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封为“21世纪中国史学泰斗”的中研院院士余英时日前在睡梦中逝世，震撼华人史学界。（图片由廖志峰提供）

当我听到余英时教授过世的消息时，我第一时间的反应是：假新闻吧？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怀一切我们所接受到的讯息？什么时候我们又希望所有的新闻都是假的？这个当下忽然觉得所有人间事物都飘忽了起来。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接受这个事实，但是又太难以置信，我明明在7月23日的上午才打过电话给余教授，请他为允晨文化四十周年题几个字，而他一口就答应了，只是有但书：“我没办法写太长。”

我说：老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没有压力。他问：急不急？我说：不急，老师慢慢写。我习惯了等和不催促，就像过去一样，我认为不要给老人家太大的压力。这次，余教授没有交稿，就先离去了。我特别难以为怀的是，不是没收到字，而是我明明还有一些事想跟他说。近年来，他因为重听，我不好一次说太多。电话中他说：你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我没听懂，维持着一个月打一次电话的频率，我不想太打扰他。等我意识到他话中的期待已经太迟，我以为还有时间。

这一生我遇到两个1930出生的人，一个是我父亲；另一个是余英时教授。我在普林斯顿时和余教授的闲聊中。也聊到这个年代上巧合：父亲出生时是日本人，过世时是中华民国人；余教授出生时是中华民国人，一度是无国籍人，然后是美国公民。我心中想的是，时代。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路径。

生死的话题其实在我初到余教授家时就谈到了。现在想来，我也不知道为何这么失礼？起因是我一到普林斯顿下榻的旅馆，余师母就来接我去吃饭，余教授则在家里等我。吃饭的地方是普林斯顿大学里教授用餐的餐厅，我既兴奋又紧张，我觉得我好像走进电影《美丽境界》里，每个和你错身而过的人都是诺贝尔奖得主约翰·奈许或托妮·莫里森。或许太过兴奋，我至今记得是餐厅的环境，至于吃了什么，全忘了。用完餐后，余师母开车带我到街上采买和办事，先绕去墓园，交代管理者一些事，也看看余教授父母亲的墓地，以及她在此处安眠的朋友们，她的朋友有的来自上海，有的来自台湾，师母说：现在他们都在这里了。离开墓园后，我们就直接回到余教授家，到的时候，余教授已经在大门口等我了。我从没有想到我会得到这样热诚的接待，一直到我踩着地毯，走进他家时我都不敢相信是真的。我本来要脱鞋子进去，但余教授说：我们家不脱鞋。我信以为真。我就这样走进去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聊了，我对余教授说：我刚刚去了墓园，也去看过您父母亲了。余教授说：我将来也会在那里。我接口说：我会来看您。

余英时父亲墓园，余英时身后也将葬于此。（图片由廖志峰提供）

我在普林斯顿预计停留三天，但我不确定余教授会有多少时间给我，但即使是一天，我也心满意足。这一天谈话结束时，《余英时回忆录》的书稿问题完全没有谈到，余教授说：你明天再来吧。他很惊讶我们竟从来没有这样谈过话。我则想：我好想留下来，好好读书。如果在台湾，我是不会有这样的说话机会的。余教授请我到街上的中餐馆吃晚餐，虽然只有三个人，他却点满了一桌菜，生怕我没吃饱，我后来算一算，我应该吃掉了他们半个月的伙食费。不过，余教授和余师母显然很开心。我第二天又去的时候，一样又坐了一个下午，晚餐时间，师母送我回旅馆，顺路吃点东西，不料余教授竟然跟着，要和我们一起出去。余师母很惊讶，她说：余教授通常只陪客人吃一顿晚餐。

半路上，有自行车车队经过，影响了行车的速度，余教授对开车的师母说了三个字，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超过去”。超过去？一开始以为我听错，后来回过神来，忍不住笑了出来。余师母则照着自己的速度开车，我们去学校附近一家卖鱼面的餐厅晚餐，她说：这是余老师最爱吃的。果然，余教授的胃口很好，吃得干干净净。比我还干净。看到余教授胃口这么好，我也很开心。饭后，余师母开车送我回旅馆，我的心情有些沉重，想到明天就离开了，不知道何时再来？下车后，我在车旁和两位老人家挥手道别，余教授突然从车窗伸出手来和我握手，握得非常用力，我们都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的握手。

余英时在普林斯顿的住家。（图片由廖志峰提供）

回来后，《余英时回忆录》出版了，先后得到第39届金鼎奖最佳图书，第12届香港书奖，入围台北国际书展大奖，我始终惦记着要再去看余教授和余师母，并把奖杯送过去，不料，一场世纪瘟疫阻隔了，我怕自己带病毒给两位老人家，就只能维持着传真和通电话。2020年的8月，我一个月没有余教授的消息，打了几次电话没人接，内心忐忑不安，倒是余教授主动托人来讯说他一切安好，只是因为一场飓风，吹断了电线，致使通讯中断。要我放心。他知道我会找他。我想这场飓风也太厉害了吧？竟让电力和电话中断了一个月。《余英时回忆录》出版之后，许多一直朋友来问《续编》何时会出版？我也很着急，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余教授：老师最近开始动笔了吗？余教授说：还没有。我心里隐约有个感觉，《续编》要写出来，大概很难了。我觉得那书写的动力消失了。

《余英时回忆录》一开始就是从访谈进行，成书的构想本来也是第三人称的采访，只是没想到曾说过不写回忆录的余教授竟然自己写了起来，虽然没写完。我觉得能有一本“回忆录”出来已经是奇迹了，内心充满感谢。书出版时，余教授已经是如他自称的“米叟”，八十八岁，要再有《续编》，真的要有奇迹了。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会直接以“回忆录”命名，却有没有分“上下”或“一二三”的原因，我内心深怕到时余教授没有续写，这本书空留“上”或“一”，那就太过孤零零了。意识到《续编》成书无期，所以我才在2021年年初，经余教授授权，重新出版了《史学与传统》，以飨引领鹄候的余迷读者。

作为一个编辑，面对余教授时我是充满矛盾的；我既希望继续和他合作，出版精彩的书传世，又怕让他太过劳累，充满压力，内心满是犹疑。如今余教授在睡梦中辞世，选择安安静静地走完最后一程，终于断了我的悬念，只是断不了我的哀思。我自2018年9月离开普林斯顿以后，两次梦到余教授和余师母，梦境场景明亮清晰，醒后想起来是书店，又怕是什么预兆，每次梦后就给余教授打电话或写传真。和余教授长时通邮和通话中，都只是简单报告和家常，但也蕴含了温暖的鼓励，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余教授的鼓励和肯定，是我工作中最重要的动力。在最后一次的通话中，也就是2021年的7月23日，我对余教授说：我没有特别的事，只是想听听您的声音：但我再也听不到了。

余教授过世了，我心里另有一层哀伤，来自1930年代的人，我终于完全告别了。

※作者为《允晨文化》发行人，出版《余英时回忆录》、《朱熹的历史世界》上下册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