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做成公共决策之人,考量的是社会整体利益,而不是侵害了社会上特定群体的个别利益。个别群体就其所蒙受的“损失”事后“究责”,是将复杂的公共政策简化于两造对立的架构中思考,根本性地与决策的情境不相容。
这并不是说决策者不用负责。决策者的责任自有透明舆论、资讯公开、公众监督、追究政治责任等机制,予以追讨。但“国家赔偿”制度不及于政策制定,有其道理。
法制上若是容许染疫者将其损害归责于“错误决策”,那么洪灾受害者是否能追究决定特定区域防洪设施如何布建官员的责任?交通时间受延误的市民是否能追究将捷运路线决定采中运量者的责任?虱目鱼养殖业者是否能追究决定开放两岸契作造成技术被盗者的责任,请求国家赔偿?
损害赔偿并非武肺损害填补的最佳工具
武汉肺炎在全球已造成接近两亿人确诊,近四百万人死亡,导致钜大到难以衡量的经济损失。这些损失是否都应该得到补偿。由直观的法感,是的。但在现实上,两造对立式的求偿诉讼,并非损害填补的最佳工具。
这有许多的因素。第一,是因果关系。武汉肺炎自源起、到自起源地向外传播、历经旅客的移动,通过各国的边境,受到各国防疫措施宽严不同的监控与抑制,到产生变异,更进一步传播……,对特定损害而言,经过了非常长的因果连结,如何具体指出特定损害,是因为某一行为者所造成或加剧的,非常困难。
第二,是诉讼制度的局限。对于已散布全球的疫病而言,两造对立、讲究举证与程序完备、旷日废时的法庭诉讼,不是最佳的工具,即使有集体诉讼(class action)制度帮忙,以当前疫病所造成损害的规模来说,几乎也是不可能的任务。在追究起源国责任、跨国诉讼的情境,更有主权豁免的障碍。
第三是我们究竟是以“侵权─损害”的角度看疫病,还是把疫病的传染与流行看成风险(risks),以风险管控的角度视之。以风险的角度看疫病,一定程度上将疫病视为一定会发生,不论在哪里出现,经由怎样的路径传播。将疫病视为风险,减少损害的主要手段不再是提起诉讼请求损害赔偿,而是透过国际立即通报、资讯透明、对病毒基因序的资讯分享、发展疫苖的科研合作、公卫措施的国际合作等来管控风险,减少损害。
这是为什么在2003年SARS疫情之后,世界卫生组织(WHO)更加收紧《国际卫生条例》原本的通报、资讯传递、国际合作的义务,而对中国的究责行动,最早阶段也集中在中国违反了这些《国际卫生条例》上的义务,而不是中国做为病毒起源地的国际责任。但是随着中国的不配合、WHO调查报告未对于“病毒是从实验室外泄”一说予以应得的重视,目前民主阵营国家疾呼对病毒源起应有第二阶段,更具透明性的调查。
病毒若是从武汉实验室外泄,对中国的究责就不再仅止于通报等程序义务的违反,而会进深到实验室安全管控的疏漏、科学家研究可侵害人体冠状病毒的前因后果、乃至中国是否在其领土上进行类似生化武器病毒的研发,未违反其可预见性使其外泄等因素。这是国际上对病毒源起第二阶段调查,具有如此爆炸性的原因。
国家责任还是国际责任?
以上我们已经论述传统的损害赔偿制度并不能支持向 中华民国政府请求赔偿、国家赔偿制度不及于政策制定、损害赔偿并不是武肺损害填补的适合工具,已经足以证明国民党提议的荒谬性。但最后一节,更是要直指国民党提议眼光的狭隘,与其所站的位置。
“冤有头,债有主”。国民党人诉诸人命的宝贵,以及染疫者受损害应该获得补偿。可是针对 中华民国政府,是找错了对象。染疫者失去生命或健康受损,真的是因为 中华民国政府的政策错误或者执行不力?完全不是。若没有 中华民国政府的防疫政策,疫情在台湾可能更为严重。
染疫者所受损害,追根究柢应该追溯到病毒的源起,有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刻意研发、不经意将病毒外泄、以及一旦外泄,未依国际法采取即时通报、资讯分享、国际合作等措施,导致损害的扩大。为什么中国国民党只针对 中华民国政府,但对中国所应该负担的责任,未置一词?
如果中国国民党真心为了台湾的染疫者着想,为了他们争取其损害受到填补,至少应该以同样的力道主张对中国究责,督促在此毫无表态的民进党政府加入国际向中国调查究责的行动,甚至应该主张台湾向中国提起国际层级的求偿动作,由 中华民国政府代位台湾的受害者向中国取得赔偿后,再回到国内将赔偿金额分配给个别受害者。
中国国民党若是有上述任何一项表态,我愿意相信它是真心为了台湾的受害者主张应得的权益。若是对此噤不作声,会引导我认为它并非真心,而是只见 中华民国政府,未见疫情背后真正的凶手中国,实际上就是眼光狭隘,趁著疫情做党同伐异的政治斗争。
更严重的是,一群“只见 中华民国政府的责任,未见中国政府的责任”的人,在疫情中到底站在什么位置?武肺疫情教我们的,是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同岛一命,乃至同一地球村一命。疫情不是国难吗?在国难之中,是谁在该做的公卫措施、取得疫苗、现在又加上追究责任上处处扯后腿,叫人看到台湾的不好?这些人是站在跟台湾人民共赴国难的位置,还是站在中国的位置,在台湾内部制造分裂、呼应中国对台湾的图谋、趁著国难在做政治斗争?
疫情真是一面照妖镜,分析困难的究责与赔偿问题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