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盲山》的李杨,曾经对每次回国都视若畏途 * 阿波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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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盲山》的李杨,曾经对每次回国都视若畏途
被李杨讲述出来的这个故事,其实写的是一个人的尊严。一个女大学生被拐卖到一个山村,卖给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民做媳妇,她不屈服,她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捍卫自己的尊严,这是中国人应该有的东西,或者是人类应该有的东西。“生活和活着是两个概念,你要生活的话,就要做一个正常的人。”

但此时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之后,柏林地区新纳粹主义开始崛起,对外籍人的袭击事件就越来越多。这一年,李杨有机会去慕尼黑拍一部电视剧,出演一个黑手党。他决定转到慕尼黑大学,并且还可以到这里的慕尼黑电影学院旁听。

德国的教育制度很自由,学生可以转任何学校,只要对方学校同意,连在原来学校修的学分也可以带过去。李杨来到慕尼黑大学,把他的学分证明拿给他们看,慕尼黑大学接受了。他马上回到柏林,办了退学手续,带着几只箱子来到慕尼黑。

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杨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介绍泸沽湖摩梭族的母系社会,感觉可以拍一个纪录片,就回到中国,来到云南,拍摄了一部叫《妇女王国》的纪录片,在德国电视二台播出。尽管这部电视片的长度只有四十多分钟,而在德国电视二台播出时,更被剪得只剩下二十几分钟,但李杨并不想把这部片子拍成专题片,他要拍的是纪录片。他用自己在德国学到的东西来记录她们的生活,先后去了两次,终于拍摄完成。

这部纪录片得到科隆电影学院的赏识,李杨又通过了他们的专业考试,终于在1992年得以进入科隆电影学院。这是一所新成立的电影学院,只招研究生。慕尼黑电影学院和西柏林电影学院只要三十岁以下的学生,而他此时已经三十二岁了。

在科隆电影学院,李杨所在的班里只有七个人。有一天他找到导师抗议,因为同班同学太能侃了,课堂上这个讲讲那个讲讲,他什么也没有听到。他对老师说,我不远万里从中国来,是想听您讲课,不想听他们的。老师没说更多的话,只是说你也可以这样,这样就是互动。李杨一直到第二学期,才适应了这里的课堂气氛,并开始享受这种上课方式。班上有一个同学,李杨老觉得他说的东西不对,但最后打分的时候,对方的分总比他高。他就琢磨为什么,慢慢才知道这所学校同样鼓励的是创新。那个同学叫贝恩德·里希坦伯格,后来是电影《再见列宁》的编剧。

在科隆电影学院上学期间,李杨又拍了两部纪录片,一部是关于云南少数民族爱尼族的葬礼,通过一个葬礼,反映出这个民族的人对死亡的态度,他们的葬礼几乎是一次欢乐的社交聚会,所以这部片子就叫《欢乐的绝唱》。而他的毕业作品,则是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名字叫《痕》。这两部片子在德国电视台播出,许多德国人才知道,日本人还有这样的暴行。中国驻华大使馆为此资助了李杨三百马克,为这部纪录片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首映式。

这几部纪录片不仅给李杨带来一些荣誉,也是他艺术观念发生变化后的产物。“像摩梭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题材,我们许多电视台拍过无数次,但能让外国人接受的有多少呢?《痕》这部纪录片,全片我没有加一句解说词,没有一句我自己的感受,都是中国的学者怎么说,日本的学者怎么说,中国的士兵怎么说,日本的士兵怎么说,见证人怎么说。因为我已经学会了不能代替观众做结论。让自己去扮演一个大师,告诉观众必然如何如何,这是一种霸权、专制的思维模式。正是这种思维模式,造成我们教育出来的人,没有多少人才,许多是费才、废才。”

1994年,李杨从科隆电影学院毕业,拿到硕士学位,此时他已经在德国学习了七年。

事实上在拍摄《妇女王国》之前,李杨还回过一次中国。那次他是作为一个德国访华代表团的翻译。

回国前他到商店为家里人买礼物。“那会儿只有一些概念,买香水啊,化妆品啊,就想买最好的。”李杨回忆道,“我进商店问人家什么是最好的,服务员就说这些都是最好的,这些都是名牌。她问我,你是不是想要最贵的。我说也不是最贵的,就是最好的。她问,你给谁用?我说这个给母亲,这个给弟弟。她又问,他们喜欢什么?他们喜欢的,就是最好的。我才发现,我原来心目中的‘最好’,与人家所谓的‘最好’,完全是不对位的。”

从商场回来,李杨一直在琢磨服务员的那番话。在德国,虽然有很多名牌,但是买名牌的人却很少。不管大家用的是不是名牌,但都很自信,没有人觉得自己穷,自己很丢人。“‘你喜欢的就是最好的’,这句话对我有特别大的启发,等于改变了我过去很愚蠢的一种思维或者是一种价值观念。就这么一件小事,却好像给我上了一堂哲学课。”

第一次回国时,李杨特别兴奋。他们的飞机先到香港,然后再转道桂林。他看到中国人,就特别想说中文,见到谁都想上前问“你好”。

同行的代表团,只有他这个翻译是中国人。在桂林海关,李杨被工作人员拦住,要求做一项血液检查,而其他德国人都已经被放行。李杨问为什么。对方说,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李杨说,为什么我回到自己的国家,你不保护我?

李杨的护照被扣,必须要抽血、验血。他说,我坚决不抽,你要抽,我就不进关。

这时德国人已经进去,团长又返身回来问他怎么回事。他把情况说了,说这样的验血是不平等的,这对我的自尊心是一个伤害。

同行的德国人都返回来,集体抗议。李杨说,我不要这份工作,我要走了。德国人也表示,不进关。

经过交涉,李杨作为特例没有被抽血。“从那儿之后,我每次回国过海关都是这样,我拒绝跟别人不一样的对待。我不反对你抽血,要抽血,就全部都抽,但不能将中国人与外国人区别对待。好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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