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拒绝接受马列主义，在《民生主义》演讲第一讲中虽然试图通过对“共产”二字望文生义的解读来把“共产主义”囊括在广义的民生主义（即任何关于解决民生问题的主张）之中以便证成其容共政策，但同一场演讲还包含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革命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的驳斥。他效法列宁组建俄共的模式改组了国民党，但拒绝了列宁的革命先锋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早在1914年就提出革命党施行短期的训政，训政的目的是训练人民的民主自治能力，这种为宪政做准备的暂时以党治国的主张也与列宁主义完全不同。

孙在孤立无援之时决定联俄，并非没有国际先例，1921-1922年土耳其凯末尔借助俄国援助赢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解密档案显示，苏俄代表格克尔1922年9月在孙中山的上海寓拜访时即向他举出了土耳其的例子）。与凯末尔的区别在于容共。凯末尔非但不容共，而且镇压了土耳其共产党，苏俄为了战略利益仍然与之结盟。孙中山联俄时的处境不如凯末尔，他在广州的政权没有可靠的军队也缺乏税收来源，同时国民党组织涣散、力量薄弱。这种情况下，孙不可能像凯末尔那样边灭共边联俄。

孙中山决定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除了有利用的目的，还有借机约束和驾驭共产党人的意图——根据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的回忆，孙在1924年1月说过“此时只有使中国共党份子能在本党领导之下，受本党统一指挥，才可防制其制造阶级斗争，来妨碍我国民革命进行。”孙作为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上述考虑是应有的，他对工农运动的约束是一个间接的证据。1924年8月他亲自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对学员发表《耕者要有其田》演讲，说道：“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就仿效俄国的急进法，把所有的田地马上拿来充公，分给农民，那些小地主一定是起来反抗的。就是我们的革命一时成功，将来那些小地主，还免不了再来革命。……你们更要联络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来解决农民同地主的办法，让农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损失，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国民党在政治纲领上是一个力图代表全民的广纳式政党，奉行温和路线而不是阶级斗争。当时苏俄为了战略利益介入中国事务在所难免，军阀混战中的中国无力把苏俄的影响拒之门外，孙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约束中共。这一目的是否可以在不容共的情况下达到？考虑到俄共中央政治局在当时的务实倾向，历史的最优解也许因为容共的决定而被错过。

孙的早逝使得国民党在他逝世后一年时间内没有一位领袖能够约束中共，直至1926年3月蒋介石借助“中山舰事件”打压中共、5月推动国民党通过“整理党务案”把共产党员排除出领导层。1927年清党分共之后中共的反扑迅速落败，残部逃至偏远穷困地区，至1936年几近败亡，说明当时中国不存在共产革命的土壤。西安事变让中共得以喘息，日本侵华导致中共利用敌后乡镇的权力真空而坐大，美国在国共内战的关键时刻对国军实施武器禁运让共军扭转了战局；与此同时，被法西斯侵略军占领的三个东欧国家都发生了共产党坐大的现象，其中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成为共产党国家，希腊在战后依靠美国支援剿灭了共产党势力。由此可见，中共在1949年夺取大陆并非二十多年前孙中山容共所致。

中国原本可以走上不一样的轨道。北洋政府是典型的“失败的国家”，北京的政令不出数省，西方国家则对混战中的中国实施武器禁运，没有任何一个军阀有足以武统全国的力量，绝大多数军阀的地盘以及首都的控制权都在混战拉锯中反复易手、消长，直至国民革命军北伐建立了基本稳定的南京政府，混战格局方才走向结束。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大陆一直没有落实列宁式的严密组织和中心化决策，仍然派系林立、缺乏凝聚力，这个状况带来的好处就是减少了列宁式组织模式的副作用，一党训政时期没有出现个人独裁，派系造成制衡。孙中山生前提出训政以六年为限，国民政府在1936年颁布宪法草案准备行宪，这部草案由一批西方国家培养的法学家拟定，其人权保障条款质量上乘。经历西安事变和抗战造成的拖延之后，1946年制宪国民大会正式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其人权保障条款与1936年草案在实质上基本相同，在台湾行宪过程中从未增修，成为台湾人权保障体系的基础。

目前中国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对军阀混战的北洋时期怀有玫瑰色的梦想，当时确有一些军阀比较开明，但是局部的军阀开明统治在混战中有几个能够持续发展？孙中山为结束军阀混战、逐步实现宪政付出的努力，虽然在列宁式政党模式和容共问题上并非历史的各种可能中的最优解，但是在他身后曾接近成功。

中共害怕历史的真像，在对内宣传中把孙中山“抹红”，在民主派中则是带风向直接抹黑。中共伎俩的一个证据是2024年被美国FBI逮捕的共特唐元隽2023年在刚刚复刊的《中国之春》杂志网站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以“黑孙”为主题。唐在2018年变节投共，这个特务的“黑孙”之举难道不发人深省？孙中山固然是一个有明显缺陷的历史人物，但颇多文人对北洋军阀甚至袁世凯的吹捧和对军阀混战的轻描淡写在民众心中造成的影响就是价值观的错位和政治冷感，现在有助于中共维稳，在后共时期有助于普京式的反宪政人物窃国。

中国百年来国运多舛，今日的民主派如果因为中共暗中带起的“黑孙”风向而忽视中华民国的价值就亲痛仇快了。北洋时期留下了两个可以为后人所用的理念就是议会内阁制和联邦制（亦即宪法保障的地方自治），国府时期则有宪法草案的人权保障条款，两个时期的亮点都在1946年经由张君劢之手进入《中华民国宪法》，两个时期的包袱也都在制宪过程中卸载，至多留下一些符号化的、在台湾继续保留而不影响民主宪政质量的文字。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承载了北洋和国府时期的精华，这就是中华民国在大陆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台湾虽然在修宪后不再实行议会制和实质上的联邦制，但是人权保障条款被司法院发展成庞大的释宪体系，可为民主化之后的中国大陆所用。

附录：《拒绝赤化——孙中山思想辨析与政策评判》（作者：丁毅）

拒绝赤化——孙中山思想辨析与政策评判

作者丁毅为宪政学者，现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