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STL（由左至右）

体制内觉醒者罕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一个权力淘汰机制设定了，有批判能力反思能力的人活不下来。在这样的善良淘汰机制里，越往高层真正的理想主义而且从人类文明着眼的人越少。整个社会都被控制起来的状况下，使人不能在社会之外孤立的作战。在高压之下的人们都戴着面具生活，一旦松动就会出现大批的质疑者和反对者，但是"正在进行"时自觉质疑批判的人活不下来，会早早出局。还有制度对人的塑造功能太强大了，如果不是早逝，摸爬滚打几十年不想"黑化"是存活不下来的。

因为淘汰机制所设定的原因，有人道主义的、心慈手软的、有点良心的人在D内激烈残酷的斗争当中，都早就出局了。当时挑选捷尔任斯基作为秘密警察的头目，LN说"要求有一双干净的手去干这个不干净的工作"，可见LN也知道秘密警察是干"不干净"的工作。LN进一步说，我们不怕弄脏自己的手，"用干净的手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考茨基对此评论道，"布尔什维克的砖政在国家政权的专断、强力和不受约束方面都远远超过了沙皇制度。"其实LN自己有时也承认，"我们本来想扭转历史的方向，而结果是我们自己扭转了方向。"

托洛茨基承认，争权犹如博弈，根本不存在道德问题，犹如棋局面前没有道德问题一样，维系D组织存在的条件无非有两点：1、理想和共同的追求，在原来为之奋斗理想剥落以后，严酷的独裁就是维系党的唯一办法。2、纪律的制约和恐惧，恐怖的组织就是靠严刑峻法保持它的统一的，离开了这一点组织的多元化在所难免。深谙其中的人都知道，在没有道德的政治里取胜，靠的是心黑手辣残酷争斗，但是又要给自己脸上贴金要立牌坊，所以"虚伪的表演文化"大行其道。

用目的来替手段，目的本身就变得越来越遥远而不现实，而手段的可怕现实就变得越来越清晰。在权力、意识形态、所有制这三个基本环节的排位中，权力是第一位的，是最不能放弃的，从这一点就可知他们所要维护的不是经典作家的思想和他们宣传的"为人民大众的利益"。他们深知宣传的手段和目的是不一致的。国家的强大动员力和社会进步是成反比的，所以在宣传中强调前者淡化后者。

这种反对派成功后的排他性、唯一性、绝对性超过历史上任何一种政党组织，它的合作者都是暂时的很快会成为"替罪羊"被卸磨杀驴。围绕在最高领导人的团结是最高任务，D内的人都摆脱不掉这个神秘的"统一"观念，托洛茨基说："D是不会错的"，说穿了，组织资源是最不允许与他人分享的，剪除派别的办法把有独立思想者拔除掉，所以无一例外的D内的斗争格外多。

在这方面它比原教旨主义还要极端，原教旨主义强调圣战、追随真主、尊崇教义和传统，有极端行为，但是组织性不强，所以派别迭出，内部矛盾不断。STL对权力高度控制和警惕，你怎么可能期望在D内再产生这样的人物呢？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多党制。它本身是靠反对前体制起家的，而一旦成功绝不允许其他人效法。革命者最初对人民的爱，最后都轻易转化成了对权力的爱。

所以这个制度里很难产生思想家，因为要生存下去，任何新的思想要做的第一步先把自己隐藏起来，所以它抬高侏儒，毁掉思想家。这么残酷的政治较量中，既要做到很高的位置，又要有良知，而且还要具有理论素养，条件的确很苛刻。吉拉斯在书中专门谈到了，没有坚定信念、没有反思能力、没有信仰的人只会当"螺丝钉"的人更容易存活下来。

哈耶克说，政治家很快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是遭受是失败还是置一切道德于不顾，只能在这二者之间选择，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无耻之徒和放荡不羁之人，才在一个趋向集全主义的社会里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希望"。这就使得善者进退两难，恶者如鱼得水，如果老老实实承认错误，可能会导致一D砖制瓦解，要么强词夺理，以错为是，所以好人总是吃不开，好人总是被坏人绑架。

从这个角度说，东欧gcd因为是从外部输入，都是苏方培养的"亲莫斯科势力"，在本民族内合法性不强。比如说，盖莱克承认教皇的声誉比总书记大得多，苏联要求他不要让教皇访波，他说那我这个总书记就当到头了。再举一个例子，背叛纳吉的卡达尔是最清廉的总书记，一辈子租住公房，1988年精神失常时反复表白："我没有出卖纳吉"，可见心理压力有多大。这些做"夹馅饼干"的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1956年，纳吉政府解散，卡达尔政府成立

相对而言铁托比STL宽容些，铁托至少让吉拉斯活下来了，除了关监狱就是软禁，给他种种限制，包括出版和发言的限制。最后铁托讲，吉拉斯的东西在南斯拉夫是不许发表的。但是吉拉斯死硬到底到死都不低头不认错。反观苏共党内痛哭流涕有之，不断表忠心有之，真心悔改有之……，都是从自身找原因，不敢质疑体制。

1970年代萨格勒布

还有一个原因——宗教：因为他们有一个比较超越此岸的彼岸世界，背靠宗教，不管此岸什么组织和社会的压力，它可以成为坦然面对"历史'晦涩期'"支柱。以个人可以面对上帝，不需要附着在一个主义或组织上。1979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波兰在布道时强调，"要尊重每个人的天赋权利"。他说建立工会的权利是上帝给的，不需要任何人批准，就这一句话，瞬间3800万的波兰有1千万加入团结工会。通过基督，苦难的牺牲成为一桩高尚事业，就像波兰作家巴兰查克所说，宗教可以成为知识分子拒绝道德空白的一种自卫工具，具有一种牺牲精神。

有比较尺度：由于西欧近在咫尺，战后的水平差不多，现在各自几十年的发展，反差太大了，距离很近比较反差很大。比如东德和西德比较。西德商品琳琅满目，东德这边是短缺经济，东德这边的标语是"只有工作好在能生活好"，西德还是这几个词，只不过换了一下"只有生活好才能工作好"。

所以赫鲁晓夫对乌布利希说，看样子我们不能以开放的边界与资本主义竞争了，如果不建一道墙把两边隔离起来，我们是竞争不过他们的。人心是拿铁丝网能隔断的吗？越阻隔人们就越向往，仍然有冒死逃离的，1961-1980年有17.7万人成功逃离。一种制度如果要靠强制手段维护它就已经输掉了。所以说，别把民众当傻子，哪边好哪边坏老百姓自己会分辨。

最后是内民煮派与知识界的互动。纳吉的个人魅力不可低估，最后与纳吉一起避难的洛松齐、西拉吉、毛莱泰愿意同他共同赴死就是证明。纳吉在过60岁生日的时候，当时他还在贬黜当中，党内民煮派和知名知识界人物有120人前来庆贺，就是一次"纳吉队伍"检阅，大家对他是双重认同：第一是人格和道德认同，第二是政治认同，而且这种认同绝对是"铁杆"的，在党内如果不是仅见的，也是少有的。

纳吉国葬仪式

这些原因使东欧体制内外涌现出一大批反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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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插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