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政治协商会议尚未结束,中共为了建立和巩固它的东北军事根据地,已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单方面提出了四条要求。其中关键的两条,一是要求政府承认并整编刚刚伪装抢占东北的十数万中共军队、即改名换姓的“东北民主联军”。二是要求政府承认刚刚由他们抢占东北才建立的中共根据地“自治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以公然反对和要挟政治协商会议。因要求未能得逞,中共便立即大打出手,于三月中旬陷四平、下长春,并夺取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唯一的一场真正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遂只能以中共在东北所发动的大规模内战,来作为它痛苦的归结。
三、中共破坏“制宪国民大会”
虽然中共在双十会谈和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均按照它的“既定方针”,照打不误,但是,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还是对中共采取了一条“和平未到最后绝望时期,仍不放弃和平”的“抗日式”决策,所以,按照政协会议的决议,仍然坚持邀请中共参加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召开的“制宪国民代表大会”。但因此时,中共在东北的内战正打得“顺手”,所以,它便要求于国民大会召开前就按照它的意愿先改组政府,后召开“国大”,国民政府只好将制宪国民大会延期半年。之后,当蒋介石于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抗战胜利周年纪念日发表文告,提出六项主张,表示愿意先改组政府、再召开国大时,中共又提出必须在四十名政府委员中,由中共占十席,民盟占四席,然后再将一名无党无派者的席位拨给中共推荐,以求稳获三分之一票以夺取否决权,借以阻碍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同时,中共还在张家口集结重兵,明确表示对蒋介石所提出的“政治问题采取政治解决办法”不屑一顾,企图将东北的内战烽火烧向华北,以威胁召开在即的制宪国民大会。
由于国民政府没有接受中共的无理要求,政府军又在张家口挫败了中共的军事攻势,中共才在战况不利的情形下,提出了参加制宪国民大会的名单,以行缓兵之计。但是,当政府为召开国民大会而单方面宣布张家口停战十日,中共于张家口的不利战况已得以解除时,中共又为夺取否决权而重提“非在政府委员中占十四名不可”,并要求政府军于关内恢复一月十四日(第一次停战令生效之日)以前的位置,同时要求马歇尔转告美国政府,不要支持中华民国政府并从中国撤兵。因为美国调停虽然大大地帮助过中共发动内战,但此刻已经成为它进一步发动内战的绊脚石。
最后,当为中共延期半年的制宪国民代表大会已达开会期限,中华民国政府为促使中共四百名代表参加会议,不仅于十一月八日再次颁布全国性的停战命令,而且再次将会议延后三天,专门以待中共。然而,直至三天后会议已经开幕,中共非但仍然不参加会议,并且于十一月十一日以延安总部名义正式发表声明,要求“立即解散正在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甚至宣布要筹开“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十二月十六日,中共在南京的发言人已经宣称:“我军已于各地先发制人,并准备奋斗到底!”
我显然应该补充说明的是,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在制宪国民大会上三读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乃是集三十四年(一九一二至一九四六)的艰难奋斗才获得的巨大民主成果,并成为现代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历史性丰碑。这一部在五十多年前就已经明确地写入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平等合法和各级监察、考试委员必须超越党派”等条文的真正民主宪法,虽然中共曾派人参加修改和制定,但它却在最后一次与中华民国政府进行虚假的停战谈判、即中共渡江前的谈判时,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谈判条件,就是“必须废除《中华民国宪法》”。如果套用中共开山人物李大钊的话来说,就是“专制与民主不并存”吧。
第五、中共打赢内战、打败国民党的五个关键手段
反美运动
第一个手段就是“假谈真打”和“利用美国又反对美国”
所谓“假谈真打”,我就不多说了。而所谓利用美国又反对美国,我想补充的是,由于美国对中共非但不了解,甚至曾浪漫地认为,国民党才是专制的,共产党才是民主的,所以,在中共已经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内战时,它竟一再地包庇中共,为难中华民国政府。所以,这一时期的中共,是要利用美帝国主义的,并因此而占了不少的便宜。后来,当美国已经明了中共才是真打和狠打,甚至要求中共停战,并要追查中共劫杀军调小组两名成员一案时,中共便立即策划利用所谓民族情绪,不择手段地发动了一场反美运动。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第五十四军五十三团曹志福部在河北香河县安平镇召开“反美运动大会”,高呼反对与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要求马歇尔滚回美国去。七月二十九日,中共曹志福部又袭击路过安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三十余人,当场打死美军三人,伤十二人。事后共军再次袭击塘沽附近美军军火库,美军死五人,伤十六人。这就是中共一手策划的“安平事件”。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晚,中共竟派其地下党员、职业学生沈崇勾引一美军士兵于北平跑马场野合,并由事先埋伏的中共地下人员“当场捉奸”,在全中国制造了一场人尽皆知的“美国士兵强奸中国女学生案”,“激发”了民众强烈的反美情绪,更为中共发动一场反对美国“支持反动政府打内战”的反美运动,制造了有利的舆论条件。与此同时,中共却绝不会为无数遭受了苏军奸淫的东北女同胞发起一场“反苏运动”,因为苏军支持并帮助中共打内战,颠覆中华民国。虽然中共职业学生沈崇在用自己的贞操为中共欺骗天下之后,所得到的奖赏竟然只是中共无情的“遗弃”。今日已经在美国定居的沈崇女士,对自己的年轻时候的“上当受骗”,已然是“痛彻心脾”。
第二个手段就是在“毛管区”发动军民打内战,却在蒋管区发动人民和策动学潮“反内战”,以开辟中共打内战的“第二条战线”。请大家看下面的事实:
一九四五年年底,就在中共需要时间以建立和巩固它的东北根据地时,中共发动了昆明学生运动,它的口号就是“反内战与要和平”。而一九四六年的“一‧二一”学生反内战运动,就是这场运动的高潮。用中共党史专家们的话来说,则是:“一‧二一运动,就是为开辟这条战线而吹响的第一声号角和点燃的第一堆烈火。”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当中共在内战中战况不利时,中共又策动和组织了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赴南京请愿,“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和要求民主、反对独裁”。这个运动的总指挥,就是中共上海局的负责人和后来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
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中共蓄意策划沈崇事件就是为了发动一场以“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为借口的“反美运动”。用中共党史学家们的话来说,这场运动在“性质、规模、影响和作用方面与历次学生运动相比,不仅有了提高”,而且它的作用,“在反美、反蒋斗争中,仅次于人民解放军”。
一九四七年春天,当内战处于胶着状态时,中共又一手策划和领导了名为“红五月”的学生运动,喊出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用中共党史学家的话来说,就是:一九四七年的“五二零”学生运动,又把“经济斗争、生活斗争上升到了政治斗争,规模也从小型的分散的斗争集中为全国性的反美、反蒋的斗争”,从而被中共称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的新起点”。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蒋管区的斗争方针的指示电”已经指示说:“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
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毛泽东更在题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文章中称:“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对此,《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一千一百二十页的注释,则这样地评述道:“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起,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有了新的高涨,逐步形成为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于是,中共党史专家便对中共发动内战的“第二条战线”的作用,兴奋地评价说:“一是从政治上打败了蒋介石。二是从军事上间接配合了第一条战线作战。三是从组织上为革命和建设准备了大批骨干。四是配合解放军接管城市、迎接了解放。五是直接配合了三大战役的军事斗争。”
事实证明,由毛泽东和中共编剧导演,和由单纯的青年学生们上演的“第二条战线”,就是这样地为中共发动内战和打内战,打江山和坐江山,立下了如此的汗马功劳。一九八九年当中共用坦克车和机关枪在北京屠城之后,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的老教授曾痛苦地对他的后人说:“当年,我们这些北大的学生天天三菜一汤吃得饱饱的,可是吃饱了便跟着地下党上街去‘反饥饿、反内战和反迫害’,国民党也不曾开枪打我们。今天想起来,实在是令我无地自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