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前辈为了突出晚生林彪新晋升的副统帅地位，已经做得很过分了。在接见群众的场合，周恩来总是让毛泽东和晃着小红书的林彪在舞台上双双亮相良久，充分享受雷鸣般的掌声和海潮般的万岁欢呼。毛、林庄重地从舞台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到这头，最后在舞台中央定位。然后周恩来才象老鼠拉木楔一样，拖着一大串高干，缓缓出笼，本分地挤在舞台后排——周恩来还想把他的谦恭延伸到历史定位，把属于自己的功劳，编成花环挂到当时只是连长的林彪脖子上。就像是一个胆小的财主遇到强盗，慌忙捧出家传珍宝，说自己本来就不配拥有它，讪笑着央求山大王务必赏脸收下——这不是谦虚和美德，是懦弱和虚伪。

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还有失态的举止。他用一种歇斯底里的态度，向毛泽东、林彪宣誓效忠。他说“同志们，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你们热爱毛主席，热爱江青同志，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周恩来热爱毛主席的心情不比你们差。——我周恩来一生犯了许多错误，但我是拥护毛主席的，拥护林副主席的。不信请同志们看一下，我周恩来的心是红的。”说到这里，周总理突然用手撕开了衬衣，露出了胸膛。

幸亏周恩来身边没有一把刀子，否则他说不定象纣王的宰相比干一样，一刀子自己开了膛，向满朝君臣展示自己并无谋反之心。

国家总理发誓赌咒向一个党的主席表示效忠，这个国家怎么了？这个国家的总理怎么了？这个党怎么了？这个党的主席怎么了？

只要其中一个不“怎么了”，就不会发生上述闹剧。

如果事关毛泽东的错误和丑闻，周恩来有着本能的反应——立刻扑上去遮丑。他本人的功能就是一块遮羞布。

1961年，国家统计局贾启允等三人，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不久周恩来再次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在我们三人共同监督下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周恩来这才放心。周恩来为了掩盖毛泽东的弥天大罪，鬼鬼祟祟，毁灭证据。他这个总理不是为平民百姓当差的，他只是毛泽东的家臣而已！历史不会原谅他的这种作为。

大饥荒发生后，周恩来做过几次长篇讲话，巧舌如簧宣传中国是世界上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鼓励大家以此为傲。喋喋不休地重复“自然灾害，”“苏修逼债”造成全国大饥荒的鬼话。但是一直回避“到底饿死了多少人”的锥心刺骨的问题。

当官不给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白薯。回顾周恩来的总理生涯，他一直是为毛泽东当官，认毛泽东为主。他要种白薯还是继续做高官，老百姓没有权利发落。他勤勤恳恳当了一辈子中国的大管家，一辈子让国民忍受食不果腹的日子，一辈子循循善诱劝导民众逆来顺受各种迫害。

周恩来为毛泽东歌功颂德不遗余力。相对刘少奇、林彪而言，周恩来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工程出道晚了些年头。但是他一旦投入这个行业，就弄得风风火火。1964年他亲自做总导演调动全国人力物力拍摄大型音乐舞蹈革命历史剧“东方红”。作为国务院总理，这实属不务正业玩忽职守。他不能解决人民温饱，却热衷于制造精神鸦片。用舞台上的辉煌，掩盖现实的失败，给贫瘠萧条的中国制造虚假繁荣。周恩来在历史上的逆向行动，成为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的大反动的前期预热活动。

从延安整风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看到了一个罕见的政治现象，就是周恩来与刘少奇政治角色的转换。刘少奇在延安整风时期是毛泽东的新宠，他打击的是王明、周恩来。由刘少奇提议授予毛泽东“最后决定之权”的决定，把毛泽东推到党内不受制约的地位。毛泽东逐步走向专制主义，造成一系列恶果。直到毛一意孤行酿成全国大饥荒，造成许多农民被饿死的惨状，才唤醒了刘少奇的人性。他冒着风险，推行了以“三自一包”为中心的调整经济政策，冲撞了毛泽东。（讽刺的是，正是刘自己把毛捧到了不容冲撞的地位。）毛泽东矫情地拿着党章和宪法向刘少奇讨发言权的时候，毛、刘已经由同盟关系彻底分裂了。微妙的是周恩来以和事佬的姿态插入纠纷，他搁置二人政争的是非问题，只是从“尊重主席”的角度劝说刘少奇作了检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一再向毛泽东输诚，表示要站在毛泽东一边，申请加盟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样，刘少奇和周恩来作了角色上的对换。刘少奇成为打击对象，周恩来成了毛泽东棒子队的成员。

社会主义制度结构性的缺陷，是没有舆论监督、权力制约机制。几乎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走向专制主义。毛泽东做的更绝一些，还把一党专制演变到绝对的一人专制。中国的政权成了一架劣胜优败的逆淘汰机器。刘少奇因为其尚未泯灭的人性遭受灭顶之灾，周恩来因为其日益彰显的奴性总算是体面而终。认真地说，上个世纪初许多共产主义的革命家，也都曾是忧国忧民的志士，并真诚相信共产主义，认为走苏俄的道路可以救中国。但是这些仁人志士一旦进入这架逆淘汰机器，最终要改造成为奴性十足的驯服工具。窒息了自由思想，丧失了人性。专制机器最为显著的效能是：压制扼杀群众智慧，放大最高统治者的愚蠢。

四人帮倒台后，邓颖超急忙向华国锋提出要整理周恩来文件的要求。她把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批示的文稿调来，经她过目之后监督烧毁，一如1961年周恩来焚烧大饥荒文字材料。这位与丈夫心心相印走过革命江湖的大脚老太太，十分清楚丈夫的作为经受不起历史的考验，留着白纸黑字的文件只是自取其辱。但是邓颖超老太太也陷入唯心主义认识论：不明白毁灭历史证据不等于毁灭了历史本身。顶多给考证工作带来些麻烦。历史事实是不能用一把火烧光的，善恶从它发生的那一刻起就凝固在时空框架上了。

周从1956年“反冒进”遭到毛的批评之后，就从此彻底臣服。从大跃进、大饥荒、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管毛泽东如何荒唐，周恩来一直和毛保持政治上的一致，但是毛泽东却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