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如果有这么一群阴暗懒惰的失败者，他们在经济、科技、军事、自由、权利等文明领域的竞争中，全面处于下风，而一个外来者的出现，让他们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失败有了一个最好的借口，那就是将自己的失败的原因都归咎于他人，这是何等的轻松与快意。当这一借口被披上神圣的宗教或革命的外衣的时候，懒惰失败者更加心安理得地沉迷于当英雄的幻象之中。不学习，不奋斗，不改善自己的制度与文化，就靠朝坦克扔石块就能当英雄，这确实是一大堕落的诱惑。

这其实是一种文明的病毒，是人性中固有的一种幽暗和堕落，它似乎与生俱来，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在基督教中，它被称作原罪。在人类的文明史中，它始终如影随形。在不同的时代，它会找到不同的理由和理论而产生不同的变种，但实质都是一场向着毁灭人类也毁灭自己的黑暗高歌猛进的自杀。向下的堕落总是比向上的修养要容易太多。

我们甚至可以说，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不断与这种病毒不断做斗争的历史。在王莽的“以德治国”的乌托邦实验里，在许多农民起义的暴虐中，在太平天国的残酷与幻想中、在义和团歇斯底里的杀戮中、在德国纳粹那里、在红色高棉那里、在二十世纪形形色色的“革命”那里，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病毒的蔓延带来的一场场反人类、反文明的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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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和杀戮是哈马斯的必然选择

在传统社会，由于天然的地域阻隔和相对自治的社会单元，使得这种病毒的渗透能力不可能太强，闹过一阵子便会偃旗息鼓。而到了传播和控制力更强的现代社会，这种病毒的破坏力则惊人地爆发了出来。极权主义就是这个病毒的现代变种，给20世纪带来了极为深重的灾难。而以哈马斯为代表的现代原教旨主义，实际也是这种极权主义中的一种，只不过披上了宗教信仰的外皮。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对其进行了剖析。她认为极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言论控制和灌输仇恨，他们要不断制造一个虚拟的敌人，将其描绘得异常凶恶，并且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并利用高度强制的意识形态灌输，制造恐怖气氛恫吓人民使之俯首帖耳、强化自己“人民保护者”的形象。在纳粹政权时代，这个“恶魔”就是犹太人；在哈马斯那里，这个“恶魔”就是以色列的存在。

我们看到，哈马斯在儿童电视节目中就开始洗脑式地灌输仇恨的意识形态。11岁的著名儿童节目主持人莎拉(Saraa Barhoum)告诉记者，她很想成为烈士。她主持的《明日的先锋》每周五播出，长达1小时。这档节目以一只打扮貌似米老鼠的好战卡通人物“法尔富尔”而出名，它经常在节目中宣扬反美国和以色列的理念，最后法尔富尔被一名以色列士兵打死，成为烈士。

当然，他们设立的这个宏大目标是永远不能达成的，因此，极权主义反对一切静态的制度约束，它在本质上乃是一种运动，其根本特征在于它要持续不断地进行斗争，斗争，再斗争，永远没有休止。极权主义的统治之维系，离开这种无休止的运动，便将宣告破产，运动停止之日，也就是极权主义的毁灭之时。为了使斗争进行下去，便需要不断地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的所谓“敌人”，作为斗争的对象。极权主义从其一开始运行起，便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人性向下堕落的速度是惊人的，这种病毒的繁殖速度是惊人的。由于极权主义者对思想和言论自由进行严密的控制，如果有人拒绝堕落，立即会被当成叛徒而清洗掉。在批斗专政对象的过程中，下手最残忍的人会被当作信仰纯洁而得到褒奖，因此，整个社会在各个领域都会向最低级和最无耻的看齐。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