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时报》日前发表文章，讲述中国退休高官任职民间组织的故事。这篇8300字左右的文章称赞退休高官进入民间组织从整体上说是件好事，可以增强民间组织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民间组织募集善款的能力，并预示将会有更多退休官员进入民间组织。虽然也有“把行政管理思维带入民间组织”等不利影响，但文章只在结尾用了300来字讲述。

文章开篇以香港前特首董建华为例，讲述了高官退休后如何进入公益事业，以及发挥着何种积极作用。文章称，从“特区”到“健康快车”，意味着董建华的身份转折：这位已被载入史册的香港特首，退休后仍怀一颗“服务之心”，应邀做了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的理事长。这是一份不领薪水的差事，期限是五年：从2006年3月至2010年。

紧接着文章说，现在，越来越多的高官在退休后到民间公益组织任职，举起了“扬善”的旗帜。不完全统计表明，二十家接受调查的基金会共拥有退休高级官员总计达72人。平均每家基金会拥有副部级以上退休高官3.6人。其中，仅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4家机构没有退休高官在其中任职。其余16家基金会，拥有副部级以上退休高官72人。

最多的机构当属健康快车基金会，拥有副部级以上退休高官14人，紧随其后的是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拥有退休高官11人。在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中国绿化基金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最新的理事会名单中至少有8名退休高官，共同名列第三。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名誉主席为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以及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珮云；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名誉会长分别为原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姜春云、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王光英、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曹志；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名誉理事长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等人，他们所担任职位都是名誉性质的，并不真正参与基金会的日常工作。

而像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他们真正参与基金会的日常工作，是基金会的全职工作人员，并日渐成为基金会的核心和灵魂人物。

由于一些职务是虚职，故不需要投入过多时间和精力于其中，因此，也有高官在不止一家公益组织任职。殷大奎是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同时担任另一家医学类公益组织——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理事会顾问；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布赫既是中国绿化基金会的理事，同时担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名誉理事；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同时担任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名誉会长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名誉理事职务。

北京社科院管理所副研究员施昌奎表示：“退休高官进入民间组织，从整体上说是件好事。”施昌奎说，“退休高官这种强势的精英进入，可以通过他们自身的传媒影响力、社会影响力来提升民间组织的整体影响力。”退休高官的进入，无形中可提升民间组织的社会地位。对于未来的发展趋势，施昌奎认为会有越来越多的退休高官进入民间组织。

不可置疑的一点是，高官可以为民间组织带来更多的资源。高官自身的传媒影响力、社会影响力，不可避免地为民间组织吸引公众的关注和大笔善款的进入。施昌奎进一步解释：“在这其中，民间组织募集善款的能力必然逐步增强。”

“退休高官进入民间组织，当然也有不利的地方。不利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不可避免地把行政管理思维带入民间组织。”施昌奎说。“已经过了退休的年龄，即使去接受新的思想，也很难在短时间内从根本上更改。”

同时，高官进入民间组织也会造成民间组织内部结构不公正。从我国民间组织发展现状来看，在社会影响力、资源占有等方面，官办NGO都优于草根NGO。同时，退休高官多数也是进入具有官方背景的民间组织，他们的进入会带去更多的社会资源。那么，在一个既定的民间组织领域内，势必形成马太效应：强者越强、弱者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