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来改编剧本。因为李杨不了解矿区，他又帮助他联系人，下小煤窑。

到这年年底电影开机拍摄前，李杨先后将这部叫《盲井》的剧本改了六遍。在修改剧本的过程中，他一直下小煤窑体验生活。

在《中国煤炭报》记者谈志学的陪伴下，李杨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出发，坐慢车一站一站走，河北、内蒙古，每到一站，就再租车到小煤窑看，然后到了贺兰山。从宁夏回到陕西，这里是李杨的故乡，谈志学返京，他找当地一些熟人作陪。从陕西，他又转道河南，几乎转了半个中国的小煤矿。“《神木》小说在电影中占了百分之六十，而其余许多细节是我靠下生活挖出来的。”李杨总结道，“包括小孩子到过妓院之后又加了一场到邮局的戏，包括他在路上碰到一个失学的孩子捐钱、借钱这个细节，以及两个骗子去卡拉OK等情节，都是小说里没有的。”

有一次在山西考察煤矿，当地的朋友开车带李杨上去，他问旁边还有没有，他们说山边还有，他就独自去了那里，大山深处的一处小煤窑。他正在那里摄像，有两个人骑着小摩托车过来，他还在拍，又过来一辆车，将他围住。这时候，他的手机响了，是陪他的朋友打过来的，让他赶快回来。这时他才发现，已经有好几辆车围住了他，那些人的面目都非常狠。

李杨连滚带爬跑回去，发现他们开的那辆车已经被十几辆车围住，有人拿着棒子，有人拿着双筒猎枪，还有一名警察，问他是干什么的。他回答说，我是来玩的。对方说不行，要将他带走。陪他的那个朋友也是当地一个官员，朋友的手机此时都被打爆了，当地的县长、县委书记都来电话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以为他是来采访的记者。

双方僵持不下，便一起回县里再交涉。

回县城的路上，李杨看到所有的路口都停了一辆车，用电话报告他们的行踪。来到县城，进了一家饭店，对方把饭店团团包围，李杨听说，当地的领导也在外面听消息。他向他们解释，我真的不是什么媒体，就是和朋友来玩，我刚从国外回来，没有见过。

最后，李杨拨通了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工作的一个同学的电话，并对县长说，万一我出了问题，东方时空的就会来。我说两个条件，第一放我走，第二不能为难我当地这个朋友，不能让他丢官，因为我开始不知道这个情况啊。

从中午一直到深夜，凌晨三点多，李杨才被放行。后来他才知道，接待他的那个矿的矿长被罚了三万块钱，全县所有煤窑停产两天，因为他们很怕是电视台的来采访，全县高度紧张。

离开县城之后，等到后面跟的警车也回去，李杨才松了一口气。

八

2002年12月31日，《盲井》剧组举行开机仪式，然后大家一起吃了年夜饭。矿上并没有“盲井”这个词，只有一个词叫“盲巷”，就是本来探测有煤，结果挖的时候是一个大石头，过不去了，就是死道。李杨将其改成了“盲井”。

拍摄的地点在山西和河北交界的一个小煤矿，也是靠朋友的关系介绍的。这种小煤矿，就是煤炭部的红头文件也不管用。

他们每次在井下的拍摄要二十多小时，再加上路上来回的时间，共需三十个小时。拍完一次，大家再集中休息。地下一百多米，完全就是一种地狱的感觉。如果出了什么事，你根本没有地方跑。即使四通八达的矿井，也完全不知道怎么出去。拍摄过程中，有好几个人都被落下来的煤块或石块砸过，包括李杨。

幸运的是，矿下的三种意外，塌方、冒水和爆炸，他们只需冒前两种危险。这个煤矿属于低瓦斯矿，否则笨重的摄影器材只要碰出一点儿火星，就可能爆炸。

有一次，剧组拍了一天一夜，大家上来睡觉，等再过去拍的时候，他们就不让拍了，说前两天塌方，砸死俩，砸伤四个。

做过《谁说我不在乎》的副导演之后，李杨以为自己已经熟悉了国内影视圈内的状况，但当煤矿塌方的时候，剧组也坍塌了。

此时李杨发现制片部门的账目有问题，而这个剧组的班底基本是一个人介绍来，也是由他组建起来的，他就向该人提出这些问题。对方便怂恿许多演员和职员离开了剧组，许多账目没有交接，而电影才拍了不到一半。已经租好的器材被拉走，一些演员撤离，剧组走了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剧组不得不转场到河南继续拍摄。这个时候，李杨的朋友高华连夜坐车从北京赶过来，担任制片主任，帮助他重新组织班子。李杨也开始重新改剧本，补救一些镜头。

《盲井》原计划拍摄二十几天，结果又要找新的低瓦斯煤矿，又要搭建新的剧组，直到春节前，影片才得以杀青。李杨本来以为这部电影花一百万就差不多了，结果整部片子做下来，花了将近三百万。“我一开始没有想那么多，就是想拍个电影可以证明我自己，用的钱也是我自己辛辛苦苦攒的，结果到处是陷阱，司机明明没有加油，也到加油站开张票来报销；明明这个道具不需要钱的，也整一堆发票过来，所以拍《盲井》的这个过程让我很痛苦，这也是我熟悉并适应国内圈子的一个过程。”

《盲井》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之后，在北京大学放映了一场。刘庆邦被邀请前来，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小说被改编成什么样子。在改编及拍摄的过程中，他一直没有过问，李杨对他说，我希望你到最后看，刘老师请你相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