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生态与环境组顾问侯学煜与组员陈昌笃教授不赞同马世骏的让步，认为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三峡工程不能修建。侯学煜特别指出了三峡地区是历史上滑坡和崩塌等地质灾害的多发区。但是建坝蓄水后因水的浸泡软化作用和浮力作用，将使滑坡稳定性减弱，促使老滑坡的复活，尤其该地山区暴雨来临时，在地面又无植被保护的情况下，更容易触发滑坡、崩塌[18]。侯学煜的态度比马世骏更为坚决；

第三，生态与环境组的报告中的一些重要结论，与其他专业组互相矛盾。比如生态与环境组指出，根据遥感资料所测定的三峡地区后备宜农面积仅为二十九点五万亩。如果还是按照一点五亩安置一位农村移民，可安置的农村移民人口不足二十万。生态与环境组在报告中只是陈述了自身的研究结果，并没有直接指出移民专业组报告的错误。根据移民专业组的报告，三峡库区有足够的土地资源，可以就地安置三峡工程113万移民。在水库淹没涉及的十九个县市中，有可以开垦的荒坡地二千多万亩，其中三百六十一个安置乡中即有开垦的荒山草坡三百八十九万亩。只要每个农村移民开垦一点五亩荒坡地，便得以解决农村移民的生产生活问题，因此移民都可以在本县内安置，且农村移民大部分可以不出乡安置。这样的与其他专业组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理？

按照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的安排，周光召与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国家林业部部长高德占一起负责审查生态与环境组的专业报告。为什么要让一位物理学家去审查生态与环境组的报告？这是因为周光召是科学院院长和党组书记，而生态与环境组的大部分专家学者都来自科学院，就是发生矛盾的马世骏和侯学煜也都来自科学院。

至1991年5月，十个预审组都完成了预审工作，形成了预审意见。对生态与环境组的审查，一切都风平浪静。生态与环境组的顾问侯学煜院士没有闹，组长马世骏也没有闹，其他专家也没有提出疑问。关于生态与环境问题的结论为：三峡工程建设必将对生态与环境问题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审委会认为：建设三峡工程总的来说有利于生态与环境的改善；对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只要高度重视、认真对待，可以减少到最低程度。鉴于生态与环境问题的隐蔽性和长期性，要不断加强科学研究，建立三峡生态与环境监测网络，对三峡工程建设前后库区及长江中、上游的生态与环境，实行全过程跟踪监测和管理[19]。

1991年7月9日至12日，审查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听取了十个预审组的预审意见。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一致认为三峡工程的前期工作规模之大，时间之长，研究和论证程度之深，在国内外是少见的。它是成千上万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长期不辞辛苦、埋头实干的结晶，也是发扬民主，听取不同意见，反复论证的结果。审查委员会一致认为，在论证基础上编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其研究深度已经满足可行性研究阶段的要求，可以作为国家决策的依据。1991年8月3日，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召开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对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意见，认为三峡工程建设是必要的，技术是可行的，经济是合理的。建议国务院及早决策兴建三峡工程，提请全国人大审议。周光召在审查意见上签了字。

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只是对三峡工程论证的14个专业组的报告分十个预审组进行审查，而没有对三峡工程论证14个专业组的报告进行综合审查，有意忽略各个专业组报告之间的矛盾之处，比如生态与环境组和移民组在可安置农村移民土地资源数据上的巨大差别，又比如防洪组强调防洪是最主要目标，而泥沙组主张蓄清排浑运行模式。什么是蓄清排浑？洪水来的时候是浑水，不能拦蓄，那就没有防洪效益。如果拦蓄，发挥防洪效益，就不能排浑，水库淤积问题无法解决。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根本不去涉及这些整个工程论证中14个专业组之间的互相矛盾之处，彷佛这些矛盾都不存在。

同样，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也没有直接干预生态与环境组的“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但是一些弊病是可以通过人为措施加以限制的”，与工程论证领导小组要求之间的距离，只当这样的差距并不存在。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并没有直接要求参与生态与环境组工作的专家们去修改他们已经签字的结论。在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的意见“三峡工程建设是必要的，技术是可行的，经济是合理的”，根本不提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如何。

有人会问：很有个性的侯学煜、马世骏为什么不在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表意见？就在周光召担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委员，负责审查生态与环境专业组的报告最后时间，侯学煜与马世骏先后去世。1991年4月16日侯学煜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去逝。侯学煜先生是全国政协常委，享受副部长级的医疗待遇，许多人以为医疗待遇越高，因病死亡的概率越低。可是，侯学煜的早逝恰恰与他享受的副部长级医疗待遇有关。1991年5月30日马世骏于河北省丰润县死于一场至今尚未解释清楚的车祸，据说马世骏在河北省迁安县主持了“全国生态农业林业县建设经验交流会”后坐车途径丰润县时与一辆载重卡车发生相撞而亡。问题没有解决，但是提出问题的人都已经走了。

1991年8月3日，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查委员会召开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对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意见，提出问题的侯学煜和马世骏已经去世两、三个月了。

五、成立生态与环境II组，将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从弊大于利改为利大于弊

1991年8月3日，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查委员会召开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完成了审查的任务，一切似乎都已经尘埃落地。

1991年8月31日下午国务委员宋健主持会议，研究并落实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中提出的补报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问题，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和林业部、水利部、能源部、环保局、中科院、长江水利委员会、三峡办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及有关专家参加会议，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魏庭铮做了汇报[20]。

1991年8月3日，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对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意见，认为三峡工程建设是必要的，技术是可行的，经济是合理的。建议国务院及早决策兴建三峡工程，提请全国人大审议。会议并没有提到审查工作尚未结束，还有工作需要补做，还有结论尚未完成。待补做的工作完成后，才做出最终结论，然后才能给国务院一个准信。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建议国务院批准建设三峡工程，上报全国人大审批。

那么为什么宋健要在8月31日下午召开会议，再次研究三峡工程对环境影响评价的问题？这是因为中央领导，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对生态与环境组的“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但是一些弊病是可以通过人为措施加以限制”结论不满意，要求做出更改。至于以什么理由更改？如何更改？这是下面人的事情，是宋健、钱正英、周光召、曲格平、高德占、魏庭铮等人要办的。

如前面已经提到，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重新论证，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成立了14个专业组，其中一个是生态与环境组。1988年底生态与环境组完成了《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影响及对策的论证报告》，1989年经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第七次（扩大）会议通过。长江水利委员会在此基础上编写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之后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组织的对生态与环境预审专家组及审查委员会都已经审定了工程论证阶段的评价成果。但是考虑到长江水利委员会编写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在编写过程中，报告书的大纲没有经过国家环保局的批准，并且考虑到三峡工程的生态与环境评价具有极大的国际和国内影响，应该按照有关法规和程序，补编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并进行正式审批。

会议经过讨论，议定以下意见：

要按照法规程序，尽快组织补编和审查环境评价报告。请长江水利委员会于今年9月份将环境评价大纲报国家环保局，由国家环保局组成审查委员会并于9月前后审批。长江水利委员会根据批准的环境评价大纲，修改、补充现有的报告书，于今年年底报送国家环保局，国家环保局组织审查委员会于2月5日前完成审查工作。1992年2月中旬将审查意见报送党中央和国务院。

报告书的修改、补充工作由长江水利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联合组织有关单位进行，并共同署名。审查委员会成员必须是这方面的权威和专家，要民主、科学、严谨、负责地做好审查工作。有关部门、单位的专家和干部要高度重视和支持这些工作，报告书通过审查后，可出版英文单行本。

与三峡工程有关的生态与环境问题的评价及治理费用，列入三峡工程投资，或者计入三峡工程运行成本[21]。

会议纪要只是提到，国务委员宋健主持会议，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魏庭铮出席了会议，林业部、水利部、能源部、环保局、中科院、、三峡办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报告书的修改、补充工作由长江水利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联合组织有关单位进行，并共同署名。因此笔者推定，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也出席了会议，或者周光召派某位副院长代表他出席了会议。周光召对会议的内容和所做的决定完全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