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自由是一个脱胎换骨的历程

我争取人格独立的历史很早，是从抗拒住宿开始的。小学毕业我考上女二中，母亲又给我办好住宿手续，我大概只勉强住了一个月。我逃避了住宿，但逃避不了军营，中学、大学是更大的军营，学校的教育是灌输狼奶，还有比纪律更不容置疑的阶级立场，更毁灭性地消除着青年学生向理性和人格独立的方向发展。

当我走进更复杂的社会，我发现仍然是被军营管制的一分子，当"沉默是金"已变成整个社会的信条和智慧时。我们每个人已经完全按照制度的要求被塑造成熟了，我们不仅丧失了独立的人格而且还是一个不懂得自由为何物的人。重新认识自由，那要经过一个脱胎换骨的历程。

1980年，我调到刚恢复的中国新闻社专稿部当记者，这是一个有着十分特殊性的宣传机构，对记者的要求是熟悉港台和海外的中文报纸，要摒弃新华体，要学会运用港台的文风和语言写作，要打进海外中间报进入右报（现在已经是占领了），但目的是要给中共政权"小骂大帮忙"。它和新华社一样实行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中共每一级的新闻看门人，都远远超过了普鲁士当年的新闻检查官，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他们要求记者写作自觉掌握"度"。"度"就像戒尺，记者笔下流出的每一句话都要受到"度"的鞑伐，当我们诚惶诚恐把经过严格自审之后的稿件交上去，还要经受层层看门人一边又一边的删改，立场、观念、敏感性都成为扭曲新闻真实，泯灭记者良知的剪刀，《审查和自审》是最践踏人性的制度。

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被批判，《开拓》杂志被查封，我因写出一篇长篇报导，在海外形成刘宾雁旋风，批我发稿的中新社专稿部主任被撤职，我自己也成了"自由化分子"。80年代中期，我还采访到北京一家几十万只鸡的鸡场发生鸡瘟，整个鸡场付之一炬，那实际是最早的禽流感，我把稿子送到北京市政府农业口送审，那位农委主任找不到事实的偏差，只是建议我不要发。但我人还没回中新社，阻止电话已打到总编室了，我一个星期的劳动白费，专稿部一个燕京毕业、当过二十年历史反革命的老编辑，气不过，把我这篇稿子装入信封，扔进发行科，结果不仅登在《镜报》上，也上了台湾联合报的头条，这件事惊动了中新社，上下查了遍，没有查出我的责任，算放了一马。1987年我采访了在北京医院长期住院的陆定一和他的亲属子女，写成两篇报导，一篇陆定一，一篇严慰冰，我先把严慰冰交到专稿部，整个中新社如临大敌，开动三级审查机器。严慰冰住了十二年秦城监狱，她因为不认罪，被上了六年背拷，六年没有洗澡，后来身上剥下一层壳。她的隔壁因认罪态度好，可享受一级待遇，吃肉包子喝鸡蛋汤，她是末级的末级，六年里看守都是把笸箩最底下的窝头渣连泥带土磕出一捧，倒在碗里，扔在地上，她侧躺着用嘴往肚子里卸。对这篇专访制订的审查原则是"不能见血"。从题目到内容，凡是见血处，意味着流血处，还有能闻到血腥处全被删除，就象在人体上剜了一个又一个的血窟窿。陆定一一篇，我直接打电话给徐四民先生，他让我到花园村华侨公寓找他的一位元朋友，借传真机传给他，我来往花费一个上午的时间，但我初尝了新闻自由的滋味。中国最高新闻出版审查机关要求新闻人，作家、文化人、出版人信奉一个不成文的金科玉律"新闻有自由，发表有纪律"，"写作有自由，出版有纪律"，最能解释中共违背宪法践踏人权的现实。

1988年10月，我终于下决心调离中新社，投奔租了一所农民小楼办《经济学周报》的何家栋先生去了。我为该报写的第一篇稿子专访严家其，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没有想到8个月后陈希同向人大常委会作的那个臭名昭著的报告里，把它定为"动乱暴乱政治纲领"。

我因为六四遭受了入狱的惩罚。89"六四"运动之所以不朽，我认为是中国人民包括广大知识份子摆脱恐惧，摆脱"沉默是金"的道德信条，第一次公开表达对学生要求新闻自由，反对腐败的政治诉求的拥护和支持，对政府冷血的愤怒，波涛汹涌的情感表达的结果是遭到机枪坦克的铁血镇压，沉默的大多数又患上犬儒症。

今天的世界，互联网用户主导互联网的内容已经是互联网发展的大趋势，美国时代周刊、香港亚洲周刊都选线民为风云人物。我们中国作家、新闻人的责任是废除新闻出版的《审查和自审制度》，因为我们写作的权利，不是党权和政权赐予的，它属于天赋人权。公开地，诚实地表达我们的情感，是我们需要迈出的第一步，这第一步自章诒和先生始。

当我们每个使用笔和键盘的人都能站出来公开谴责最丑陋最践踏人性的《审查和自审制度》时，我们实际也在创造我们自身，我们会找回应该属于人的勇气和真诚，从而获得人性的解放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