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证据的概念
说事实存在是一回事，确定这些事实是什么则是另一回事。一旦我们从“事实”这个概念转换到“厘清这些事实是什么”的问题，即判断哪些关于事实的断言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我们就进入了证据的领域，这正是本书的主题。正如哲学家喜欢说的那样，证据是使我们相信某件事为真或为假的理由或者凭据。一项项的证据都是事实，但它们也是使我们得出其他事实存在或不存在的结论的事实。某人的皮肤和眼白发黄这个事实，是此人患有肝炎这个进一步事实的证据。我的汽车发动机发出乒乒乓乓的声音这个事实，是油箱里汽油的辛烷值过低这个事实的证据。苏珊被盗汽车的车门把手上有赫尔曼的指纹这个事实，是赫尔曼是盗车贼这个事实的证据。彼时已被提名的现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埃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几年前曾在一份反对堕胎的传单上签字，这个事实是她当时信仰的证据，而她当时的信仰是她目前信仰的证据，相应地，她目前的信仰是她目前可能如何作决定的证据。
本书只是间接涉及什么构成一个事实，以及什么构成一个真的陈述或一个假的陈述。而本书直接涉及的是，我们如何知道某个陈述或结论的真假。用哲学术语来说，本书关注的是认识论，而非本体论（或形而上学）。转换成日常用语来说，本书不是关于“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而是关于我们如何确定“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它关于在公共政策、公共协商和个人决策中对事实真假的评估。
对真相的需求
证据是判断真假的前提。但是，正如我们会在第十三章里看到的那样，心理学家所谓的“动机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在证据领域司空见惯。遗憾的是，人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上的事实，通常深受他们希望这世界怎样运转的规范性偏好的影响。尽管足球是否越过球门线并得分是一个在理论上可证实的事实问题，但进球球队的支持者几乎无一例外地认定球过了球门线，而防守球队的支持者同样无一例外地认定球没有过线。尽管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的出生地是一个事实问题，但他的支持者（正确地）认定他出生在夏威夷，而很多他的政敌（错误地）认定他出生在肯尼亚，这不足为奇。当被问及哪位总统候选人“赢”了辩论时（这个问题显然不是事实性的，也不容易被证实），仍然值得注意的是，潜在选民和专家都毫不意外而又令人乏味地选择了符合他们政治偏好的那位候选人。同样，最近发生的一场竞争激烈的总统竞选也是这样，人们对事实的评估太容易受他们的政治偏好与结果偏好影响。
然而，更加根本的是，只有在乎真相的人才在乎证据。我们并不清楚在同样的情境下，真相是否对所有人都有同等程度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将真相看作人们可以偏好（或者不偏好）的东西之一，我们就可以理解，人们对真相的偏好与对幸福、爱情、友谊、野心、财富、健康和轻松，以及无数其他感情和条件的偏好相竞争。这些感情和条件有时会与真相冲突，对有些人来说，它们比真相更重要。尽管当亨利·克莱（Henry Clay）在1839年说他为做正确的事而宁愿放弃做总统时，他更多的是在谈论做人的原则而非谈论事实，但他的名言流传至今，正是因为我们目睹了很多（或者说大多数？）政治家会为做总统而放弃做正确的事。做正确的事是对真相的偏好，但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偏好，不是所有人对真相偏好的程度都同样多，也不是所有人都一直偏好真相。
如果真相是一种偏好，那么我们就该想到，可能存在一种关于真相的市场。真相的供应商，也就是证据的供应商，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想要证据，或者想要的程度一样。尽管这个结论看似让人不舒服，但超市小报的出版商可没有不舒服。很多人热衷于阅读富商名流的落魄经历，这种热衷创造出了对名人落魄细节的不厌其详的需求。而这些信息的提供者，其中以超市小报为主力军，想方设法满足读者的这种需求，无论那些落魄经历是否真实。显然，那些富商名流时运不济、马失前蹄的故事与现实（即证据）越来越脱节，直到人们降低对这些故事的需求。同样明显的是，当对名人落魄经历的描写真实到变得无趣时，对此的需求也会降低。靠博人眼球而成功的超市小报出版商属于那些能最准确地评估人们对耸人听闻的故事的需求和对真相的需求之间关系的人。那些盈利颇丰的小报出版商已经找到了最佳平衡点—在这个最佳平衡点之上增加更多真相（更多证据）或减少耸人听闻的内容都会降低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小报生意的成功取决于发现耸人听闻的内容和真相之间的平衡点，使得阅读量最大化（从而使销量和广告收入最大化）。
本书并不是关于出版业的，无论是小报还是学术著作出版，或者介于两者之间。尽管近期的事件足以说明以下观点，但我还是绕了个圈子，借用小报出版这个例子来说明，并没有很多人认识到，在任何问题上、在任何时候，更多真相（或者更多知识）对任何人（或机构）都同样重要。同样没有被认识到的是，证据作为知识和我们判断真假的基础，在任何问题上、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同样重要。本书的主题是证据。它建立在证据往往很重要，因为真相往往很重要的前提上。但如果我们想理解证据在这个世界上、在公共政策和个人决策中的位置，我们就需要理解证据和真相并不是唯一的价值所在。
关于事实和观点
阿道夫·希特勒（Adolph Hitler）留着胡子是事实，他于1889年4月20日出生于奥地利的布劳瑙市也是事实。他很邪恶同样是事实，但这个事实与前两者的不同在于，它是评价性的。它牵涉到判断，或者也有人称之为“观点”。上述例子中的判断很容易做出。至少在我交往的人中，几乎没有人会反对将希特勒描述为邪恶的。然而，评价往往充满争议，并没有那么显而易见。而且，更麻烦的是，评价往往暗藏在看似事实性的陈述中。哲学家菲莉帕·富特（Philippa Foot）提出了一个概念，被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命名为“厚重的伦理学概念”（thick ethical concept）。厚重的伦理学概念指将事实和评价相结合的描述，比如“粗鲁”和“慷慨”这样的形容词、“懦夫”和“英雄”这样的名词、“粗心地”和“细心地”这样的副词，甚至是“匆忙”和“闲逛”这样的动词。
当我们提供“深描”（thick description）时，就像陈述单纯的事实一样，需要证据。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既适用于支持（或反对）弗朗切斯科·斯凯蒂诺（Francesco Schettino）是“懦夫”这个结论的证据，同样也适用于“歌诗达协和号”（Costa Concordia）邮轮沉没了这个结论的证据。2012年，“歌诗达协和”号邮轮在海难中沉没，作为船长的弗朗切斯科·斯凯蒂诺弃船而逃，造成32名船员和旅客死亡。但是，我们需要参考“怯懦”的标准，才能确定什么是将某些行为描述为“怯懦”的证据，而“怯懦”的标准不像描述一个事件为“沉没”的标准那么显而易见、没有争议。
看看最近的政治事件和争议，比如我们认为指控某人是美国共产党成员一般来说是一个非真即假的指控，因为美国共产党是一个真实存在、拥有真实成员的组织。但指控某人是共产主义同情者，或者现今更常见的，指控某人是社会主义者，则是提出了一个包含着有争议的定义的指控。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问某人是否认为美国存在着系统性种族主义的问题，法官巴雷特在她的确认听证会上就被问到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预设了对系统性种族主义这个充满价值取向和争议的概念的定义，它将一个充满争议的政治问题伪装成一个纯粹的事实问题（仿佛其答案也不含有评价性）。
本书不是关于修辞或政治策略的，也不是关于规范性政治或道德论证的书。本书关于证据，也就是关于我们如何知道某物或某人是否符合特定标准或定义的某种事物。黄昏时分在房子周围飞来飞去的是一只鸟还是一只蝙蝠？那辆20世纪30年代的汽车是道奇（Dodge）牌还是奥斯莫比（Oldsmobile）牌的？我们又是如何知道的？但本书的重点不是关于一些评价性特征—比如粗鲁、懦弱、勇敢、系统性种族主义—的定义（或标准）应该是什么。或者换一种说法，并不是所有问题都是关于证据的问题，尽管人们总想把价值相关的问题装扮得看起来像是只关乎证据的单纯的事实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