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原为一学术著作之推荐序，唯香港国安法分布后，出版社与该书作者皆为之噤声，著作未能问世，唯留此序在人间。）

毛泽东的幽灵在空中盘旋。他建立的"红色话语"既解放又奴役中国社会与人民的语言、思想、行为模式至少八十多年了。官方文宣固不论矣，即连海内外异议分子身上的言行也往往盖上毛式的烙印。本书《沧浪之水：红色知识话语的建构与推行》以1951-52年高校知识人思想改造为个案，以小见大，上接"延安整风"的余绪（高华，2000），下启"反右"和"文革"的开端（钱理群，2012），一脉相承，今日读之，犹令人不寒而栗。考察红色话语的"知识考古学"，不仅有历史意义，并且为理解毛泽东时代、后毛时代乃至当今习*近*平"新时代"的思想资源提供一把重要的钥匙。

本书乃作者根据博士论文三易其稿而成。我们虽无师生之缘，承其雅意，在付梓前夕出示书稿，让我先睹为快。（按：此书后来并未顺利出版。）我不揣鄙陋，遵嘱提出一些粗浅的读后感，借题发挥，期与作者对话，也表达一份诚挚的敬意。我的读后感包括三方面：(一)毛式话语的内在矛盾；(二)红色话语与暴力结构的辩证；（三）方法论的考虑。

（一）毛式话语的内在矛盾

余英时先生（1992：43）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基本上便是一部边缘人奔向权力中心而知识分子则不断被挤出中心的历史。"他又说："党内的'成功者'起码必须具备两大要诀，一是'狠'字诀，一是'痞'字诀。这正相当于毛泽东自我估价的'虎气'和'猴气'。"换言之，毛在处上风时则"狠"，在处下风时则"痞"。毛泽东一生善变，反复无常，青年时是无政府主义者，五四时期则景仰胡适（他自己对斯诺说的），成为政治领袖以后又有几次变化，自嘲曾上过"绿林大学"，晚年更是"秦始皇加斯大林"。

作者分析，毛式红色革命话语体系以建构"阶级"为核心，其中又以农民构成"人民"的主体。农民为"我"，知识群体为"敌"，二元对立。知识群体的"原罪"，就是高高在上，只懂一些无知愚昧的"书本知识"，完全不事生产，以致站在与农民阶级的对立面，除非加以彻底改造，使之"农工化"，否则应该打倒知识人的"阶级压迫"。毛泽东的"农民革命主义"彻底颠倒传统儒家的道德秩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环。

必须强调，毛式话语是经过数十年长期发展出来的，不是为理论而理论，更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了革命的实际需要创造条件。这套话语体系自然有其延续性，也有其断裂性。在漫长而艰险的革命过程当中，或因应各种内外斗争情势（包括国民党、国际共党、党内各阶段的权力竞争者），或因主观需要，话语常常翻转不定。众所周知，毛敌视自由主义，藐视知识人，但这也未可一概而论：在延安初期，出于需要，毛也欢迎过知识人，他们的阶级属性并未如后来的固定化；而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在重庆向国民党当局争取自由民主，《解放日报》却在延安推行"舆论一律"。这些断裂性对毛而言是斗争策略，一旦情势逆转，便可能突然大转弯，收拾权宜性的话语。毛泽东原来欣赏鲁迅在"白区"对国民党"投枪匕首"，但鲁迅毕竟怀疑一切权力，以致毛不许红色的"解放区"流行鲁迅文风，延安整风时更整肃受鲁迅影响的王实味。

除了权宜的政治利用，毛式话语本身其实就充满了理论的内在矛盾。作者指出，毛受到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所影响。中共历史上以"民主集中"为圭臬，号称结合群众路线和一党专政的"辩证统一"，但在实践上则左右摇摆，权力极不稳定，从未获得合法合理的制衡。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翻云覆雨，今日之是，可能是明日之非。邓小平的政治反右、经济反左的政策，又举如"党性"与"人民性"、社会主义异化等等辩论，亦复反映这种内在矛盾。正因为这个断裂性和内在矛盾，1980年代言论短暂相对开放时期，党内思想改革派才能引述毛的"自由面"打击毛的"专制面"，这个伎俩是威廉斯(Williams,1977)所说典型的"选择性吸纳"(selective incorporation)，结果徒劳无功。同时，为了证明伟大领袖高瞻远瞩，一贯正确，许多重要文稿都经过当局反复审查修订才进入《毛泽东选集》。

（二）红色话语与暴力结构的辩证

天下的专制独裁者莫不垄断国家暴力（警察、军队、特务、监狱），驯服人的肉体，然而毛泽东更要进一步触及人的灵魂深处，彻底洗脑，其规模和程度超过斯大林，几乎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我在通读本书时，深感作者有效运用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路径，提高理论层次，使我们对于话语、知识与权力的相互关系有更透彻的理解。作者说:"一旦政治权杖触不到的领域，伦理道德的力量便可以起到干涉作用。因此，红色知识话语体系的内容并非仅是新的政治权力文本的呈现，亦是一部新的道德伦理宣言。"这是深刻的见解。我以为，意识形态的作用就是使人们从根本上觉得"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甚至相信"世界本来就应该这样"，因而渗透到人们最细致、最隐蔽的思想领域。

作者以"沧浪之水"为知识人"洗澡"（思想改造）运动的隐喻，在掌握大量文本的基础上，细致地刻画毛式红色话语如何建造"阶级出身论"，贬低知识阶层的道德品格，拔高农民和工人的先进性，并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机制激发知识人的"原罪感"，先否定自己的历史和出身，再用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社会压力使其就范，导致知识人自己污名化，又互相妖魔化，毫无间断，最后至少在"表面上"是完全服从红色革命意识形态的网罗了。必须指出，作者以福柯的洞见赋文本以深刻的意义，从文本中探窥深层的权力运作，丝丝入扣，但她并未本末倒置，以文本去迁就福柯的理论架构。

话说回来，"话语"的定义未免含糊，我也不禁怀疑过分依赖文本分析是否有"泛话语化"的倾向。我从本书中获得以下几个相关而相异的印象：（1）话语是权力的再现；（2）话语是权力建构的工具；（3）话语是权力的组成部分；（4）话语是权力斗争的场域；（5）话语就是权力。如果话语的性质和作用涵盖这五个面相，是否应该设立不同的条件安顿这些关系？尤其是在最广泛而抽象的层面，作者引述福柯的话说："历史不厌其烦地教诲我们：话语并非转化成语言的斗争或抗争系统，它就是斗争的手段和目的本身。话语即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

英国文化研究巨擘威廉斯（Williams,1977：112）阐发葛兰西"意识争霸"的理论时说："鲜活的霸权恒是一个过程。………它必须不断被更新、再生产、保卫与修正。同时，它也不断受到它本身以外的压力所抗拒、限制、改变和挑战。"这是充满激烈竞争乃至斗争的动态过程，有攻有防，有进有退，有分有合，而不是静态的制作成品。文化批评大家萨伊德研究西方帝国主义在殖民过程所建构的"东方主义"，以及殖民地对殖民者进行的文化抗争，他的分析路径一方面受到威廉斯的启发，一方面又接受早期福柯关于"话语"的论述。但萨伊德(Said,2000)后来批评，福柯晚期走入"泛话语"和"泛权力"的决定论。我对此深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