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美国与北京的关系已经恶化的，并不只季辛吉一人。另一位中美交往政策的长期信徒夏伟（Orville Schell），也在最近承认这种取径已经失败：“因为真正有意义的交往，可能导致国内要求更多改革与改变，恐将导致中共政权最终走向覆灭，因此中共对此一政策也深感矛盾。”与此同时，批判中美交往政策的保守派也迫不及待在其坟上跳舞，敦促在经济上“隔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幅缩减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空间。川普政府内比较仇视中国者开始走路有风，特别是国务卿庞佩奥（Mike Pompeo）、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与贸易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

过去三年半，他们一直主张川普总统任内最重要的政绩，就是改变了美国对华政策方针。这种从交往转向竞争的政策举体阐明在《二○一七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7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二○二○年的种种事件似乎也证明了此一转变。

COVID-19（编按：又称“武汉肺炎、新冠肺炎”）大流行不仅让新冷战的情势升温，还向过去持怀疑态度的人揭露新冷战确实存在。中国共产党是这场大灾难的罪魁祸首—其首先掩盖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的危险性，然后推迟可能阻止病毒传播到全世界的措施。然而，现在中国却想为拯救世界免受自己所酿成的危机邀功。中国政府大量出口廉价且不大可靠的呼吸器、筛检试剂与口罩，试图从自己招致的失败中反败为胜。 中共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译按：耿爽）甚至宣传起冠状病毒源于美国的阴谋论，并在推特上转推一篇文章，该文声称一支美国团队在去年十月到武汉参加世界军人运动会（World Military Games）时将病毒带到了中国。

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国声称香港民主派的抗议潮一再发生，是因为背后有美国在操纵。当前针对前英国殖民地地位的冲突毫无疑问是“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产物。诚如庞佩奥所说，北京强加于香港的新版《国安法》实际上“破坏了”香港的半自治地位；北京还撕毁一九八四年的《中英联合声明》，该声明保证香港将在一九九七年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继续维持自己的法律体系五十年。

在这个脉络底下，美国大众自二○一七年起对中国的情绪明显变得更加强硬（尤其是较年长的选民），就不大叫人意外。如今，中国是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党少数有共识的主题之一。对这一事实最好的写照，就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Joe Biden）的竞选团队也多次尝试将拜登描绘成比川普更反中的鹰派（前国家安全顾问波顿〔John Bolton〕最新出版的回忆录刚好对他们有利）。在香港议题上，民主党籍众议院议长裴洛西（Nancy Pelosi）就和庞佩奥一样怒不可遏。

不仅如此，川普政府比近年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更公开支持 中华民国政府。不只川普，我们同样有理由预期拜登政府将继续执行这项政策。若拜登赢得总统大位，很可能出任国防部长的蜜雪儿．佛洛诺伊（Michelle Flournoy）便曾在今年三月的访谈中表示：美国“必须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以不对称的方式思考我们该如何加强吓阻。要么用‘抵制性吓阻’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侵略，要么就得提高中国武力犯台的成本，让他们得冒失去所珍视东西（例如海军舰队）的风险。他们才会懂得三思而后行，说声：‘好吧，也许我们不想今天入侵台湾’”。中国国营媒体如今正公开讨论这种入侵的可能性。如果有什么事能将第二次冷战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征服台湾并消灭其民主的野心。

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是一场灾难。但我曾在别处主张，一场“纯粹的”冷战不只无法避免，同时还有可取之处。因为这能让美国不敢再自得意满，转而更认真努力不让中国在人工智慧、量子电脑与其他重要战略科技上超越美国。但我这项“我们应该学会停止烦恼并爱上新冷战”的观点，却遭到大力抵制。Google前董事长艾瑞克．史密特（Eric Schmidt）主张，应该建立一套“竞合”（coopetition）模式，让中、美两国导向“竞争性合作关系”（rivalry-partnership）。在这个模式中，美国与中国将以三星与苹果行之有年的方式，既竞争又合作。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也呼应这样的想法，他认为肺炎疫情大流行已经使美国“不可能清楚辨别中国到底是敌还是友。竞争性合作关系听起来可能很复杂，但人生本来就很复杂”。

他们的主张听起来都很合理。但他们忘了一件事：中国共产党不是三星。今天支持“竞争性合作关系”的人，就像前一场冷战抱持鸽派立场的学术圈一样（特别是一九六八年后），忽略了中国人对“亦敌亦友”（frenemies）的关系可能并不感兴趣。中国人很清楚这是一场冷战，因为这场冷战是由他们先开始的。当我去年首次在会议上公开谈论新冷战时，我很讶异竟没有中国代表反驳我。我在九月问他们其中一人（一位掌管重要国际机构的中国人）为何没人反驳我。“因为我同意你！”他笑着回答。作为北京清华大学的客座教授，我亲眼目睹了中国在习*近*平统治下的意识形态转变。研究诸如文革等禁忌主题的学者，纷纷受到调查或面临更糟的灾难。而对西方采取好斗立场的人则步步高升。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阎学通最近论称，新冷战将会是一场纯粹的科技竞赛，而没有上一场冷战的代理人战争与核战边缘政策（nuclear brinkmanship）。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文化纵横》的访谈中（四月二十八日出刊）同样坦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在其实已经形成了‘新型冷战’的局面，”他说，“有两个原因。首先是西方政客甩锅的需要（指谁该对疫情大流行负责）。”“其次，”他补充说，“现在西方想把这个问题变成一个制度问题，他们说中国能（在湖北省）做到这么严厉的防控措施，是因为你是一个非民主的社会，所以有这么大的权力与能力去做这件事情。”

然而，与“战狼”外交官头头赵立坚经常在推特上发布的呛辣言论相比，前述说法简直是小儿科。在回应美国国会对中国强行推动香港《国安法》采取制裁措施时，赵立坚推文说：“美国参议院通过的《香港自治法》（Hong Kong Autonomy Act）只是一张废纸。”按照他过往的标准，这发言还算客气了。庞佩奥六月十七日在夏威夷与中国共产党负责外交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会面后，官方发布的中文公报语气更有着冷战的经典味道。例如，在对维吾尔人的迫害议题上，中方呼吁“美方尊重中方反恐维稳与去极端化努力，停止在反恐问题上搞双重标凖，停止利用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这不禁令人想起毛泽东时代的老派尖酸刻薄，而这样的回击并不单单针对美国。中国政府严厉抨击任何胆敢批评它的国家，从澳洲（被共产党控制的《环球时报》编辑形容成“黏在中国鞋底上的口香糖”）到印度到英国，无一幸免。希望恢复交往路线或至少与北京建立亦敌亦友关系的人，都低估了王沪宁的影响力。王沪宁自二○一七年起成为中国权力最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是习*近*平最有影响力的顾问。王沪宁曾在一九八八年八月赴美做了六个月的访问学者，造访三十多座城市与近二十所大学。他对那次美国行的记载成了《美国反对美国》（于一九九一年出版），是他针对美国民主、资本主义与文化（种族分歧是第三章的重点）的严厉批评。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政治理论家强世功在去年四月发表了一篇具有启发意义的文章。他在文中阐明了中国野心的帝国本质。他主张世界史就是帝国史，而不是民族国家的历史，因为民族国家是个相对较新的现象（我本人一直以来也都是这么认为）。“人类历史无疑是一部帝国争霸史，”强世功写道：“是一部帝国之间不断竞争、推动帝国形态从区域性帝国逐渐转向全球性帝国，然后再由全球帝国之间的争霸进而推动建构‘单一世界帝国’的历史。”

强世功认为，当今时代的全球化是“单一世界帝国的1.0版，是从大英帝国到美利坚帝国所共同塑造的世界帝国模式”。但英美帝国正在从内部“瓦解”，因为“有着无法解决的三大困境：经济自由化带来的日益加深的不平等，政治自由化带来的⋯⋯治理失效，以及文化自由化带来的堕落、虚无”。此外，西方帝国受到来自“俄罗斯的抵抗与中国的竞争”的外部攻击。这不是创造一个另类欧亚帝国的企图，而是“争夺世界帝国首都中心的斗争”。

若你怀疑中国打算接管“帝国1.0”，然后根据中国的专制文明将其转变为“帝国2.0”，你一定是没注意到中国一路走来都在施行这项战略。中国已成功成为世界工厂，就像过去的英国与美国一样。现在，中国有个名为一带一路的“世界政策”，这是个庞大的基础建设计划，很像霍布森（J. A. Hobson）在一九○二年所描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