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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彭德怀在长达三十年的战争岁月中，一直是帅与将的关系，毛对彭的倚重程度也是众所周知的。但中共建政后，毛泽东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中“打倒”了彭德怀。虽然彭德怀一再表忠心，仍然难逃噩运。

毛泽东与彭德怀“英雄相惜”

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关系早前一直很好。毛泽东是湘潭人，彭德怀也是湘潭人，两人是同乡。彭德怀比毛泽东小五岁，与毛泽东基本是同时参加革命的。在多年的征战生涯中，两个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彭德怀战功赫赫，毛泽东也多次赞扬过彭德怀。

彭德怀向毛泽东保证解甲归田仍难逃噩运

毛泽东和彭德怀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宁夏“地头蛇”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跟了上来。毛泽东给彭德怀写了一封电报，主张给马家的骑兵一个有力的打击，以防把敌人带进根据地。电文中“山高路远沟深”之句。彭德怀随即率军对马家骑兵进行了有力的打击。毛泽东闻讯后，随即写了一首六言诗以赠彭德怀。其中，首句将电文中的“沟深”改为“坑深”：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弛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自述》中说：彭德怀收到毛泽东的赞扬诗后，把“唯我彭大将军”改为“唯我英勇红军”，把原诗送给了毛泽东。

仅凭“唯我彭大将军”一句，就知道毛泽东对彭德怀有多么信任和赞赏。

信任不再彭德怀庐山罢官

毛泽东一直很重用彭德怀，中共建政后，彭德怀先后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但此时，毛泽东与彭德怀嫌隙已生。

据《彭德怀自述》记载，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的一个大疙瘩是遵义会议后不久，林彪给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他还给彭打电话，要彭出来指挥。1935年5月12日，毛泽东要求张闻天在会理城外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对毛军事指挥的怀疑和动摇，严厉指责说：“彭德怀同志你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在困难中动摇，这是右倾；林彪写的信，是你鼓动起来的。”彭自信与此无关，就采取事久自然明的态度，没有当场申明，而林彪也没有说明写信的真相。

这还不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被罢官的根本原因，真正的原因还在于毛泽东担心彭德怀夺权。《百年潮》刊登林蕴晖的文章认为，彭德怀被逐，主要还是因为毛泽东害怕彭德怀成为中国的朱可夫，而自己成为中国的斯大林。

从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到3月的成都会议，毛泽东多次说过，今年要抓一下军队的事。如说过去总是搞军事，现在几年都不开会，文件看都没看，等你们整风以后再接触一下。又说：今年要回过来搞点军事工作。毛泽东真正关心军队的事，反映在1958年1月21日南宁会议的结论中的一段话。他说：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要好好同军事工作方面的同志们商量。一年抓四次。在整风中，建议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此事由军委发出指示和有关朱可夫错误的材料，吸取苏联的教训。

因此，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上毛泽东万言书，成为彭德怀被罢官的导火索。在彭德怀被罢之后，林彪上台，不仅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而且担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彭德怀向毛泽东做出三项保证

在1959年夏天，中共中央在庐山会议，对彭德怀开展了残酷的批判，彭德怀被迫做了检讨，并且向毛泽东作出三条保证：“一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做反革命，二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自杀，三是今后工作不好做了，那就回乡务农，自食其力。”这件事在纪希晨著《史无前例的年代：文革四十年祭》中有记载。

彭德怀没有食言，1959年庐山会议被罢官后，就在北京西郊清王朝皇族的挂甲屯吴家花园住了六年。

直到1965年9月23日，在任命彭德怀任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的时候，毛泽东才请彭德怀到中南海住地，长谈了五个多小时，并共进午餐。

谈到派彭德怀去三线时，毛泽东说：现在要建设大小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些兵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据《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记载，当时，彭德怀说：“主席，我在庐山会议上是向你做过三条保证的，我得遵守我自己的保证。”

毛泽东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哪三条？我记得好像只有两条？”“三条。”彭德怀认真地说，“一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做反革命，二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自杀，三是今后工作不好做了，那就回乡务农，自食其力。”毛泽东听后点点头说：“我就记住了后面两条。不过这没有关系，让你出来工作是中央的决定，你搞军事工作多年，大西南的建设又与军事密切相关，你去是比较合适的。”彭德怀固执地说：“我还是回乡当农民好，去西南不合适，我这样去怎么接触群众？群众又怎么敢接触我？”

在毛泽东的劝说下，彭德怀才同意去西南。

一再表忠心仍难逃噩运

《史无前例的年代：文革四十年祭》记载，11月30日，在彭德怀到达成都的当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上海《文汇报》刊登的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一看就知道矛头是对着自己的，他气得一拳擂在桌子上。

彭德怀顶住压力，全身心投入新的工作。1966年上半年，他走了20多个县市、15个工矿企业，走遍金沙江两岸的川、滇、黔交界的广大地区……

1966年4月12日，关锋、戚本禹根据江青、康生的授意，写了一份材料，对中央任命彭德怀到三线任副总指挥“思想上有保留，我们反对这样的处理”。

6月16日，他们又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诬告“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常的活动”，表示“希望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又说：“从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揭发的许多材料看，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的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12月，江青打电话对在成都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负责人王大宾说：“你们红卫兵这也行，那也行，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山里头养神，天天还打太极拳，将来回来好反对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

随后，戚本禹也打电话给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头头韩爱晶，对他说：“海瑞就是彭德怀，他现在四川，是大三线的副总指挥，那里没有人敢动他。要把他揪回北京，打翻在地。”

12月22日晚，北京航空学院的“天派”红卫兵，从成都永兴巷抓走了彭德怀。早到成都的北京地质学院的“地派”红卫兵，闻讯后又于23日从“天派”手里夺走了彭德怀。

三线办公室立即打电话向周总理办公室报告了这一情况。总理办公室当即传达了周恩来的三条指示：

一。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准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北京；

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

彭德怀到达北京后，1966年12月28日安排到北京卫戍区某部监护。

1967年元旦，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

“主席：

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

12月22日晚在成都住地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到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北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