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一：信心爆棚的“赶超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一度曾狂热地掀起赶超英美的浪潮，实践证明这些不冷静、不理智、不科学的行为，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空难。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势不可挡，世界经济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令每个地球人刮目相看，加之《大国崛起》的热播、《大明时代》的盛行，又一股超越日本、欧盟和美国的议论开始喧嚣尘上。而新“赶超论”与旧“赶超论”有一大不同，就是旧“赶超论”是自说自划，新“赶超论”还有着一些国际权威的高调唱和。
“白宫的中国专家”、美国财长保尔森3月8日在访问上海时表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导者之一。
投资公司高盛最近发布了第五年度的乐观报告——“我们的BRICs概念市场”（BRICs是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第一个字母的组合），认为BRICs这四大经济体的总体规模在2035年将超过G8。高盛银行的经济学家还预测，中国将在2040年左右超过美国。
美国《时代周刊》指出，中国的经济和外交实力持续上升，海外投资和对全球天然资源的需求左右了世界经济，外交上也积极进取，而美国的相对力量则在下滑，因此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2006年11月，联合国系统驻华协调代表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马和励强调，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让整个世界赞叹不已。这表明，中国已经再一次成为了世界发展的领导者。
中国社科院发表的国情报告称：2020到204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世界第一。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则表示：“到2040年，中国将是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
赶超美欧日，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这股新思潮已上升至一个很高的层面，这是相当危险的！试想，中国出口规模的不断剧增，如到2020年达到世界一半，这难道不会引起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贸易反弹吗？
英国卫报前财经记者Will Hutton就宣称，中国经济是一种独裁式、高储蓄、出口导向、低效率和不负责任的增长模式，已经接近爆发点。他的结论是，中国需要在没有震荡的过程中实现经济转轨。中国的增长必须保持在一个高位，这样才能支撑脆弱的银行系统，每年创造出2400万个就业岗位，以便吸纳向城市转移的农村人口。
Hutton在另一篇文章中说，适应中国挑战的最好方式，是“不要关闭市场，为美国制造具有强大挑战力的敌人。如果中国与西方更为相似，他就不可能成为我们真正的竞争对手。”
中国经济的发展仍然处于不平衡的状态，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还没有实现真正的崛起，我们需要对“赶超论”猛击一掌，时时保持强烈的危机意识、清醒的头脑和理性的思维，永远置自己于“不进则退”的境地。
切记，骄兵必败！
警惕二：资本对权力的绑架
从视金钱为粪土，到视金钱为上帝，似乎就是在转眼之间。
这一转变的第一反弹，就是商官勾结，权力寻租，造成了社会的腐败现象的加剧。权力拥有的资源优势往往会在瞬间形成巨大的资本，这已属老生常谈。
随着社会资本的增加，一些新暴富阶层手中已经握有相当部分的社会资源，甚至成为一方的经济诸侯，加之政绩观、形象工程等，权力对资本开始另眼看待，一个典型的现象是：权力绑架资本正在向资本绑架权力转移。一些所谓的地区经济诸侯利用手中的资本力量，对贪恋业绩与享受的平庸官员实施新的绑架，并逐渐将资本力量向国家机器部门渗透，掌握、操纵或指挥国家机器为其不正当竞争提供便利与保护，甚至充当流氓与打手，或欺凌弱小利益团体，或强势进行并购，或垄断社会资源等，以便为自己集聚更多的社会资源，创造更多的财富与荣耀，从而引起了社会弱势群体和弱势利益的不满，导致新形态下的腐败与腐朽，引爆更为强烈的民众“仇富”情绪。
这样的创富，只能给社会带来不安与灾难！
警惕三：垄断造成严重的分配不公
中央党校第40期省部级进修班课题报告《对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的思考》提出，当前国企一般员工收入畸高畸低，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并建议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根治收入过高问题。
由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何家成任课题组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刘永富等成员完成的这份报告，从中央企业近三年来收入分配的结果入手分析，认为央企员工平均工资递增速度最快，行业工资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扩大，经营者平均年薪与员工平均工资的倍数维持未变。报告引用了一组数据，“十五”期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年递增14.4%，其中国有单位在岗职工的递增15.1%。而2003—2005年，央企员工的年平均工资递增16.8%，是最快的。2005年，央企资产比较集中的27个主要行业，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差距倍数，从2002年的3.5倍扩大到2004年的6.4倍，最高的是服务业，平均工资7.2万元，最低的是纺织业，平均工资1.1万元。
课题组认为，当前国企收入分配比较突出的矛盾之一是一般员工收入畸高畸低，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总体来看，近三年来国企员工平均工资增长是较快的，但“平均数”掩盖了矛盾，目前主要矛盾集中在“高”、“低”这两头。
其中，高收入群体核心问题在于垄断行业。从行业收入统计分布看，人均收入排前10位的多是垄断行业，而排名在后的行业都是竞争较充分的行业。报告写道：“我国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主要不是来自这个行业人力资本平均水平，也不是来自他们的努力，而是来自于垄断。”
而从低收入群体来讲，突出问题是“两低”。一个“低”是指国企非正式职工的收入低。非正式职工包括劳务工、农民工，但主要是指农民工。另一个“低”是指退休职工、下岗职工的收入低。报告指出，在国企，对农民工不是实行按劳分配、而是按身份分配的情况比较普遍，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十分严重。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同样是一个电梯工，正式职工每月高的可拿3000元，农民工低的只有600元。
警惕四：新时态下的新垄断
除国有资本下的行业垄断外，正在出现一些新的垄断形态，如国内零售业市场正在形成国际资本的垄断；一些地区民营资本相互集聚，在某此原本属竞争性的行业形成新的垄断经营，如区域交通、教育等，出现新的服务差、票价高；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垄断。这些资本力量的急剧上升，压抑了整个社会的创富热情，扭曲了社会环境，带来新的民怨。
当我们把全部的精力集中于旧式垄断时，我们似乎完全忽视了对新式垄断的关注。
警惕五：“社会良心”沦为新利益群的代言者或攫取者
近年来，国内一些专家学者不断遭到网民的炮轰，郎咸平一度受到大多人士的热捧，说明了民众对一些专家学者缺乏正义与良知的谴责。在“知识就是财富”的时代，学者愈发显示出对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更有人称呼学者为“社会的良心”。社会上之所以出现对少数专家学者道德的质疑，缘于他们中有不少人担任了各种公司的独立董事、咨询顾问，并且拿到了很高的报酬，还有人确也因为拿了钱而在大是大非面前“失语”或“乱语”，成为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表。
3月6日，曾被评为2006年度两会十大言者的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再次将把矛头对准了数位知名经济学家和证监会发审委，指称他们“出于个人利益，昧着良心为破烂公司上市，公平、正义何在？” “以全国政协常委(原全国人大常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首届委员厉以宁为首的厉以宁家族已拥有上亿资产，直接和间接投资控股参股的企业达二十多家，《瞭望东方周刊》刊登了《“厉以宁家族暴富”风波》一文……厉以宁先生在其家族“暴富”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厉以宁先生却始终拒绝做出解释和澄清。
还有一位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先生，身为全国政协委员和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委员，×××教授的家属炒股票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他的女婿就曾供职于某证券公司北京分公司，×××不管股市风起云落，其公开的预测总是利好，要全民炒股……请注意，×××教授曾担任过清华紫光、中集集团(行情 资讯)、大唐电信(行情 资讯)三个上市公司顾问和独立董事……
还有一位与厉以宁先生齐名的著名经济学家也曾任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首届委员……厉以宁先生号称“厉股份”，此先生号称“×投资”。其与厉以宁、×××以及另一位法律界泰斗级的曾任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首届委员的“某某”法学权威，相互“抬庄”，互请对方作为自己学生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学术委员会的主席和委员……四位先生为了避嫌分别到对方学生任职的企业和机构担任高级顾问，如果是上市公司则担任独立董事……他们可说是中国最先富起来的精英代表，但其魔术般致富与敛财速度超过了任何垄断企业，因为他们是靠权力和不对称信息致富。”
民众在网络里批评他们当中确有人不讲“穷人经济学”，只帮富人代言的；确有不要理论，只讲“圈钱发财”的；确有只讲效益，不顾社会公平的。因此，主流经济学家带头“圈钱发财”，既扰乱了证券市场秩序，还败坏了经济学者这个群体的名声，不仅违背了社会公平，还伤及社会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警惕六：合法伪装下的洗钱行为
2006年１月３１日，美国司法部发表声明，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的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向许超凡夫妇、许国俊夫妇和许超凡的妻兄邝宝华（在逃）提起诉讼，指控他们犯有签证欺诈、洗钱、非法入境等１５项罪名。
许超凡、许国俊和余振东被指鲸吞４．８５亿美元。此前，余振东在内华达州法院以欺诈及非法获得入境签证等罪名，被判１２年监禁。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６日，余振东被美国ＦＢＩ移交给中国司法部门。
洗钱是指将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或者其他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通过各种手段隐瞒或掩饰起来，并使之在形式上合法化的行为和过程。据了解，我国警方近两年共协助外国警方调查涉及洗钱犯罪线索70余起，涉及17个国家和地区，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洗”出去的黑钱在2000亿元人民币左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而其中由腐败而生的非法所得向海外的“转移赃款”行为，不在少数。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项俊波表示，我国反洗钱工作也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目前反洗钱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复杂的。
警惕七：豪华办学、教育腐败与学术腐败
教育腐败是遗害子孙后代的大事，而这种腐败现象已经成为幼儿园孩子们都皆知的现象。这是非常可怕的。与此并行的，还有学术腐败。
洪可柱代表在他草拟的《关于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为代表的名校应大力开展反教育(学术)腐败促进高校改革与教育公平的建议》中，列举了四大名校现状的诸多弊端，并称“清华、北大、复旦、交大为代表的一批名校程度不同地在催生成为教育(学术)腐败的摇篮。”
名校弊端一：投资巨大、浪费惊人、亏损严重、创新乏力。与只有巨大投入，没有相应有价值的产出，在科学前沿领域原创性、基础性的重大创新方面，以及为全人类贡献普适的价值和思想方面，众多名校作为如何？贡献多少？
名校弊端二：学术腐败盛行，欺世盗名成风。中国每年成千亿元以上的科学研究开发和高等教育经费，有成百亿元以上被学术腐败给吞噬掉了，四所名校所占比例数额惊人。具体表现就是，上至院士、博导，下至研究生、大学生，抄袭剽窃成风，巧取豪夺成性，弄虚作假为常，欺世盗名为荣。学术腐败已有从学者的个体行为发展成为集体、集团行为的趋势，并且有制度化、合理化的趋势。一批名校名学者公开地、明目张胆地欺骗政府、舆论和社会，典型的有某校“十大名师”之一的剽窃事件，汉芯知识产权造假、骗取国家巨额投资事件等。
名校弊端三：名牌大学已沦为江湖，著名学者公开为强势集团辨护。比如某著名学者鼓吹，“只有拉大贫富差距，才能推动社会进步。”名校对涉及社会公平基石的教育公平问题一直文过饰非，矢口否认不公平现象，极力为强势地区和强势群体辩护，“他们正沦为强势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名校弊端四：上市圈钱、与民争利、为外国培养高精尖人才。四所名校还有一大创造，就是利用优势资源派生出多个上市公司在股市圈钱，从民渔利。这些公司的主要利润一般多来自于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开发，高科技产业不少是亏损、或者成为融资的“幌子”。为高企房价推波助澜，其大学精神、人文理念在追名逐利中不断丧失。这些名校培养的学生很多缺乏社会责任感，“只不过是国外名校的生源输送基地”。
洪可柱指出，中国的高等教育已成为群众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每一个家庭为培养一个大学生投入了巨资，挤压了家庭的其他需求，导致国内内需长期低迷，国内GDP的增长只能靠加大投资、进出口贸易强力支撑，而维持长期发展最为重要的扩大内需却因教育、住房、医疗三大改革难点的困扰，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最大难题。
警惕八：传统产业业基松动
中国是一个传统产业大国，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更是安排就业，增加民众收入的最佳途径。只有把传统产业搞好，社会才会安定，民众才会富裕。但近年来，中国社会存在一种普遍忽视传统产业发展的趋向，忽视了对传统产业的扶持与创新，传统品牌的保护与强化，以致众多传统产业、传统企业、传统品牌被国际资本并购。在全球制造业转移的过程中，没有品牌优势，没有创新优势的中国传统产业，存在着中长期发展的危机。
国富民穷，国强民弱，不是和谐社会的目标所在。纵深发掘传统产业新价值，大力扶持中国传统产业强势品牌，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惟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国强民富，构建和谐社会。
警惕九：货币与贸易方面的关系紧张
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曾撰文指出：由于再平衡之故，中国可能会更倾向于人民币升值，作为推动从过度出口增长转向进口和消费的手法。升值多少无疑将取决于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及其稳定性。鼓励消费的措施应同时有助于拉动进口需求——结果是降低中国的净出口盈余，从而为其主要亚洲贸易伙伴提供支持。人民币升值加上外贸顺差减少，应能有助于缓和目前国际社会逐渐形成的一股反华贸易情绪。
警惕十：经营者对消费者的傲慢
在中国市场，国际品牌对中国消费者的傲慢已经不是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企业经营者也开始对消费者傲慢起来，这种傲慢几乎在每个行业都有所见，在每种资本形式里面都能看到。诚信经营的商业环境没有有效建立起来，缺少对消费者深深的敬畏与感激！难怪有人讲，中国成为强国，不缺资源，不缺市场，不缺资金，也不缺人才，不缺机遇，缺的就是诚信。近几年来，不断出现的假药事件、矿难事件、化工爆炸、毒酒案件以及血汗工厂等，就是缺乏诚信经营的表现。缺乏诚信，重要的一点，就是经营者对人生的漠视，缺乏对自然的敬畏，缺乏对生命的敬畏，缺乏对消费者的敬畏，这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大敌！
没有敬畏之心的民族，是没有理性和文化底蕴的民族；没有敬畏之心的企业，是没有持续成长保障的企业。这样的企业，小则死人，如假药；大则辱国，如甲午战争中的假炮弹。现实的中国，市场竞争的软环境正在偏离以人为本、诚信经营、取财有道的基本商业逻辑，影响了国家的国际形象。因此，对国家而言，需要实施长远的文明战略——诚信战略，培养一代诚实守信的国民；对企业而言，需要来一场新企业文化运动，树立全员对消费者、对自然、对社会的敬畏之心，以重塑商业精神，建立新商业文化，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动力和国际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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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危机已出现明显征兆
海外经济界一直对中国片面发展经济忽视，政治改革的做法存有很大的疑虑。专家数年前也对中国提出严重警告，警告中国经济将会在2008年之后发生经济崩溃的严重后果。
议报报道，就在不久前，中国官方正式公布了一些经济数据，这个数据非常清楚地预示了中国经济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表示：“中国最终消费占 GDP的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历史最低水平。储蓄率则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5年间快速增长了9个百分点。储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结构性矛盾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已成为当前金融调控需要应对的最突出挑战。在中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同期，世界平均消费率达78%—79%，如此差距，可用天壤之别来形容。
近年来，中国GDP以9%左右的速度增长，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但工资占GDP的比例，则从1989年的16%下降到2003年的 12%。现在，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不仅低于GDP和投资增速，甚至低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而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再次证实了这一现实：今年前 10个月中国CPI同比仅上涨1.3%，而10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却增长17.1%。前者远低于年初确定的3%的调控目标，而后者却远高于年初确定的15%的调控目标。两个本应同向运行的指标却如此背离，归根到底是国内消费需求长期不足造成的。
在中国，内需持续下跌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中国经济发展。但中国多年来一直是依靠外贸出口发展经济，但外贸出口的状况又如何？同样是问题严重。首先，从1995年开始，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其二。根据目前的资料，今年上半年，中国外贸进口同比增长8.3%，增速比去年同期大幅下跌33.7个百分点，仅仅在二月份比去年四季度就下跌27.3个百分点，进口甚至同比下降了5%。其三，进入年底，本来是新粮上市的时机，但在中国却出现了全面的基础食品和水电等行业的全面涨价，根据资料统计，北京，上海等地的基本食品上涨百分之十六，而全国平均上涨百分之十二。通货膨胀再度掀起，而且有越演越烈之势。
鉴于目前的经济状况，国家发改委紧急召开会议，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说：“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在好转，但煤电运增长依然很高。值得警惕的是，大量投资正在形成新一轮产能过剩”。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表示：“中国产能正在由某一方面过剩向全面过剩演变”。而实际的情况如何呢？从2001年至今，每年中国居民的储蓄增加额都显着大于消费增加额。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产品被迫出口，2005 年中国向国外出口电扇54044万台、 DVD播放机14594万台，出口各类鞋69.136 亿双。仅类鞋计算，中国人为世界每个人都提供一双鞋，这样的外贸出口，不仅是将中国的大量资源廉价出口，同时反过来又导致了大量的贸易摩擦。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给中国百姓带来任何实质上的利益改善，相反是越来越贫穷。工资收入的持续下跌及通货膨胀让中国百姓根本无法保持原来的生活水平。
在农村，广大的农民阶层生活越来越差。农业部1999年的统计表明，中国乡村两级债务共计3259亿元，但这个数字很快被其它组织和机构所质疑。为了避免得出的数据遭到质疑，最近农业部和财政部在不动声色地开展工作。中国乡村两级债务债权调查以及清理化解工作，目前正在低调进行中。中国现有4.6万多个乡镇财政，乡镇财政债务问题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呈现越往西越严重的态势。而且乡村债务的覆盖面广，几乎是乡乡有债，村村欠钱。保守三千二百亿元的基数，使得债务负担愈加沉重。
财政部农业司税改办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2004年中国仅乡镇一级债务就以每年两百亿元的速度递增。而不良债务比例近60%的数字，更是让地方政府和领导对化解清理工作不愿过问。此外，乡村两级大量的集资借款，其借贷利率一般都在15%以上，有的甚至高达20%至30%，远远高于国家正常利率”。鉴于中国政府面对金融业庞大坏账的处理模式，地方都有一种期待，如此庞大而且年久的债务根本无法还，最终还是会由政府转移支付来全盘解决。甚至有些地方官员表示：“我们都归中央政府管理，银行出了问题，中央政府可以拿出几万亿人民币解决，我们地方政府的债务为什么不能？银行关系到社会稳定，地方乡村就不关系到社会稳定吗？”
在地方的这种心态下，财政部和农业部只能欲言又止，只好闷头先试点，内蒙古自治区一位地方官员公开说：“这么多的债务除了中央没有其它组织和人能解决”。农业部财务司一位官员认为，摸底数字出来后，也不会公开，如果一旦传出通过国家财政解决这一债务的消息，势必会带来更多麻烦，“那乡村报上来的债务数额岂不增长更快”。而根据中国内部人士透露出来的消息说：“中国地方债务至少是目前数据的十倍以上，因为地方官员政绩问题和自身保护的关系，没有多少地方官员会将地方乡村债务全面公开，因为目前正在十七大召开之前的敏感时刻，揭开乡村债务的真实面目只能使断送自己的政治前途，无论乡镇县，还是省市政府，能掩盖就继续掩盖，财政部和农业部所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许多地方简单通过账面将乡村两级合计债务减去合计债权得到账面净债务，并报入化解成绩中，造成实际净债务和账面净债务不符”。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2000年进行的《延长退休年龄可行性研究》提供的数字显示，1998年中国有半数省市养老金支不抵收，当年养老保险基金总额开始出现亏损，亏损额高达71.3亿元；1999年全国亏损省市增至25个，且大多省市动用了历年积累。另据调查显示，2000 年中国养老金“空账”达到360多亿元，到了2005年底，“空账”已经达到八千亿元。另一个更为严峻的现实是，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据2005年底全国百分之一人口抽样显示，中国65岁以上人口逾1亿人，占总人口数的7.7%.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5%，2050年将上升到28%以上。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标准，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德意志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估算，若中国不改变退休年龄，则2050年每百名劳动者就要供养79名退休者。
即使是按照目前的社保金状况，弥补八千亿人民币的社保空账对中国政府而言也是个非常严峻的考验。更为可怕的是，中国社保金已经成为了各类腐败贪污的目标，而中国司法制度和法律制度上的严重滞后根本就无法约束其中的贪污腐败。
社保金问题严重，但金融界的问题也同样严重，最重要的是目前的房地产业在中央调控的指令下交易量已经全面下跌。9月末上海房贷违约客户超过10000 人，本应是“放款高峰”的10月份，上海房贷余额在今年第二轮负增长中减少3.77亿元。曾经风光无限的房贷业务，在上海银监局和央行上海总部近期的信贷统计报告中变得“很衰”。自2005年7月起，上海个人房贷增幅出现十连跌，累计下跌接近230亿元。虽然今年5月楼市短暂回暖，房贷出现止跌回升，但随着更猛烈的楼市调控措施“国六条”的出台，房贷复苏昙花一现，个人房贷 在今年9月重回负增长的老路，当月减少了0.36亿元。根据央行上海总部最新统计，10月上海房贷跌势更甚，当月下跌3.77亿元。同时，上海房贷不良率也在猛增。2004年，沪上中资银行房贷的平均不良率只有1‰左右。而根据上海银监局的最新统计，到今年9月末，上海中资银行个人房贷的平均不良率已经上升到了8.6‰，比年初上升2.8‰。截至到今年11月，上海中资银行个人房贷的平均不良率又上升到了14.1‰。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首次承认：“中国的就业问题总量之大、矛盾之复杂是任何国家都未曾遇到过的，供求缺口至少1千300万人。2005年底，国企失业人数超过200多万，今后三年还会有360多万国企人员、400多万集体企业人员进入失业大军。2006年年有124万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1亿多农村劳动力闲置，到2008年城镇失业人口可能突破五千万人，农村突破二亿人”。实际上海外人士对目前的中国失业状况的估计就已经非常严重，按照海外专业人士的统计和估计，目前中国城镇有15%的失业率、农村有30%的失业率 。
如此危机的经济局面，这使得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数次在政治局会议上不得不对中共全党发出严重警告：“海外人士提出的2008年中国经济崩溃不是危言耸听，我们面临的局面是非常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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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岳
■全人类正共同面临着一场新的人口资源危机，如果没有新的全球资源配置体系的革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矛盾将会迅速激化，人类有可能越不过这次文明转型的门槛
■旧工业文明的最后一次挣扎，意味着各国可能围绕即将枯竭的自然资源展开最后一次哄抢，意味着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在短期内可能发生一次更大的碰撞
■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严重，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中国人口的继续膨胀，开始愈来愈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
人类的文明转型都伴随战争与流血
人类历史上经历过许多次文明转型。所谓文明转型，即由于生产技术和社会组织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而使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及相关的文化价值体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文明转型，都伴随着战争与流血，都伴随着思想混乱和社会动荡，都伴随着国家民族关系的巨大调整。2000多年前，中国经过春秋战国500多年的混乱，完成了第一次文明转型，“铁制农具＋小农经济＋君主官僚体制＋儒道法意识形态”的中国传统文明终于成型。自秦统一中国以来，人口由1000万增加到20世纪初的4亿。传统农耕文明对自然的破坏是渐进的，但破坏的总趋势从未中止。几百年前，欧洲农耕文明的发展面临着人口与资源的激烈矛盾。后来，一场黑死病席卷西方，1/4以上的欧洲人口因此消失。这次黑死病后，西方文明出现新的转型，开始了文艺复兴，发明了蒸汽机，并因此牵动了工业革命，展开了一场人类对自然更大的征服运动。
工业文明开采挖掘出地底深处的几百种矿产资源，将其转化为人类可支配使用的财富，支撑了人口新一轮的膨胀。又经过几百年的内外战争，逐步建立起了以自由企业为中心的自由民主政体。整个20世纪，人类消耗了1420亿吨石油、2650亿吨煤、380亿吨铁、7.6亿吨铝、4.8亿吨铜。占世界人口15％的工业发达国家，消费了世界56％的石油和60％以上的天然气、50％以上的重要矿产资源，全球各国各民族间出现严重的不平衡。
为获取资源与市场，工业文明的先导国家以枪炮打开了地球上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大门，迫使一切后进民族走向工业化之路。近代中国为实现民族的平等和国家的发展，进入了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期，百年动荡，内忧外患，血流成河。直到中国共产党执政，中华民族才开始了一场艰难的工业化运动。
中国的现代化伴随着深重的资源环境矛盾
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更加突飞猛进。从1990年到2001年，中国石油消费量增长100％，天然气增长92％，钢增长143％，铜增长189％，铝增长380％，锌增长311％，十种有色金属增长276％。这样的消耗速度，迅速耗尽了国内的资源。中国人口占世界21％，但石油储量仅占世界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铝土矿不足2％。到今天，我们已经不可能靠国内资源来支撑今后的发展。从消费总量看，到2010年，我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57％，铁矿石将达到57％，铜将达到70％，铝将达80％。
我国的国内资源再也难以支撑传统工业文明的持续增长，我国的环境更难以支撑当前这种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生产方式的持续扩张。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267.4万多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9％，而且每年仍在增加1万多平方公里；我国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我国目前的废水排放总量为439.5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2％；我国七大江河水系，劣五类水质占40.9％，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我国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其中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我国尚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我国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927万吨，烟尘排放量为1013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为941万吨，人民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
全人类正共同面临着一场新的人口资源危机，全人类正共同面临着一场新的文明转型，如果没有新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如果没有新的全球资源配置体系的革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矛盾将会迅速激化，人类有可能越不过这次文明转型的门槛。对中国而言，如果我们继续沿着当前这种发展模式走下去，将难以解决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将难以解决区域分化和阶层分化的矛盾，将难以解决全球环境恶化的矛盾。我们也许是幸运的一代人，能看到未来新文明的曙光，它将彻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也许是最不幸运的一代人，因为我们可能将经历一场人与自然彻底冲撞后的劫难。
呼唤新文明，避免重蹈历史灾难
因此，我们呼唤一种取代传统工业文明的新的生态工业文明。它将在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实现人与人更大的和谐。人类几千年文明史，都是以破坏自然来换取人类人口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只是节奏快慢与规模大小不同而已。尤其是300多年来的工业文明发展史，对自然的破坏最为彻底也最为无情。迄今为止，人类的科技智慧和社会文明似乎不像是自然系统的一部分，总是与自然相对抗，由此下去，这种“放纵的自由”绝对是难以维持的。难道我们就找不到一条希望之路，
使人类能正实现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目标？虽然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显示出了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觉醒，虽然1992年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但如果没有相应的技术革命跟上，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只能是美好的愿望，它阻拦不住人口的持续增长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持续消耗，阻拦不住人类对环境的更大污染和破坏。幸运的是，绿色技术革命已经产生了；遗憾的是，世界上许多政治家们并没有充分理解其中深远的意义。
2002年7月，美国得克萨斯州举办了一场太阳能汽车赛，10辆太阳能驱动的汽车无声开动，平均时速达到56公里。不要小看了这56公里的时速，这是一场正的绿色技术革命。100年前，历史上第一次汽车大赛也是在美国，当时最高时速也就是8公里，以至于一位观众站起来愤怒高喊：换马来比赛！
几年前，德国的弗莱堡已建成世界上第一个太阳城。城中的办公楼和住房就是太阳能发电站，房屋建筑材料使用的是太阳能电池材料。每幢太阳能房屋发出的电力供应，超过房屋自身用电的5倍以上，多余的电输送到一个中心配电站，用于一些更耗能的业务。
美国能源部和斯坦福大学最近完成一份报告，认为仅依赖现有的技术条件和几个州的风力，就可以满足全美的能源需要。欧洲能源委员会最近也完成了一份报告说，北美大平原、中国西北、东西伯利亚、阿根庭北部地区的风力，加上各大洋沿海主要城市的风力，可以完全满足全球能源需要。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世界各国政府的通力合作。
除了能源结构的转变外，世界循环经济也日新月异。工业文明所使用的化石燃料是不可回收的，但其它的钢、铜、铝等几百种材料则是可以回收的，提高原材料的循环利用水平，是资源效率与使用效率双提高的必然选择。1981年，丹麦政府制订法令，规定啤酒和软饮料只有使用“可重复使用的包装”才可上市出售。这意味着塑料和金属材料容器被禁止使用，也意味着要企业必须建立起一个饮料包装回收和重复使用的系统。丹麦联合酿酒公司迅速回应了此项法令，其99％的瓶子得到回收，有些瓶子重复使用达30多次。2002年，宝马德国公司国内汽车回收处理再利用的部件已达到90％。2000年，世界一些国家的废钢回收率，德国为80％，荷兰为78％，奥地利75％，美国67％，而中国仅达20％。
世界循环经济的革命性发展，预示着世界能源已由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转向可再生的丰裕资源，预示着新文明的出现和人类文明的再次转型，预示着人类可以从根本上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和谐。但同时，它也意味着旧工业文明的最后一次挣扎，意味着各国可能围绕即将枯竭的自然资源展开最后一次哄抢，意味着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在短期内可能发生一次更大的碰撞。200多年前，当瓦特蒸汽机和珍妮纺纱机刚开始出现在英国时，没有人会想到一个全面的工业文明时代的来临，更没有人会想到以后的两次世界大战。
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严重，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中国人口的继续膨胀，开始愈来愈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总量来支撑高消耗的生产方式，我们没有足够的环境容量来承载高污染的生产方式。我们必须强化全民的资源环境危机意识，必须发展循环经济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必须发展清洁生产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成本，必须发展绿色消费以减少消费过程对生态的破坏，必须发展新能源以实现生产方式的彻底超越。唯有如此，我国人民才能告别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种种灾难，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社会，培育出一个全新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双重和谐的生态文明。▲（作者是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
《环球时报》 2004年02月06日 第十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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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称中国发展面临六大严重挑战
2007.04.04
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表示，中国的发展面临着包括人口压力、自然资源超常使用、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六大严重问题的挑战。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就此所作的采访报道。
图片：成都工人在焚烧垃圾（法新社）
中国官方中新网星期二报道，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日前在河北唐山举办的“中国青年企业界竞争力培训计划”第三期培训班上表示，未来中国发展将面临来自六个方面的严重挑战：一、人口的巨大压力；二、自然资源的超常利用；三、促进生态环境倒U型曲线的逆转；四、现代化进程的急速推进；五、城市化战略的优先；六、区域不平衡的加剧。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的夏明教授表示，他同意中国科学家对于中国发展将面临上述挑战的看法： “我完全同意，而且这六点归结为一点就是人与自然的平衡。从全球面临的挑战来看，中国面临的挑战跟全世界各国都是一样的。面对着资源稀缺,气候变迁和人类生态环境恶化的共同挑战，但中国的挑战对世界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中国如果对全球的生态迫害进行一点点，在全球那就不是一点点的问题，而是一个大问题。中国人口多，而且分布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东海岸，所以中国在生态环境方面是非常脆弱的。我们从上次的萨斯非典来看，中国面对这样的生态和传染病的危机的话，那对它就是灾难性的。
中国研究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家牛文元说，只有积极应对六大严重挑战，跨越三大“零增长”台阶，中国才能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这三大零增长台阶是：人口自然增长速率达到零增长、资源和能源使用速率达到零增长、生态环境退化速率达到零增长。牛文元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和睦相处的和谐社会。
中国如果对全球的生态迫害进行一点点，在全球那就不是一点点的问题，而是一个大问题
纽约市立大学夏明教授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的夏明教授建议，中国在改善环境保护，提高能源利用律等方面应该与世界上的其它国家合作： “中国能源难的使用在效率上与西方国家有些不同，再在一个是再生能源的使用，能源的使用效率都有很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应该千方百计跟国际合作，寻找新的能源来减少污染，用更清洁，更有效率的能源 ，生态技术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中国和美国可以把世界上所有的森林砍光，把世界上所有的石油用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中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一个是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经济在不断上升， 形成一种力量来检讨目前的能源使用方式，进入到一个比较良性的循环，这是当前最大的挑战。”
报道说，有350多名来自香港、澳门和中国内地的企业界精英在中国唐山参加了4月2号开始的“中国青年企业界竞争力培训计划”第三期培训班。中国国务院参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组长牛文元在培训班作了“走科学发展之路”的专题讲座，并谈到中国发展面临的上述六大挑战。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