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举朝才发现，这个原先沉默不语的皇太后，竟然如此果断、厉害。

1659年，郑成功联合张煌言北伐抗清，一度攻陷南京。据说顺治听闻消息，作出退回关外的打算，而孝庄则叱责顺治不应懦弱。由此可见孝庄的强悍。

孝庄当年是作为婚姻结盟的一个环节，从科尔沁蒙古嫁到满洲皇室的，如今，她继续操持起这张联姻网络。在顺治朝，她指配的满蒙婚事不下20起。顺治先后两名皇后，都来自孝庄娘家的侄女和侄孙女。

此外，孝庄还以联姻形式笼络一些权臣。比如她将自己一个侄孙女嫁给郑亲王济尔哈朗之子济度，这就使济度与顺治成为连襟，让济尔哈朗家族更加尽心辅佐刚刚亲政的少年顺治。对于当时手握重兵的几个汉王，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孝庄亦以联姻的手段进行控制。这一张张联姻网，在日后的重大事件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不过，孝庄也开始咽下政治联姻的苦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成长起来的顺治却与母亲孝庄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爆发点是顺治并不满意孝庄为其指配的皇后，彼此没有感情。他爱上的人，是自己弟弟的遗孀董鄂妃。因为这起感情事件，顺治长期不去看望母亲孝庄。

近年来，也有学者指出，孝庄与顺治的母子矛盾，儿子的婚事只是一个表象，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两人的政见分歧。顺治长大后，热爱儒家文化，并在朝廷中推行汉化改革，这引起了以孝庄为首的守旧派的警惕，母子关系因此僵化。

1660年，董鄂妃不幸早逝。在感情和政治上遭受双重打击的顺治，心灰意冷，一心想皈依佛门。

第二年，顺治在郁郁寡欢中感染天花病逝，年仅24岁。

孝庄悲痛至极，在顺治的丧礼上“哭极哀”。她永远地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儿子。

▲顺治帝画像。图源：网络

然而，感情上的悲痛并未阻止孝庄在理智上的行动。大清再次面临权力交接，只是这一次，她不再是局外人，而是话事人。

经过与亲王们的统一意见，她迅速做出了两个决定：

第一，确定皇位继承人。顺治病逝前想让自己的一个堂兄弟继位，但孝庄最终选择了顺治的第三子、年仅8岁的玄烨（即康熙帝），理由是玄烨已出过天花，终生对这种恐怖传染病具有免疫力。

第二，发布顺治遗诏。这是一封“诡异”的遗诏，长达1000多字，洋洋洒洒历数了顺治亲政以来推进清廷汉化等14条“罪状”，仿佛是顺治临终前的一封忏悔书。官宣称这份遗诏是顺治临终口述，由大臣垂泪记录。但从内容来看，应该是被孝庄做了大幅度修改。孝庄借儿子之口，否定了儿子的作为，从而为这对母子的政见分歧画上了一个句号。

不难看出，时年48岁的孝庄的确是一个有魄力而刚烈的女强人。

随着她的孙子玄烨登极继位，孝庄从皇太后变成了太皇太后。

史学家普遍认同，孝庄在顺治朝和康熙朝颇有作为，但她最大的历史贡献是培养出了一个康熙大帝。

康熙幼年患天花被迁出宫外生活，但凡饮食、语言、读书、生活习惯，都在祖母孝庄的督促下养成。孝庄爱读书的习惯，感染了康熙，使他自小就保持着“早夜读诵，无间寒暑”的良好作风。孝庄亦时时要求年幼的康熙要做一个勤政爱民的好皇帝。

有一次，她当着众人问小康熙：“身为天下之主有何打算？”

康熙朗声回答：“臣无他欲，惟愿天下乂安，民生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

康熙日后成长为颇有作为的皇帝，离不开孝庄的教导和培养。正如后来康熙自己所说，“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有今日成立”。

不过，日渐长大的康熙要“成立”，首先必须攀过辅政大臣尤其是鳌拜这座山峰。

顺治驾崩后，有个江南的秀才进京上书，请孝庄垂帘听政。但孝庄并无此意，终其一生，她只是在紧要关头以太后身份适度参与政治，她并不愿走到前台临朝听政。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包括满洲祖宗之法的限制、汉族社会对所谓牝鸡司晨现象的非议等等，但孝庄爱惜羽毛，唯恐陷入声名之争也是重要的一个原因。

因此，孝庄和亲王们为康熙设置了四个辅政大臣。鉴于多尔衮擅权的教训，此次四个辅政大臣没有一个宗室，谁也不具备争夺皇权的威望和资格。此外，四人的思想倾向也经过孝庄的检验，确保他们与孝庄的保守政治倾向保持一致。这样，康熙继位之初，在四辅臣的操持下，朝廷尽废顺治在位时的汉化措施，恢复满族制度。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四辅臣中的鳌拜强势崛起，凌驾于其他辅臣之上，俨然成了第二个多尔衮。这让孝庄变得焦灼——相同的政治倾向，并不能阻止权臣的诞生。

康熙年满12岁时，孝庄为他操持婚姻大事——记住，婚姻联盟是孝庄最为擅长的一个政治手段。她决定册立四辅臣中索尼的孙女为皇后，遏必隆的女儿为皇妃，而鳌拜家族的女子一无所获。孝庄借此拉拢和分化四辅臣，同时孤立和敲打鳌拜。

而就在康熙擒拿鳌拜的前两年，孝庄做主将康熙的二姐嫁给鳌拜的侄子，以此麻痹鳌拜，让他仍以为自己大局在握，放松警惕。

接下来的康熙七年（1668年），顺治的陵墓建成，康熙在为其父撰写的碑文中，颂扬其在位期间“视满汉如一体，遇文武无重轻”，变相肯定了顺治帝的汉化措施。这种重新评价，跟当年孝庄定调的顺治遗诏对顺治的全面否定截然相反。

这个细节很有意思。根据历史学者刘潞的分析，康熙这份碑文，没有孝庄的允诺是不可能出来的。而对顺治的重新评价，彰显了孝庄态度的改变。康熙初年四辅臣否定汉化，推行旧制，结果社会不但没有趋向稳定，反而更加动荡，孝庄应该是察觉到了自己的失误。她在借机为顺治“平反”的同时，是对自己，更是对四辅臣独崇满洲、贬仰汉臣做法的否定。碑文的撰写，明眼的朝臣从中是不难看出太皇太后态度的变化的。

数年后，60岁的孝庄让康熙为她找来满文翻译版《大学衍义》（南宋理学家真德秀著），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孝庄思想的转变。

难得的是，孝庄并非顽固不化之人，当年她与儿子顺治的政见矛盾几乎不可调和，如今，她选择了支持年轻的孙子康熙继续改革朝政。康熙与孝庄的感情一直很深，除了早年接受祖母的教育和培养外，祖孙两人的政治观念趋于一致也是重要因素。

而孝庄态度的转变，当时更为现实的意义在于，宣告了她与守旧权臣鳌拜不是一路人。

第二年，康熙八年（1669年），鳌拜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康熙的“少年摔跤队”擒拿，下狱论罪，囚死牢中。

16岁的康熙自此开始亲政。

四年后，三藩之乱爆发，孝庄当年构建的婚姻联盟对于吴三桂的叛乱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平叛的8年间，孝庄还直接参与决策，打赢了另一场来自察哈尔蒙古的内乱。当所有的叛乱被平定后，康熙对祖母的远见和支持非常感激，两次称她为“宫中尧舜”。

而孝庄看到康熙已经成长为有魄力、有能力的帝王，内心欣慰，此后遁入内宫，她再未参与政治。

▲孝庄晚年画像。图源：网络

1688年1月，75岁的孝庄病逝。病重期间，康熙精心侍奉，日夜不离。但孝庄病逝后，如何安葬祖母，则成为一个现实的难题。

孝庄的遗愿是不忍远离顺治、康熙两代儿孙，希望在顺治的孝陵附近择地安葬。然而，以母陵陪子陵，既不合满族的礼制，也不合汉族的礼制。

孝顺的康熙颇为纠结，最后选择将孝庄生前居住的慈宁宫东侧一座殿宇，拆建到孝陵风水墙外，把孝庄的棺椁运到那里安放。这一放就放了37年，直到雍正继位第三年，才葬入地宫，称为“昭西陵”。

▲昭西陵。图源：图虫创意

由于孝庄死后的异常安排，那起陈年绯闻又被传播和解读。人们认定，孝庄曾经下嫁多尔衮，死后无颜见皇太极，故不敢与皇太极合葬。

历史学者刘潞则指出，孝庄下葬的非常规操作，主要源于康熙时期满族的丧葬改革。满族的传统是火葬，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再到顺治，三任皇帝都被火葬。但到康熙时，儒家的土葬观念深刻影响到康熙，1674年，他让自己病逝的皇后成为第一位土葬者。到孝庄病逝时，土葬的观念已经盛行，如果用火葬，连康熙自己都难以接受；但如果土葬，则无法让她与皇太极合葬（土葬用棺椁，火葬用骨灰坛）。康熙只好采取了修暂安奉殿的做法，留待后继者解决这个问题。可见，孝庄独葬昭西陵，与多尔衮根本无关。

终其一生，孝庄是一个既能隐忍又有魄力、既有作为又能隐退的女政治家。她辅佐两任少年皇帝，两度帮助大清度过危局，却始终没有被权力欲控制，一直都是来去自如，能进能退。自始至终，她连一个垂帘太后的名号都不要，她只是两任皇帝的母亲和祖母。

一个人的伟大，有时候不在于他/她做了什么，而在于他/她不做什么。

她可以玩弄权力，奢靡度日，但她没有；她可以走上前台，垂帘听政，做真正的帝国女主，但她没有；她可以顽强地刷存在感，在历史上留下一个高贵的背影，但她也没有……

这或许正是孝庄高于历史上其他女强人的原因。

有意思的是，清朝的一头一尾出现了两个太后——孝庄和慈禧，这两个太后的经历、资格和寿命都很相近，人们喜欢拿她们做对比。

但我从她们身上却发现了两条截然相反的思想轨迹。

慈禧早年借着朝廷中革新派（比如恭亲王奕䜣）的势力，凶狠打击辅政八大臣为首的守旧派，从而上台，也算是改革的受益者和支持者。但到晚年，她却日趋保守，最终扼杀了光绪的变法事业。这是一条思想由趋新而守旧的常规轨迹。

孝庄刚好相反。她早期的政治取向是复旧，反对顺治的汉化改革。但到后期，她转而支持康熙锐意改革。这是一条思想由守旧而趋新的非常规轨迹。

可见，慈禧是一个被权力欲望日渐侵蚀堕落的人生，而孝庄则是一个控制权力欲望、知错能改、主动提升的人生。两人高下立判。

至于那些附加在孝庄身上的绯闻，尽管真真假假至今仍是历史的疑案，但这无损于她的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