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了裤子割尾巴” 文革中的死刑经历 * 阿波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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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了裤子割尾巴” 文革中的死刑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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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过死刑的经历,很多人都知道。但我没有写过,也很少主动说。对我来讲,那不是什么高兴的事。我没有心情和本事长期拿这些事当做买卖自己的幌子混日子。但我想躲是躲不过去的,因为别人写的东西里有时会提到我或“老七”,于是就经常被问,经常被要求讲述,经常被迫解释。大家最感兴趣的当然还是死刑,“为什么被判死刑?”、“为什么又没死?”、“是不是周总理救的你?”……虽然大家都是善意和好奇,但我却有一种被提审的感觉,不得不被迫回忆许多事。

我问“绑小绳”是什么意思。他笑笑说,问那么多干啥?!

大卡车上是身穿崭新军装的士兵,斜挎冲锋枪,手戴白手套,年轻,单纯。我们呢,虽然着便装,留起了头发,大概还是挂倒楣相。所以他们也议论我们:他们是改造好的。

十月底,天有些凉了。一天,突然念名单,被念的人又收拾行李,走出学习班小院,走出干部大院,走进看守所,穿过看守所大院,走进K字楼。牢门在身后关上,我又成了犯人。

容不得我思考,也无法判断。从第二天开始就眼看着每天都有犯人被成批成批地转走,我们的饭食也从每天两顿窝头菜汤变成临时发的面包和稀挂面。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到自己也被转移。汽车、火车和汽车,经过漫长的一天路途,深夜来到一个连电都没有的地方——河北省饶阳县。

刚刚适应饶阳的农村看守所的生活,就过年了。阴历正月初四清晨,我和另外几个人又被点名。同室许多人知道我是学习班的,一边帮助我收拾行李,一边恭贺我要被释放了。

我刚走出看守所内院,就被突然放倒,迅速地被锁上手铐和脚镣,随后被拖上一辆大轿车,而且不许坐座位,只能分开腿坐在中间的过道上。后面上来的人就坐在我分开的腿中央,正好压住我的脚镣,万无一失。

押解的军人坐在两边的座位上,除了不断吆喝我们低头,很少说话。

到冀县,车停下。又上来一批人。其中有几个也曾是学习班的同学。

几个月前,我们从北京出发时,有人是单独手铐脚镣,有人是几个人被串铐起来,但绝大多数人没有被铐。那次指定我在火车上负责分发面包和水。我看见车厢两头椅子上码放得整整齐齐的不锈钢新手铐,数量足够把我们全铐起来。所以这次将我们全副“武装”,我也没有太多想:押解犯人总归是这样吧?

到了北京,我们便被分别押入单人牢房,手铐和脚镣都没有摘。不许出声的大声呵斥,严格的规定,使我感到“坏了”!

我被关的单人牢房就是我几个月前刚刚盖的房子,现在的编号好像是三十五筒。K字楼是三层十二个筒,王八楼虽然是女号,但有一度我曾在那里被提审,观察好像是三层,十五个筒。不清楚这三十五筒根据什么编号。

在北京各单位轮流批斗

七○年春天的雪又多又厚。

回北京第二天清晨,我被叫出牢门外,见到院子里有几个人站在那里等我。他们喝令我坐下,开始给我绑绳子。先是两个裤腿,一边一根,匝紧;然后是脖子,靠着肉,不紧也不松;最后是让我站起来,用一根绳子权当裤带,从后面扎紧。这种绳子很细,北京人叫小绳。这我可懂了,这就叫“绑小绳”!死刑呀!

命运可没有那么便宜我。

我被扔到一辆卡车上,运到了东城分局。然后就在东城区各地各单位被批斗。

第一个是吉祥剧院,我过去常去看戏,很熟悉。被批斗时有三个警察押我。我必须分开腿低头站着,他们三个人各出一只脚踩住我的脚镣,一边一个人把住我的胳膊,往下按我的肩,摆出一个没有翅膀的“喷气式”姿势。后面一个人伸直胳膊,用手勾住我脖子上的小绳套,压住我的头并避免我喊叫。这是标准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姿势,和宣传画上一样。

我一开始还注意听批判词,后来发现所有的地方是千篇一律的印发内容。发言的群众只是照本宣科就是了。习惯之后,我每次登场就只注意陪斗有多少人了。陪斗的人越多,我等的时间就越长,就越累,因为我总是最后一个被批判。保持低头弯腰的姿势是很难的。

在吉祥剧院挨斗不止两三次。有一次居然安排六十多人“陪”我,在台下满满站了三大排。那次我真是累坏了。

我的同案是美术学院的学生,因此,美术学院是一定要去的。那次中央美院组织了很多人发言批判他,结果是我这个陪斗的人头前的地板湿了一大片,都是汗。那可是冬天呢。

在东城区有那么几场陪我挨斗的只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分别站在台角上。我心中称他们为金童玉女。后来我认识了那个金童,成为很好的朋友。他就是章立凡。

第二个是朝阳区,我只记得去北京挑补绣花厂给田树云和孙秀珍陪斗。我认识孙秀珍是在学习班,认识田树云是从学习班又回到监号以后。巧的是,我后来又成了田树云夫人的同事。再后来,我自己做公司时租用的写字楼原址就是挑补绣花厂。有时世界就这幺小。

海淀区我就读的北京市外国语学校所在。我回学校挨斗时没有人陪斗。进场前,退场后,我都极力想看见我同班的同学。可惜,一个也没有看到。他们现在都在哪里呢?

我去得最远的是石景山区。那几天天天挂着牌子站在卡车上,经过市区。在路上看见人们冒着大雪在漠然地拆城墙上的砖,心里估计他们是用这些古砖去砌防空洞,觉得真可惜。

去石景山的一组三人有薛新平,我们学习班的同学。还有一个敦厚的老者,我不认识。第一天到了石景山分局,看见火炉,薛新平说:真冷呀。我说:你能觉得冷,证明你还活着,享受吧!这时角落里忽然传出:好样的,小伙子,有种!

我扭头一看,说话这正是那位老者。我问他是谁,他说他叫周存厚。我说:哦,你就是那个躲在夹层墙里十几年的土匪呀?!他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夹壁墙里能活吗?江青六六年八一八后表扬北京红卫兵小将抄家的伟大成绩时提到过这个人,说他们功不可没,挖出了藏在夹层墙中十几年的大土匪。

我那时对文革还深信不疑呢,但对一个人能生活在夹层墙中十几年是不太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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