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司法部向哈特菲尔赔偿580万美元看杨佳事件
2008年6月27日，美国司法部同意向一炭疽袭击“有关联的人”史蒂芬·哈特菲尔（Steven Hatfill）赔偿580万美元和解了一桩侵权案。
其起因是在2001年9月11日纽约和华盛顿分别遭到恐怖袭击后的数周，美国国会和位于纽约及佛罗里达的新闻媒体先后接到数封装有炭疽病菌的信件。这起轰动一时的炭疽袭击案共造成5人死亡，17人感染上病菌。
袭击案发生后，时任美国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特 （John Ashcroft）曾公开表示哈特菲尔是调查中的“有关联的人” （a person of interest）。随后有关哈特菲尔的故事便被美国记者报导出来。哈特菲尔曾于1997年至1999年在美国陆军传染病实验室工作过。
在2002年8月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海特菲尔含泪否认自己和炭疽邮件有关，指责媒体不负责任、利用不实消息破坏他的声誉。
海特菲尔2003年提起诉讼，控告联邦调查局探员和司法部调查人员侵犯个人隐私，将他的信息泄露给媒体。
2008年6月27日向联邦提交的和解文件显示，双方已就此案达成协议。文件称，一旦双方在这份文件上签字，此案将被撤除。根据这份和解文件，美国司法部将向哈特菲尔支付580万美元，其中300万为养老金。这笔养老金将分20年支付，每年15万美元。
哈特菲尔的律师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的政府令我们失望，不只是他们没有抓住炭疽信凶手，而且还试图掩盖失败。故意向少数轻信的记者泄漏传闻、猜测和错误信息，这就是我们政府所作的。”
该律师还指出：“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国度里，当一个人遭受可怕的虐待时，他可以诉求法官 ‘我需要你的帮助’，这或许会需要一点时间，但最终讨回了公道，这是一个好消息。”
我们再来看看在中国发生的杨佳事件。2008年7月1日9时许，一名为杨佳的北京男子来沪男子持刀闯入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连续捅伤多名民警和一名保安。
其起因是：杨佳去年10月长假到上海游玩时，在闸北的上海火车站一带租用了一辆自行车，却被闸北分局民警认为涉嫌购买赃车，以盗窃自行车的罪名对他进行了审查。随着事件的取证调查，闸北分局民警发现杨佳的确没有参与偷车，只是在并不知情的情况 下租赁了自行车而已，所以很快释放了杨佳。
然而杨佳在被拘留的期间，闸北分局民警对他很是“照顾”，常常拳打脚踢，杨佳出去以后身体感到不适，就去医院检 查，医生告诉他一个惊愕到难以接受的事实：他的性器官受到损害，以后将无法生育。
杨佳很快到闸北分局去讨说法，鉴于有医生证明事实明确，杨佳的态度又十分强硬，要求赔偿3万元。闸北分局同意赔偿1.5万元私了此事。但是杨佳认为赔偿太低，坚决不同意， 他三番四次去闸北分局去闹。渐渐地，闸北分局没了耐性，对杨佳开始不理不睬。据知情者透露，事发前一个月该分局领导还曾经威吓杨佳“不要再闹了，再闹就抓 起来”、“一分钱都不会赔偿”，双方尖锐的矛盾根源由此而来。
面对闸北分局的抵赖和威吓，杨佳感到绝望，杨佳去过闸北分局多次，对闸北分局的作息时间和周围环境十分熟悉，他精心策划了一番：先用汽油弹引开看守等警卫人员，然后进去带刀行凶。
杨佳很快到闸北分局去讨说法，鉴于有医生证明事实明确，杨佳的态度又十分强硬，要求赔偿3万元。闸北分局同意赔偿1.5万元私了此事。但是杨佳认为赔偿太低，坚决不同意， 他三番四次去闸北分局去闹。渐渐地，闸北分局没了耐性，对杨佳开始不理不睬。据知情者透露，事发前一个月该分局领导还曾经威吓杨佳“不要再闹了，再闹就抓 起来”、“一分钱都不会赔偿”，双方尖锐的矛盾根源由此而来。
面对闸北分局的抵赖和威吓，杨佳感到绝望，杨佳去过闸北分局多次，对闸北分局的作息时间和周围环境十分熟悉，他精心策划了一番：先用汽油弹引开看守等警卫人员，然后进去带刀行凶。
目前中国的公安局是国家专门设置的暴力机构，它拥有对普通普通的生杀大权。对于杨佳的遭遇，在司法独立的国度里，是完全可以通过法律诉讼来完成的。法院应该是普通百姓或弱势群体讨回公道的地方。对于公安局对杨佳的肆虐，要索赔3百万元，是完全不过分的。然而杨佳仅仅提出了3万元的赔偿，却被拒绝了，甚至因为要讨回这公道而被抓。这是一个怎样的社会？
公安机构基本上不受任何监督，除了所谓的组织，没有人能对它 进行制约和问责。这种所谓的组织就是指各级党组织，在许多地方已经完全黑社会化。公检法早已沦为一些党政首脑的私人机构和武装，专门用于打击异己和压制人 民。普通百姓或弱势群体如果一旦不幸遭遇他们，有理无理都要都是他们说了算，全国每年不知有多少人无辜栽賍，不知有多少人被冤入狱，普通百姓有冤根本无处诉，有恨无处 消，真是呼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在这种基本生存权和诉求权也被剥夺的社会环境下，普通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最终只能是以暴抗暴。
在共产党的生日之际，连续发生了三起重大的暴力献礼。这已经充分敲响了警钟，组织凌驾和干预司法的时代，该结束了，司法独立的时代该开始了。要不然，当普通百姓生存权被日益剥夺而又无法讨回公道的时候，必将有更多更大规模的暴力和暴动发生。
让我们这些弱势群体，紧紧的团结在一起，积极的争取司法的独立和自己基本的生存权。但愿到了不远的将来，我们也可以坚定地说：
我们“生活在一个国度里，当一个人遭受可怕的虐待时，他可以诉求于法官说‘我需要你的帮助’，这或许会需要一点时间，但最终讨回了公道。这是个好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