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系列的领土变迁和民族迁移都伴随着强制和暴力，甚至战争与流血。在波兰、乌克兰与俄罗斯三个民族之间都造成严重的创伤和怨恨。同时也形成了俄罗斯、波兰对乌克兰，尤其是俄罗斯对东乌克兰、波兰对西乌克兰分别具有强大影响的历史传统。乌克兰人的国族认同因而也变得十分复杂。

不少人认为乌克兰与俄罗斯在种族、语言、宗教上都更接近，而与波兰较远。但实际上与语言的远近相比，在与乌克兰哥萨克的关系方面，影响更大的其实是俄、波政治经济结构的差异。

历史上波兰政体长期是贵族制乃至贵族共和制，与乌克兰人的哥萨克盖特曼政体相比，两者都有明显的政治多元特征，而它们与俄罗斯的中央集权专制君主制差异都很大。乌克兰依附波兰时，盖特曼自治的空间也较大，1658年乌克兰首领维戈夫斯基甚至与波兰和立陶宛缔结平等的戛佳奇三方联盟条约，要成立波兰-立陶宛-罗塞尼亚（乌克兰哥萨克当时的国名）三元国家，三方平起平坐，如今这被认为是1918年以前乌克兰人争取民族权力的最高成就。显然，与专制集权的俄罗斯是不可能建立这种关系的。

但另一方面，当时波兰的经济是私有的领主庄园，西乌克兰因而出现上层是波兰贵族领主、下层是乌克兰农奴、而庄园管家则往往是犹太人这样一种民族-阶级结构。乌克兰农民与波兰贵族和犹太管家间容易形成阶级矛盾。而俄罗斯则盛行农村公社土地制度，与乌克兰的哥萨克公社制度比较接近。俄国农奴制主要是专制国家把公社分配给贵族军人作为服役报酬的方式实现的，而哥萨克群体本身全民皆兵都必须为沙皇服役，沙皇无需在他们中推广农奴制，但政治压迫则比波兰更明显。所以，乌克兰人与波兰的矛盾具有更多的阶级矛盾色彩，而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的矛盾则具有专制体制下官民矛盾色彩，在不同的时期与地域，两者的权重不同，也影响着乌克兰人的亲俄还是亲波。

▌波兰人的乌克兰观为何从趋异到趋同？

几百年来，乌克兰既有亲俄反波的势力，也有亲波反俄的势力，当然还有既反俄也反波的势力，二战期间这最后一种势力主导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武装曾经给苏俄与波兰都造成很大打击。苏联二战中阵亡的最高阶名将之一、苏联红军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瓦杜丁大将和共产党波兰首任军方二把手希维尔切夫斯基大将都是被乌克兰游击队袭击身亡的，而乌克兰人遭遇的报复就更不用说了。

有趣的是，这类冲突与意识形态分歧往往交叉多于重叠。1918年乌克兰右派盖特曼斯科罗帕茨基曾先后亲德和亲俄（指民族主义的俄国白军），而左派领袖彼特留拉却曾联波抗俄（既抗苏俄红军也抗俄国白军）。在沙皇俄国，犹太族、波兰族和格鲁吉亚族是有名的“三大社会主义族群”，二十世纪初那一代左派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信徒和工人运动精英高度集中于这三个帝俄少数民族中。

据说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中百分之七十都是这三个民族出身。其中最著名的波兰人有契卡之父捷尔任斯基、共产国际领导人拉狄克、乌克兰共产党创建者柯秀尔、白俄罗斯共产党创建者博古茨基等。就乌克兰而言，可以说引入马克思主义，并把乌克兰最终带进苏联的很多都是柯秀尔这样的左派波兰人，但在乌克兰最敌视苏俄的也是波兰人。布尔什维克早期最著名的“红歌”之一就是“华沙革命歌”，但1920年红军恰恰就在华沙栽了最大的跟斗。

耐人寻味的是：随着社会主义运动后来的“俄罗斯化”，这三个民族的革命家几乎都被清洗出局。就波兰人而言，除早死的捷尔任斯基外，上面提到的拉狄克、柯秀尔、博古茨基等波兰族布尔什维克后来都在苏联死于非命；旅居苏联的波兰共产党领导层更是在“共产国际解散波共”事件中几乎全部被杀。经过大清洗和大迁徙，乌克兰西部原来众多的波兰人，不分红白基本上都消失了，不同的是白色波兰人多数是在大迁徙中被驱逐，红色波兰人则多数像柯秀尔那样，在大清洗中被杀。像希维尔切夫斯基那样死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红色波兰人也远不如像柯秀尔那样死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多。

对波兰人而言，乌克兰问题是一页痛史，其痛主要来自俄罗斯，波兰人对此的态度也历来比较一致。但对乌克兰人就不同，由于乌克兰既有反俄、也有反波的历史，波兰人一向对乌克兰也是态度分歧，而且这种分歧不但存在于左右之间，在左右派各自内部也存在。例如在反俄（苏）的波兰“右派”中，就既有支持乌克兰抗俄的“亲乌派”，也有担心乌克兰与俄罗斯联手反波的“疑乌派”；反之，在亲苏俄的波兰剧变前当局中，有把乌克兰与俄罗斯都当成“苏联老大哥”的组成者来敬的，也有把乌克兰民族主义当成苏波当局共同敌人来镇压的。

当代乌克兰局势的发展更牵动着波兰的神经和脉搏。十年前的乌克兰“大选风波”曾引起这里人们的高度关注，十年后的“俄乌冲突”使乌克兰再度成为焦点。波兰是欧盟的东部屏障，波兰对乌克兰问题的敏锐程度在欧盟国家中也是无人能比。

但是与以往这类问题争论很多的情况不同，今天绝大部分波兰人和乌克兰人都前所未有地一边倒“亲乌反俄”，历史上的波乌矛盾则几乎隐没不见。2014年7、8月间我们的波兰之行中，仅在华沙就看到两次声援乌克兰的游行。我们还发现这里亲乌社团与NGO十分活跃，而原先的一些疑乌社团则销声匿迹。我们看到华沙大学附近的新世界大街上就新出现了一个“乌克兰世界”社团，据说其办公地本是个“极左派”社团，最近“待不下去了”，“乌克兰世界”遂继而入驻。华沙的“乌克兰热”由此可见一斑。

这时乌克兰几乎成为一个“支配性”的话题，我们分别与波兰外交部一些专家、民间智库波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华沙大学一些学者，以及毗邻乌克兰的卢布林省有关人士以及乌克兰人-乌侨协会的负责人聊过乌克兰的局势，得到不少认识。其中主要的一点，就是如今乌克兰问题在波兰国内与国际的含义与历史上已经大有不同，许多分歧之源已不存在，而波兰人对乌克兰态度的全民一致性则是前所未有的。

这种一致性甚至超过了俄罗斯。我们知道，这些年，铁腕的普京对反对派打压明显，而在乌克兰问题上，支持普京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也确实是民意的主流，但即便如此，反对普京政策的“亲乌克兰声音”仍然是明显存在的。这次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莫斯科等地都多次发生过反普京、声援乌克兰的反对派游行示威，有的达到数万人规模。俄罗斯“总统直属人权委员会”（一个叶利钦时代设立的官方机构，如今其地位虽已边缘化，但仍是官方身份）也发表过对克里米亚“公投”结果的指责性调查，在乌克兰阵亡俄军的家属更是有如当年阿富汗阵亡者家属，对其亲人的“秘密死亡”发出了强烈质疑。这一切一方面表明俄罗斯的“民主倒退”如今尚属有限，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俄罗斯社会对乌克兰问题确实存在分歧。

反观波兰，尽管波兰的民主化与政治多元化水平比俄罗斯明显要高出若干数量级，在许多问题上都是众说纷纭，但是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无论左派或右派、执政者还是反对党，具体细节会有区别，基本态度可以说是高度一致，都是强烈“反俄亲乌”的。这是为什么？

我们的思考是：现今乌克兰问题对于波兰的国内与国际意义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但俄罗斯并非如此。

▌波兰人眼中的乌克兰问题：国内与国际

就国内而言，战前的波兰和俄罗斯都是多民族国家，波兰第二共和国（1918-1939）版图内的乌克兰人很多，就像沙俄版图内也有很多乌克兰人和波兰人一样。但是1945年民族大迁徙后，苏联仍然是多民族国家，仍然面临乌克兰分离倾向的问题，波兰却基本上变成了单一民族国家。绝大部分战前“东波兰”的乌克兰人被划在了苏联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乌克兰少数民族权利问题因此也从战前俄波两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变成了苏联（俄罗斯）独有的问题。虽然1945年后波兰的海乌姆等地仍有少量乌克兰人，他们在旧体制下也遭到过强制迁徙和宗教压制，但本来波兰这类问题就远比苏联温和，1989年后波兰迁徙、宗教完全自由，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决。1985年波兰恢复乌克兰东正教团契，1991年后当年被迫迁到西部的部分乌克兰人返回，2005年1月6日波兰出台新的少数民族权利法案，进一步落实乌克兰人的宗教、语言自治。波兰乌克兰人对此普遍满意。

当然，由于民族情感的非理性特征，有时优惠的民族政策反倒会鼓励更多的民族诉求。但是波兰的乌克兰人人数很少，事实上难以形成民族运动，这与苏联、俄罗斯和如今的乌克兰等国是完全不同的。况且近年来波兰经济政治状况不但优于乌克兰，而且差距越来越大，乌克兰本国人都想向西跑——富人想把资产从动荡的本国向西边转移，穷人也想在经济更为繁荣的西边寻找工作机会。

波兰私有化过程中很多工厂的买家居然是乌克兰投资者，这样的资本外流对于严重缺乏资本的乌克兰而言不是好事，但是既然那边的乌克兰人大都想向西靠，波兰本国数量不多的乌克兰族在边界那边的同胞看来算是幸运儿，自然没有叛离波兰之理。何况，早在社会主义时代，波兰、乌克兰两国的经济社会结构都已根本改变，两国都经历了几十年的经济国有化，经济上当年那种“乌克兰农民对波兰贵族、乌克兰乡村对波兰人城市”的“阶级对立”却已经不存在，因此无论经济、社会、政治还是种族构成方面，过去波兰国内的波乌两族矛盾都已没了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