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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力自2003年起就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新闻摄影图片，一是购买收集公共刊物上的历史照片，二是去档案馆、图书馆、纪念馆、各种画报的档案室，去查找相应的、未经修改和拼凑的原始照片，然后将这些照片并置展示。如果说这种对比展示出照片加工中的删抹拼接技术的话，它更勾勒出官方历史与历史现实间的巨大差距，因为各种修改加工手段已经远远超出了简单的审美目的。张大力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首先介绍了他最初开始这项持续数年的、更接近历史研究程序的创作设想。

法广：这项创作，也可以说是一项研究，因为它持续了很多年。这种将公开发表的照片与照片原版对比的设想当初是怎样产生的？

张大力：差不多在六、七年前，我想做一件作品，来反映这个国家的世界观，或者说思想。因为，一个国家也和人一样，也有一种思想。但是，如果用文字、雕塑，或者绘画，（表现出来的）都是一个静止的状态。就是说，一个单一的东西不能反映这六十年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我就找到了这个办法。

其实，修照片，以前我也知道。但是2003年我着手开始这项工作的时候，发现我们多年特别熟悉的图片实际上都被修改过。当然，一开始，我的想法也比较简单，对于真和假纠缠的比较多。但是，过了好几年，我的照片数量多了，我不再这么看。我觉得，实际上，过去这六十年，中国有一个意识形态上的控制，就是说，现实中的真实不是最重要的。现实中的真实一定要为意识形态和思想服务。所以，哪怕改变现实中的真实，也在所不惜。后来我发现，通过这六十年来的图片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

法广：那您觉得这种思想现在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呢？

张大力：现在还有一些没有结束。因为这不是到一定程度就截然结束。当然，这种思想分几部分。比如说，政治的问题；第二是这些图片反映着我们的文化政策，比如三突出；还有生活习惯，就是国家形象。政治问题的有些片断结束了，比如说把彭德怀修掉了，把刘少奇修掉了，反映了当时政治斗争很激烈。刘少奇要经济改革，跟毛泽东想法不一样；彭德怀说农村已经饿死人了，毛泽东不相信。当然，还有林彪、江青……所以，这些都是当年的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我们会有新的问题。可是，我认为，中国真正的现实和我们思想的结合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包括城市建设，不止是我们的图片，整个的格局都是在一种意识形态思想的指导下做出来的。北京的格局被改变得很大。为什么改变？不一定是为了现实生活而改变，它是为了政治思想而改变。比如，长安街一定要拓宽，平安大道一定要很直，这些都反映出一种当局的思想，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什么东西都是这样，政治性特别强。所以，通过图片，我也是向告诉别人，告诉那些认为照片就是物理现象的那些人，实际上什么东西都可以改变，没有什么是不会改变的。作为一个人，你首先要怀疑一切，要想想：这个是不是真的？

法广：您这种怀疑一切的意识是经过这六年的搜索之后得出的结论，还是您以前也如此？

张大力： 在这之前，我也怀疑，但这个作品之后，我是想告诉别人也要怀疑。

法广：您的作品介于艺术创作和新闻摄影之间，是把已经存在的新闻图片放在一起对比。参观者是否能够理解其中的意涵？

张大力：展览有两条线路。懂中国历史的人当然更亲切，更明白，某个人被修掉，他当然更清楚。对于一个不懂中国历史的人，他从图片史的角度来看，从影像史的角度看，他也能看懂。通过对比，他可以看到有一个人被去掉了。他不知道为什么去掉，可是，他会思考。影像从发明以来，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实际上改变了很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过去，我们的历史是通过文字来记忆。有影像以后，我们大量的东西是通过图片。但是，这些东西也特有让人怀疑的地方。比如，一张照片，在不同的国家，它的文字解释会不一样。 比如纳粹屠杀的时候，他们拍了很多很好的照片，可以看到犹太人在踢球，或者吃得很好。但是，实际情况不是那样，可能有一天是那样的。这些对我们影响特别大。因为影像的力量比文字要大得多。所以，通过这些图片，我要告诉别人，对历史的记忆，必须是通过怀疑。我们不能像一只动物一样，被关起来，别人给我们吃什么，我们就认为这是好吃的。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能独立思考的人，你必须去问。这是这个世界能进步的唯一的动力。如果不思考，不去问，那就会停留在原来的地步。

法广：在当今中国社会，这种独立思考是不是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张大力：肯定要付出代价，比如说，会没有展览的地方，或者会经常受到阻碍。可是，我认为每个中国人都应当这样。因为，当年我们就是因为用一个大脑去思考，所以中国走向了灾难。今天，我知道很多人都会独立思考了，慢慢地，他们不相信了，他们开始用自己的脑子问：为什么是这样？这个时候，我觉得中国政治会有一个巨变的过程。

张大力被看作是当前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前卫艺术家之一。他1963年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市。1987年从中央美术学院书籍装帧专业毕业之后，被分配回原籍一家草编厂，设计地毯图案。但他选择了留在北京，加入了北漂的行列，没有户口，没有档案，没有身份，在拮据的物质环境下，开始寻找、尝试艺术创作道路。1989年，中国政治形势骤变，他催促与意大利籍女友结婚，离开中国，移居意大利。1995年，他举家重返故土，看到的是大规模拆迁行动震撼中的北京城。他开始用他在海外生活期间受到启发的涂鸦艺术，在一座座标志了“拆”字的旧宅墙壁上，勾画出一个个黑色的人脸轮廓，残破的墙壁与有些变形的人脸轮廓涂鸦凸现出势不可当的拆迁工程中的暴力。

此后的几年间，张大力的创作始终漂流在所谓主流艺术之外，但始终关注社会话题。他坚信艺术家有他的社会使命。

张大力：是的，我认为是这样。当然，不是所有艺术家都这么想。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一个艺术家必须关心他周围的社会现实，而且，我特别强调，一个当代艺术家必须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他要解决他创作的动力，不能整天关在房间里画花草，画幻想，画古代的东西，那就跟现实脱离了。我当然不反对这样的艺术家存在，但是，从我来说，如果是这样，那等于我没有活。因为我每天要出门，见到人，我的感受告诉我，我不能那么做，我是人，我有喜怒哀乐，别人给我一种痛和压力。他们把那么多好房子拆了，变成笔直的大道，然后，旁边种几棵松树：你有这个权力吗？谁让你拆了？那么好一座古城！

如果我们都这么问，都去阻止，那北京今天就更漂亮，更干净。就是因为我们不问，不管，它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们中国人今天变成这个样子，很可怜，就是因为我们自己造成的，不能怪别人。

法广：您这次带着这些作品出国，有没有受到阻力？

张大力：有。但是我不能告诉你太具体，否则，下次我们就不能出来了。这些作品，他们不让我拿到法国来展览。我们用了很多办法，把作品运到国外。因为现在有新的政策，所有艺术品出国都要检查。文化部当时看到我的东西，他们特别反对。

法广：那现在展品已经出国参展，您回国后，会不会遇到麻烦？

张大力：我觉得不会有太大麻烦，中国毕竟是改变了。但是，下次再展览的时候，你还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法广：您的作品在国内个别地方已经展出过，当时的反应如何？在广东展览时，展览馆还专门为此举办了研讨会，是么？

张大力：是的。作品第一天在广东美术馆展出时轰动了，美术馆的人说，他们那里从来没来过那么多人。而且，很多报纸，像《羊城晚报》都是头版整版报道，他们从来没有给一个艺术家新闻性这么大的位置。当时大家非常震惊，就是这60多年，我们看到的照片都被修过，看到的都不是完整的东西。

法广：修改照片其实可能大部分中国人都知道，但是，大家还是感到意外。为什么？是意外发现这种做法这样普遍吗？

张大力：对。当时（展览时），我还请了两位老先生，一位是许林，还有一个是蒋铎，后来蒋铎没有来，因为他年级太大了。他们当年都修过照片，但当年没有罪恶感，因为是司空见惯的。就是我刚才讲的，所有的东西都要为政治服务，这是很正常的事。但是，我们那个时代毕竟过去了。年轻人重新再看这段历史的时候，他们真的感到：怎么能这样？包括我自己。我当然知道那时候，修改照片是很正常的，如果，我活在那个时代，我也会这么修。可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太多了。不是一、两张，是所有东西都修过，所以你会感觉很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