谵妄症，惊呼：有关部门派人监控我，还要抓捕我，我要逃，要逃！而且她真的从床上跳起，向门口冲去，还在纸条上胡乱书写，大概是"遗言"吧。
尽管宋安大夫用药物将这一切平息下来，可忻也最终归于安宁；但我的内心的恐惧感始终驱散不去。本来，陪伴可忻死亡，和即将离世者共处在临终处境里，我已经不再把死亡当作遥远的"他处"存在；但我看到了可忻的临终恐怖，却不能不想象自己的临终恐惧可能会更加难以接受，因为我的一生所经历的磨难，远远超过可忻！——这大概就是多灾多难的我们这一代、几代人的命中注定！
可忻终于走到了"最后"，又有了一声生命的呐喊："这个世界太乱了，我管不了了，我要走了！"这是真正的告别：一切的一切，我都"管不了"了：不再对社会尽责，不再和他人（包括身边的陪伴者）发生任何关联。"我要走了"，要从"自我现实"中"撤离"出来，进入临终前的"灵性生命"！"既通向内心，自己真正追求的东西，又通向自我生命与整个宇宙联接的广阔空间"，是"内在力"与"超越力"的有机统一。这是真正"个体化"又是"超个体"的存在，"超验"的存在，一种精神、文化的新生！
而这样的"死亡——新生"，每一个生命个体都不一样。死亡学研究者因此强调，"死亡对于人类，依然是个谜，不存在唯一的死亡观"，"每个人都可以是死亡的探索者，猜谜人，代言人"。
我也因为可忻的衰老与死亡，成为养老学的研究者。在可忻生前出版的《崔可忻纪念文集》代序《"我的深情为你守候"》就是我的研究起点。连《崔可忻纪念文集》也成了可忻作为"死亡探索者"留下的最初印记。
可忻走了，我还活着，路就要继续走下去。首先要把自己安顿下来。
可忻病重之时，就嘱托我，在她走后，第一件事就是回贵州去。可忻8 月4 日远行，我9 月18 日就来安顺住了整整一个月。当年我和可忻任教的安顺卫生学校的学生纷纷从全省各地赶来，作 50 年后的一聚，我强烈感到可忻也在其间。我安住在应国安顺农村老家的新居里，对面是山，家门口就是稻田。深夜在犬吠中入眠，清晨闻鸡鸣而起身，我也因此回归土地与大自然。当我和蓝天中的浮云，黄土上的稻穗默默相对，我更是感到了一种大自然和生命中的永恒"（《我和贵州、安顺地方文化研究. 写在前面》，收《八十自述》）。
此后，2020 年 11 月《安顺城记》出版，我又来到贵阳与安顺，出席首发式，并作"从土地长出的历史中寻求生命的永恒"总结发言。2021 年初，北大中文系为《安顺城记》的出版，召开"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文化研究"学术讨论会。12 月，我在2002 年上"最后一课"，20 年后，重回北大中文系讲堂，讲题是《脚踏大地，仰望星空：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文化研究》。2022 年，我封闭在养老院里，以我与贵州的关系为贯穿线索，写出了我的回忆录《五十年奔流不息：大山里的小溪怎样汇入 1974-2022 年中国历史的大潮》，共50 万言。2023年我第三次回贵州，在贵阳、安顺作"贵州（安顺）地方文化研究再出发"演讲，并编辑了《认识脚下的土地——关于贵州地方文化的研究与讨论》一书。
这样，可忻"走"了以后，我又回到"北京（北大）——贵州"两个精神基地，出入其间，也算是自我生命的最后"归根落地"。
2023 年7 月12 日，我从安顺回到养老院。我认定自己的社会责任已尽，时代使命已经完成，基本实现了人生的"最后冲刺"，但还要骑着马继续慢跑一阵。这就有了最后的学术安排：由研究社会、历史，回归追溯人自身。探讨"人性，国民性"，研究"老年人生与死亡"。我现在真的对自己生命的最后一程，充满了好奇心与想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