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来改编剧本。因为李杨不了解矿区,他又帮助他联系人,下小煤窑。
到这年年底电影开机拍摄前,李杨先后将这部叫《盲井》的剧本改了六遍。在修改剧本的过程中,他一直下小煤窑体验生活。
在《中国煤炭报》记者谈志学的陪伴下,李杨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出发,坐慢车一站一站走,河北、内蒙古,每到一站,就再租车到小煤窑看,然后到了贺兰山。从宁夏回到陕西,这里是李杨的故乡,谈志学返京,他找当地一些熟人作陪。从陕西,他又转道河南,几乎转了半个中国的小煤矿。“《神木》小说在电影中占了百分之六十,而其余许多细节是我靠下生活挖出来的。”李杨总结道,“包括小孩子到过妓院之后又加了一场到邮局的戏,包括他在路上碰到一个失学的孩子捐钱、借钱这个细节,以及两个骗子去卡拉OK等情节,都是小说里没有的。”
有一次在山西考察煤矿,当地的朋友开车带李杨上去,他问旁边还有没有,他们说山边还有,他就独自去了那里,大山深处的一处小煤窑。他正在那里摄像,有两个人骑着小摩托车过来,他还在拍,又过来一辆车,将他围住。这时候,他的手机响了,是陪他的朋友打过来的,让他赶快回来。这时他才发现,已经有好几辆车围住了他,那些人的面目都非常狠。
李杨连滚带爬跑回去,发现他们开的那辆车已经被十几辆车围住,有人拿着棒子,有人拿着双筒猎枪,还有一名警察,问他是干什么的。他回答说,我是来玩的。对方说不行,要将他带走。陪他的那个朋友也是当地一个官员,朋友的手机此时都被打爆了,当地的县长、县委书记都来电话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以为他是来采访的记者。
双方僵持不下,便一起回县里再交涉。
回县城的路上,李杨看到所有的路口都停了一辆车,用电话报告他们的行踪。来到县城,进了一家饭店,对方把饭店团团包围,李杨听说,当地的领导也在外面听消息。他向他们解释,我真的不是什么媒体,就是和朋友来玩,我刚从国外回来,没有见过。
最后,李杨拨通了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工作的一个同学的电话,并对县长说,万一我出了问题,东方时空的就会来。我说两个条件,第一放我走,第二不能为难我当地这个朋友,不能让他丢官,因为我开始不知道这个情况啊。
从中午一直到深夜,凌晨三点多,李杨才被放行。后来他才知道,接待他的那个矿的矿长被罚了三万块钱,全县所有煤窑停产两天,因为他们很怕是电视台的来采访,全县高度紧张。
离开县城之后,等到后面跟的警车也回去,李杨才松了一口气。
八
2002年12月31日,《盲井》剧组举行开机仪式,然后大家一起吃了年夜饭。矿上并没有“盲井”这个词,只有一个词叫“盲巷”,就是本来探测有煤,结果挖的时候是一个大石头,过不去了,就是死道。李杨将其改成了“盲井”。
拍摄的地点在山西和河北交界的一个小煤矿,也是靠朋友的关系介绍的。这种小煤矿,就是煤炭部的红头文件也不管用。
他们每次在井下的拍摄要二十多小时,再加上路上来回的时间,共需三十个小时。拍完一次,大家再集中休息。地下一百多米,完全就是一种地狱的感觉。如果出了什么事,你根本没有地方跑。即使四通八达的矿井,也完全不知道怎么出去。拍摄过程中,有好几个人都被落下来的煤块或石块砸过,包括李杨。
幸运的是,矿下的三种意外,塌方、冒水和爆炸,他们只需冒前两种危险。这个煤矿属于低瓦斯矿,否则笨重的摄影器材只要碰出一点儿火星,就可能爆炸。
有一次,剧组拍了一天一夜,大家上来睡觉,等再过去拍的时候,他们就不让拍了,说前两天塌方,砸死俩,砸伤四个。
做过《谁说我不在乎》的副导演之后,李杨以为自己已经熟悉了国内影视圈内的状况,但当煤矿塌方的时候,剧组也坍塌了。
此时李杨发现制片部门的账目有问题,而这个剧组的班底基本是一个人介绍来,也是由他组建起来的,他就向该人提出这些问题。对方便怂恿许多演员和职员离开了剧组,许多账目没有交接,而电影才拍了不到一半。已经租好的器材被拉走,一些演员撤离,剧组走了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剧组不得不转场到河南继续拍摄。这个时候,李杨的朋友高华连夜坐车从北京赶过来,担任制片主任,帮助他重新组织班子。李杨也开始重新改剧本,补救一些镜头。
《盲井》原计划拍摄二十几天,结果又要找新的低瓦斯煤矿,又要搭建新的剧组,直到春节前,影片才得以杀青。李杨本来以为这部电影花一百万就差不多了,结果整部片子做下来,花了将近三百万。“我一开始没有想那么多,就是想拍个电影可以证明我自己,用的钱也是我自己辛辛苦苦攒的,结果到处是陷阱,司机明明没有加油,也到加油站开张票来报销;明明这个道具不需要钱的,也整一堆发票过来,所以拍《盲井》的这个过程让我很痛苦,这也是我熟悉并适应国内圈子的一个过程。”
《盲井》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之后,在北京大学放映了一场。刘庆邦被邀请前来,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小说被改编成什么样子。在改编及拍摄的过程中,他一直没有过问,李杨对他说,我希望你到最后看,刘老师请你相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