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五·七干校”总部在河南息县，外国文学研究所编为五连在息县东岳镇。东岳镇是一片荒地，是有名的胶泥地。天晴土极硬，下雨天烂泥如胶。我们下去就是开荒。当时提出口号：先治坡，后治窝，大田开荒种玉米、高粱、麦子。我们蔬菜班开荒种菜。开地之前，先盖窝棚，因这片荒地离村较远，窝棚既可住人，又可放工具。窝棚一面是泥墙，三面是秫秸编起来的墙。棚顶上面加盖塑料布，再加油毡，压石头，拉绳子，模样跟半坡先民们搭的棚子相去不远。唯一不同的是一扇木门，还配了锁。蔬菜班里有搞波兰文、俄文、英文的，语种数量和我们种的蔬菜品种数量接近。我们种的有：胡萝卜、大白菜、菠菜，还有一些小菜。
大家搞外文内行，种菜外行，窝棚搭起来，地也开出来，还挖了一口三米多深的井。但是地土质不好，没肥，胡萝卜籽撒得太密。长出小苗来，没结出胡萝卜。只有一棵萝卜籽撒在了好地方，紧靠水渠，它长了一尺高，是唯一结出胡萝卜的菜苗。为了这棵胡萝卜，我天天总要去看几眼。松土、浇水也不怠慢。后来，在我写的长篇小说《颤抖的灵魂》里，还用了这个细节。
大白菜也没种好。那时我们班的革命群众成天开会，经常是我守在窝棚菜地边。要给白菜往土里埋化肥。我心想肥多菜长得大，把肥埋得太多了，菜根烧焦了，好在那时是革命第一，有好些大事要抓。白菜没有种好，不算大事。
于是又种菠菜，菠菜可能属于草类，居然长得高高低低。蔬菜班的唯一的功劳，就是食堂吃过一顿从自家菜地里长起来的菠菜。
蔬菜班的男士全都住在窝棚里。杨绛和另外的女士住在别处。那时东岳镇还有几个所。文学所的俞平伯、钱钟书离我们不算太远。钱钟书分管文学所的报纸书信，每天他取报时，都绕两步过来匆匆跟杨绛说上几句话，我记得杨绛总是穿得干于净净的。她爱好整洁，富有情趣。“文革”时，造反派剪了她的头发，还让她和外文所其他“牛鬼蛇神”在社科院敲锣“游街”自报家门。没有那么多锣，有人给杨绛找了一个缸。杨绛“嘭”的一下，把缸给敲碎了。这可能是她的“有声”的抗议。
刚下干校时，搞过一段“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住在老乡家。我住在老乡厨房后面的一间房子。厨房一烧火，烟就往后房窜。烟熏火燎，白色的蚊帐被烟熏得发黄。下雨天，满房子漏雨，雨水滴在蚊帐上，那顶蚊帐呈现出黄色的一大团一大团的水痕。“屋漏偏遭连阴雨”，情形不过如此。但更苦的是犁地，为了锻炼知识分子，有拖拉机不用，而用人拉犁，有时连绳子都拉断了。
我则拉过架子车。车子是在北京制作的。木头硬，车身也沉，有一次拉空车刚刚冲上一个坡，下坡时恰巧踩到一个坑，连人带车一起摔倒。车把也摔断了，幸运的是人没有受伤。为此我还挨了顿批评。不是批评我不小心，而是扣我一顶“破坏生产”的帽子，好在我是“老运动员”。
我们外文所所长冯至先生，是没有解放的“牛鬼蛇神”。《世界文学》是中宣部“阎王殿”的黑刊物。副主编陈宾宜是当然的“黑线人物”。我是编辑部主任，属“黑线爪牙”。外文部学术秘书辛万生，原是北大西语系研究生，下干校时被监督劳动。监督辛万生的人，则是冯至。是谁派冯至去的呢？是他的学生、“搞‘5·16’分子”的先锋人物、五连的副指导员C派去监督辛万生的。当时要辛万生写材料，冯至先生从不打小报告，只是两人不说话。一到下雨天，他们去食堂吃饭，冯至年已70，身体胖，眼睛又近视，走不稳，辛万生就扶着他。两个人像兄弟伙伴一样，穿行在泥泞中，这是那位学生、副指导员C的安排，意在让冯至“戴罪立功”。
对这些“牛鬼蛇神”，东岳老乡也颇有“兴趣”。有一次，我去陈宾宜处看他。陈的房东老乡说起河南怎么穷，“饿死人那年”怎么挖死人肉吃。说着说着突然来了一句：“要是你们所长冯至来，我们都会把他吃了。”当下我和宾宜惊愕不已。于是更能理解那一群群“拾荒队”怎么敢拔干校菜地里的菜，挖地里的白薯，卷走草席子，甚至在我们迁去明港前，半夜来撬窗户的玻璃。
蔬菜班的小狗明星“小趋”是我从一户老乡家要来的。老乡养一窝小狗，自己嫌多。我一抱回来，得到全班喜爱，起名之时，颇费周折。那时所里有一位波斯文学士。他的波斯文很好，中文却差一点，把我的名字念成“区荻帆”。于是俄文张说：“就叫这小狗小趋”。后来互不相让，排成了“阿趋”。在干校生活寂寞，没有娱乐。一只“小趋”，给我们平添了一些乐趣，只是那年头吃的东西不富裕，我至今还为瘦骨棱棱的“小趋”没能吃到更多一点的骨头和肉而愧惜。
1970年10月间要搞基建了，派我去砖窑烧砖。离开窝棚搬到小平房，“小趋”也跟着我们，它住在木工棚里，和木匠辛万生住在一起。有一次，军宣队让辛万生做箱子等器具，他很生气，使劲敲打木头，吓得“小趋”不敢进窝。
烧砖窑主要是看烧火的功夫。有大、中、小火之分。烧五天之后，封顶。再过几天，才开窑取砖。1958年大炼钢铁，我穿过一套再生布的夹克。时隔10年，我的这一套夹克穿到了砖窑前。烧窑外，还有脱坯。10月底，天已很冷。早晨起来，小河里已结了薄冰。但仍要坚持干。因为大搞基建，土坯砖都不能少。
这一段时间，我记下了不少素材，比如烧窑、小趋，还有“菜地日记”。借写“菜地日记”，也零零星星写一些东西。1971年“9·13”之前，大约7月，收了一次麦子后，我们迁到了明港。那时开始构思长篇。《颤抖的灵魂》，就是写“五·七干校”的，虽然构思不明确，但有一点最明确，就是肯定有一个坏人，不然怎么那么乱呢？
明港那里原是兵营，部队走后，把营房留给了我们。社科院全部人马到明港后，人一多，没法种地了。于是“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又掀起了一个高潮。就是继续揪斗“5·16”。这其实成了派性斗争的继续。
明港老乡们看见遍地写着“5·16”、“5·16”的标语。他们也不懂。过去这里是军营，他们叫顺口了。有些卖香油、卖西瓜的互相串连，说：“我们到‘5·l6’部队去卖！”
正在揪“5·16”高潮，突然来了“9·13事件”。于是运动暂时偃旗息鼓。营房离明港四五里地，于是去明港小市吃馆子的，到外面钓鱼的，捉泥鳅的，越来越多。“五·七队伍”慢慢散漫起来。
我的妻子史春芬比我先下干校。那时我经常给她带油炒面。每次带四五斤，把面粉炒熟，用香油、白糖一拌，她们宝坻干校的人都尝过。凤子也吃过我做的炒面。大家说：邹荻帆做的真好！其实不是我做的好，是肚子里油水太少了。
史春芬有心脏病。有一次发病，病情危险，送到天津抢救，才得以生还。那边当时给我发电报，可是连队根本都不准我去看她。
我们三个孩子都去了北大荒。三儿子初中刚毕业，也要求下去了，可他去了之后，才发现一切都不似他想象的那样纯洁美好，劳动也很艰苦。于是给我们写信诉苦。可巧信丢在半路，拣信人送回连队。领导拆看之后，说他是“小赫鲁晓夫”，全连斗他。
最小的孩子老四只有八九岁，请了一个老大娘在家里照看他。史春芬最不放心小儿子。有一次，她请假回去看孩子。但天下雨，走不了。她着急了，说：“真恨不能有一把长剑斩破天空。”就为这句话，军宣队开大会斗她，说她是“变天思想”，要她在地头斗争会上低头。她脾气倔，偏不低。脱下军帽使劲往地上一摔：“我低什么头？”
1971年底，我终于回北京探亲了，在和平医院一查身体，有肝炎。转氨酶高到六百。然后又是症疾发作。忽冷忽热地打摆子，差不多两星期，吃金鸡纳霜才好。
“文革”前，包括解放前，我已出了20多本诗集。干校生活同样也是素材。“文革”后，我写出了长篇小说《颤抖的灵魂》。希望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灵魂面对历史。
选自《无罪流放》，贺黎、杨健著，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