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49年中共僭政之后，宋庆龄总算是安顿下来、终于可以在阳光下生活了；不但安顿和在阳光下生活，一起得到的还有显爵殊荣。但是这种安顿、这种在阳光下生活、这种显爵殊荣，是他人赐予的，是有条件、有代价的。条件就是必须听他人摆布、任他人支配、由他人安排、帮他人粉饰、为他人代言，代价就是不能有自主的行为、自由的言论、自觉的思想。
面对这种无法选择的生命状态，宋庆龄心里是怎么想的、怎么感觉的？她是欣然受之、心满意足，还是心怀不甘、意有难平？没有人知道：因为她从未和任何人表达过自己真实的内心——如果她有的话。当然，她经常写不希望被人看懂的英文日记，但这些日记已经大部分被她自己烧毁、小部分被廖承志私自隐匿的不见天日，而宋庆龄的心灵秘密也随之被掩埋和湮灭，永远不会有人知晓——她一生真的是做到了没有任何“自主的行为、自由的言论、自觉的思想”啊。
然而，在中共这个高速运转的绞肉机里，宋庆龄这种安顿也是提心掉胆、战战兢兢、朝不保夕的。1949年以后，惊心动魄、血腥残酷的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思想改造运动、镇反、三反五反、批胡适、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大肃托、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肃清暗藏的反革命份子运动、反右、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拔白旗插红旗、整风整社、四清等等等等。在这些对她的生活经验和灵魂意识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政治运动前，在她那些言不由衷的表态之外，她内心深处真正的感受是什么？有没有困惑、冲突、挣扎？她会不会终于发现：这一切根本不符合她崇拜信仰的伟大丈夫的理想，更确切的说，是完全违背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当然，共产党对此也毫不避讳——？进一步的，此时的宋庆龄有没有意识到：在她1931年欣然接受被发展成共产国际成员和在中国秘密线人的时候，自己其实就已经像她谴责蒋介石的那样“彻底背叛孙中山的思想和三民主义”了？
这样一遍遍预演和酝酿，终于迎来了文化大革命。据说在文革中，宋庆龄的忍耐已经超过极限，在忍无可忍之下，甚至要尽弃付出半生幸福得到的一切前功，远走美国；毛泽东听说后，绝然地说：实在想走就走，我们不勉强任何人！这个传说让我几乎相信的原因，不是宋庆龄的内心世界，而是活灵活现地传神出的毛泽东的脾气、怒气、悍气、霸气和匪气。上面的传说当然无法证明，但就连官方的正式记录都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宋庆龄的身心受到了巨大的折磨和摧残。文革期间，宋庆龄至少两次支开身边工作人员，独自一人亲手烧毁了一大部分信件和资料；在晚年，宋庆龄几次提到：“我的手提包、鞋子和衣料都没有了，文化大革命迫使我烧掉了所有的东西，我把它们都送进火炉了……”一个在位的国家副元首不得不偷偷销毁个人档案和记录着人生的私人信件，一个风韵高贵的女人要被迫烧掉自己所有的包包、鞋子和衣料，这种侮辱、这种欺凌，她心中的压抑和愤怒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几十年的投名附逆和作茧自缚今天终于有了报应，她已经没有了选择，只能任人宰割、俎下鱼肉，同时还必须强打精神，在共产党穷凶极恶、恶贯满盈的1966年去参加纪念孙中山100年诞辰大会，向海内外为共产党的倒行逆施背书作保。在长达三十年的那些日子里，在刘少奇如日中天的时候，在打倒刘少奇的时候，在林彪被封为接班人的时候，在挫骨扬灰林彪的时候，在四人帮欢呼雀跃的时候，在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在陈毅、谢富治、周恩来、朱德、毛泽东追悼会的时候，在批倒批臭邓小平的时候，在拥护邓小平恢复职务的时候，在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时候，我们永远能看到一个身材矮小、极端臃肿、身穿黑服、面无表情、头发梳成一个缵的老妇人坐在或者由一个女工作人员搀扶着站在台上，极为特别和醒目——她已经地地道道成为了一个被呼来唤去、点缀粉饰的木雕泥偶和工具摆设。
1972年1月10日宋庆龄参加陈毅追悼会。
1972年3月29日宋庆龄参加谢富治追悼会。
1976年1月宋庆龄参加周恩来追悼会。
1976年9月宋庆龄参加毛泽东追悼会。
1976年9月宋庆龄参加毛泽东追悼会。
1980年5月17日宋庆龄参加刘少奇追悼会。
除了这些我们多少能够知道和想见的困惑、冲突、挣扎、压抑与愤怒，还有更多我们根本无从想象到的难言之隐。在我小时候那个订一瓶牛奶要医院证明的年代，妈妈有一次对我说：世界上还有用牛奶洗澡的事情，“听说宋庆龄就这样，也就她有这个条件了”。现在想起来，那会儿我们真的是不懂中共的党情呀。从上面引用的《中国新闻周刊》的文章里才知道，原来宋庆龄困窘的到了“不得已”费心吃力地翻找出可以而且必然在她身后成为文物的多年来的旧物一一变卖的境地。她的养女隋永清对媒体的叙述，也旁证了上文中说的状况：“每次宴客宋庆龄都会精心妆扮，薄薄施一层粉，用浸湿的美术笔蘸着宣纸或者报纸烧成的灰，画一画眉毛”（3）——堂堂一个中国超级贵妇，画眉居然要用纸灰！《宋庆龄年谱长编》作者尚明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宋庆龄确实公私分明，那些达官显贵是比不了的”，宋庆龄贴身保姆之一顾金凤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说了其实你们也不信，她真的艰苦朴素”。不过，宋庆龄的公私分明和艰苦朴素，并非主动而是无奈。国家是人家的，不是她的；主人们一直都是供给制、要什么张口即来，人家从来不需要工资、不需要花钱，林彪不就是根本不认识人民币吗？她却需要“每月开支”，还有“每月开支不够”、“经济困难”、“等用款子”。宋庆龄显然非常清楚自己的位置，她只不过是主人家里一个寓居客罢了。主人供养着她，但这一切属于恩赐，不是理所应当、不能随手取要，可以予给予夺、需要仰人鼻息。加上宋庆龄毕竟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大家闺秀，有教养、有尊严、有傲气，不像共产党那些以家为国、以国为家的不要脸的土包子们，所以她只能捉襟见肘、有苦自吞。
从1977年宋庆龄的警卫秘书杜述周将宋庆龄的困境报告上级、为她申请补助一万元到1979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叶剑英给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彭冲写信让其给宋庆龄拨付五万元（4）——要知道两年前叶剑英的八十寿辰花了国家不知多少个五万——这些小家子气的行为来看，共产党不但没有把宋庆龄视为1931年就加入了自己老子党的有交椅资格坐地分赃、威福共享的头领和功臣，也没有把她看成对自己有德泽需要报答的恩公，甚至没有把她当作为自己做着粉饰太平和统战工作、需要互惠互利付报酬的交换对象；共产党对待宋庆龄，更像是新朝为了显示自己气量宏大、天下归心而将其封爵为安乐公、海昏候、违命侯的一个前朝废帝，最多是一个寄生在新政权里的遗老——民主人士。
前面引用的文章里有一个有趣又伤感的细节：宋庆龄好容易找出来要拿去变卖的珍藏已久的翡翠，经鉴定全是玻璃上面涂了颜色的赝品。谁敢、又为什么送给宋庆龄假货？一个赝品假货，就把宋庆龄盛名和显赫之下真实的地位与身份暴露无遗了。
爱泼斯坦在《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里提到的“滋长出一种自以为高人一等并且应当享有特权的意识”、宋庆龄的朋友曾责怪她没有教育好而她也因此深感苦恼的那个养女隋永清，我很久以前就知闻：那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参考消息》一篇外国驻华记者的报道里。记者在描述改革开放后中共最时尚前卫女性的面貌时，举了在宋庆龄“王府”里见到的她养女的例子：一个穿着长筒皮靴、高领大红毛衣、长发披肩的女孩，刚从加拿大回来。那种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的飞扬跋扈、趾高气昂、遥不可及的嚣张形象，给我极深印象并至今难忘。今天想来，那是一种“商女不知亡国恨”的飞扬跋扈，一种“少年不知愁滋味”的趾高气昂——她看上去位高权重、荣华富贵的养母和荫庇的真实处境、苦楚、难言，只有她自己在品味与承受。
宋庆龄和养女隋永清在北京饭店。
晚年的宋庆龄，除了经济上的拮据和窘迫，还有多种病痛的折磨。她的身份和地位，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庞大秘书班子和整整一个研究机构为她整理资料、文件，只有忍受着背痛和脚肿亲历亲为。然而，就是在晚年的病痛中，她却连休息都无法自主，因为她的恩主需要她站台和帮衬。
她给好友、曾长期支持“保卫中国同盟”的杨孟东写信，万般无奈地叹息说：“这段时间，我不但没有休息，反而成天的紧张。安排我的福利活动，同别人讨论我们的工作，这些使我累极。我真希望……去海南度假，在海滩上放松一下”——不在她那个角色中，任何人都无法理解，去海南沙滩休息竟是她难以企及的奢望。她最后一次回上海本想静养三个月，但很快就被要求尽速回京去会见外国人，她无法拒绝、也没有能力拒绝。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她根本无法左右自己的生活：白血病、皮肤病缠身，“全身荨麻疹发作，眼睛都肿了”甚至无法陪客人到花园散步的宋庆龄，仍然被召唤去参加无止无休的会见和活动，直至1981年5月14日晚9点半她突然高热寒战、体温达到40.2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宋庆龄，已经是一个年近九十的老人。彼时彼刻，她一定倍感孤独和凄凉。老年人最渴望的是热闹和亲情，可是，不仅在周围、而且在整个大陆她都没有一个亲人。北京固然不是她的家，上海又真的是她的家吗？没有一个亲人的住所能叫家吗？宋庆龄曾有规定，除了陪伴她五十三年的保姆李燕娥外，任何人不准进入她的卧室。
1981年2月，这唯一一个“胜过亲人”的保姆也走了，剩下的宋庆龄再没有一个可以交心、可以说真话的人——这种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都随手可得的权力，对宋庆龄却是遥不可及。僭政后的共产党给了她衣食住行和高名隆誉，也逼迫她烧掉了所有的人生记录，强迫她牺牲了思想、情感、人性，迫使她不但生前神秘隐蔽、身后也给世界留下一团迷雾。她被共产党宣布入党、紧急加封名誉国家主席，一概是身不由己、捉弄由人。没有爱情、没有亲情、没有家庭、没有个人生活，这些浮云虚名、城头变幻又有什么价值、什么意义？最后，在她生命临终的时刻，竟然像那个恶贯满盈、天谴报应的毛泽东一样，孤独到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在场——在宋庆龄回光返照的一刻，她是否终于体会到了六十三年前父亲宋嘉树辞世时的心碎？
1978年底，自知不会再有更多机会来上海的宋庆龄，除了变卖收藏以贴用度，就是开始处理自己的身后事。宋庆龄亲自翻找整理出多年来的重要资料和私人信函，除小部分外，其余全部销毁。因为这些信件有关许多人许多事，她不许任何人插手，只让保姆钟兴宝和顾金凤协助搬运。这些书信资料中到底都涉及了什么人的什么事，是何等缘故促使宋庆龄把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坚持保存下来的信件资料一定要在自己死前彻底销毁？这一切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
从《中国新闻周刊》的文章我们知道，“宋庆龄一生谨慎，她一直保持着做地下工作的习惯”：写给朋友的信末尾会注明“看后销毁”；宋庆龄屋里的窗帘总是低垂着的，她的住所，只住了几个单身女性，有事情也多通过写字条联系。尚明轩在《宋庆龄的后半生》里记述：“秘书张钰就在她的对门，两人的房间只隔着楼道，但是她要张钰做什么，都是用英文写字条说明，张钰也用字条回复，两人的字条相互插到对方的门缝里。张钰说，夫人写给她的字条都要交回去，再由夫人亲手烧掉。”
在蒋介石当政的年代，宋庆龄作为外国敌对势力在中国的秘密特工、情报员和线人，干的是里通外国、颠覆政府、助匪资敌的非法勾当，她的谨慎和小心是必须的。然而，1949年之后，她“终身追求的伟大理想”已经实现、她“半生奋斗的伟大事业”已经完成，她毁家襄赞、她付出青春健康自由快乐的代价甘效犬马的团伙已经窃据大位，她已经成为少数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人上人，她已经变成周恩来口中的“国之瑰宝”，却还在地下工作、还在接头暗号、还在情报传递、还在避人耳目、还在不留证据、还在像老鼠一样生活、还在过着人鬼殊途的两面人日子——而且做的要甚于过去——，可想而知她身处的这个国家、这个政权是多么的阴森可怕！实事求是说，像“写给朋友的信末尾会注明‘看后销毁’”、“秘书张钰就在她的对门，两人的房间只隔着楼道，但是她要张钰做什么，都是用英文写字条说明，张钰也用字条回复，两人的字条相互插到对方的门缝里”、写给秘书的字条都要收回去由她亲手烧掉，等等，宋庆龄是做的过分了；但惟其如此，正说明在她潜意识中，对身处的这个国家、这个政权是多么的不安、担忧、害怕和恐惧。宋庆龄终其一生，不管是在敌人的环伺中还是在友人的围绕下，始终人不人鬼不鬼的生存着，说她是“二十世纪最孤独的女性”，还有任何悬念吗？
做为“二十世纪最孤独的一个女性”的宋庆龄，她的人生悲剧无疑是不幸的时代造成的。然而，宋庆龄自身在大是大非前的迷误也难逃其咎。也是据说，宋庆龄在三反五反、大跃进、文革时多次写信给毛泽东，以至毛泽东让周恩来和李先念带给她和前面提到过的如出一辙的话：“不想留下来，不想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面去，可以去香港、去国外，我不挽留”。这些事、这些话仍然无法证实，但是，她给好友、曾长期支持“保卫中国同盟”的杨孟东写着“目前干部任用体制及教育制度忽视个人选择，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因为任何一种集体的利益，必须允许个人有某种个人的自由和选择。……除非我们改善目前的干部委派制度和教育制度，我敢肯定，我们为现代化所作的努力将告失败！”的信是真的，文革结束后她给中共中央写的一封愤怒历数中共建政以来特别是文革中种种错误的信是真的，她坚持说自己不配和孙中山共葬也是真的。可惜，宋庆龄一生中真知灼见、独立思考和灵光一现的时刻太少了！
宋庆龄死后所享哀荣与风光，要远远胜过她生前所受荣宠和恩遇：加爵、追赠、赐谥、国葬、勋章、立碑、铭文——共产党永远干这种事，生时敲骨吸髓、抽筋扒皮，死后平反昭雪、不吝阿谀。可对宋庆龄来说，这一切能补偿她一生的战战兢兢、有朝无夕、不见阳光、孤苦伶仃、销书信、焚档案、烧纸条吗？共产党在总结、评价宋庆龄的一生时赞美说：“她留下的遗产是世界宝贵的财富，将永载史册、垂范世人”，但是，宋庆龄究竟留给后人、留给世界、留给历史什么了呢？她留下来的全是党国统一配给的公物，她个人私有的一切早就焚之一炬。要说精神遗产，那就是她让后人们再一次深切地发出那句永恒的叹息：“卿本佳人，奈何从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