推心置腹的话,我也就自暴自弃,罔顾什么警告,继续保持我和光直先生,以及其他海外人士的通信。
大约是在八八年的前后,我想将在西德学习的电脑考古分析方法再深入下去,在得到几位先知先觉的学长的鼓励后,便计划到电脑发达的美国去见识一下,而首先想到的就是哈佛的光直先生。他见信后立刻给我很好的建议,并推荐给洛氏基金会。
在第一年的遴选中,我申请的项目并没有通过。光直先生来信说,这是因为提出的题目与基金会赞助的范围过远,不过仍然鼓励我继续努力。
但是我便懒了申请的心思,后来还是美术学院的教授金维诺先生带斯坦福的丁爱伯先生到历史博物馆来找我,鼓励我再申请到美国来。我表示是否请丁先生也来推荐一下。他倒是满口答应,不过表示,光直先生的“面子”在基金会那里远远大于他,有光直先生“作保”,定保无虞。
于是我就只好再写信给光直先生,询问我是否可以再行申请,以及他是否愿意仍旧作为我的荐举人。
光直先生马上来信说,当然应该再申请,而且十分愿意向基金会推荐。此后又重新帮我准备申请项目而不得不做的那些琐事。
第二次的申请居然便在基金会通过了。八九年的圣诞节前我从波恩来到了纽约,并且赶上了基金会的圣诞晚宴。从与洛克菲勒太太和基金会办事人员的交谈中,我才真正了解到光直先生在学术界的名望和人脉。
记得是在八八年,光直先生推荐他在哈佛的同事蓝贝格—卡尔罗夫斯基教授到北大讲学。事后受北大严文明先生之托,我陪蓝先生到甘肃去访问。其间我谈到光直先生,蓝先生很认真地说,你们或许还不完全了解光直先生在学术上的地位和名声,尤其是美国学界对他在中国考古学上的推崇。其实,如果想倚重国外的合作和企图让美国学界了解你们,应该善用光直先生这个“资源”。后来我把这话说给光直先生听,他便笑了,说这只是卡尔(蓝先生的大名)一厢情愿的想法。看来光直先生不但有一个现实的眼光,而且明知在大陆有更简捷的途径,但决不会投其所好,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作人的底线。在限度之内,尽力而为;超出这个限度,可为而不为。或许这就是直到今日,光直先生的许多宏愿总也未能彻底实现的缘故罢。
为此事作注脚的是我所知道的两件小事。其一,就在送走蓝教授之后不久,我到考古系的一位教授家中作客,见他正在为将要到访的光直先生准备各种文件,忙得四脚朝天。他在报怨,光直先生要到周原遗址去参观,可是居然要盖六个不同机关的印章。问其原因,说是那一带有所谓的三线国防大厂,光直先生是美国人,所以要有国防部等单位的关防大印。现在已经盖了三个,其余那三个,个个是要命难缠的衙门。教授叹到,光直先生是搞考古的,不要说在离工厂几十上百里之外经过一下,就是把他带进工厂里面,他也不懂其中的奥妙!结果是直到光直先生在北大讲完课,离京回美国时,那位教授需要的大印也没有下文。光直先生临走时还在安慰他,说是下次来中国的时候可能就办成了。
还有一次,是周恩来先生的未亡人邓颖超听说了光直先生到北京来,有关单位就出面安排周太太会见光直先生。我听说后对光直先生建议,其实不妨将他在中国进行考古的许多计划趁机当面对周太太力陈,她实际上在中国政坛上还有余威,有她助一臂之力,这些完全可以放到桌面上来谈的计划,可能就会迎刃而解,立刻实现。光直先生听了之后只是笑笑,说周太太之所以见他,是因为师大附中的校友之谊,不宜利用机会谈论这些话题。其实光直先生多年的宿愿就是能在豫东一带作实地考古发掘,为此他不知做过多少次努力和准备,但都是无疾而终。现在有我看来是唾手可得的机会,光直先生却淡然放过了。
我也在时时提醒自己洁身自好,但光直先生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处世风格仍旧使我自惭行秽。
另一方面,在和光直先生的交往之中,我又感到先生是个十分念旧的人。记得在我从德国来美之前,妻子已在美国,她趁到波士顿出差的机会,为我的行期与光直先生联系过。因为时间仓促,并没有事先约定,因此只是匆忙谈了几句话。事后,妻子一位在哈佛就读的老同学听了,便对她说,你可真够幸运的了,哈佛大学的大牌教授哪一个是事先不约定能跟你说上半句话的。妻子这才知道,光直先生是因为我的关系才临时下楼来见她,顿觉十分幸运。
后来在哈佛校园附近的中餐小馆“长风”与张先生叙旧之际,我还谈及,当年最早知道他是在电视里看到他曾有重访母校一举,他听了只是淡淡一笑,说道:“多年在海外,总想看看故人。我那次问陶先生还记得不记得我,她说还记得。我想她那是客气,是看到我从美国回来,不好意思说不记得。其实那么多学生,怎么可能都记得。”
我告诉他,无论陶校长记得不记得他,我倒真是从那条新闻中受到了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