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第一站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

一九五一年的春天，我们广西省南宁市和全国一样，到处传唱着歌颂共产党的歌曲，到处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气象。全国各族人民群众为新生活欢欣鼓舞，为祖国繁荣富强放声歌唱。

但是，翻身是属于劳动人民的，欢乐也是属于劳动人民的，我和我的家庭享受不到这种欢乐。

这时我才15岁，正值花季，本该无忧无虑地生活，本该报考高中，为美好的明天而继续读书，但是我却因家庭出身是剥削阶级，父亲是国民党政府的工作人员有历史问题，因而受到连累不能升学，只好辍学在家。这时家庭生活靠我父亲做苦力维持，收入微薄，要养活母亲、弟弟和我，经济非常拮据，我不能在家吃闲饭。我多想找到一份我能做的工作呀！我邀与我同时辍学在家的同学罗智祥，到处找工作。哪儿有报名的单位，我们都去试探：干校、银行、邮局、学校。招工单位见我们两个小姑娘人长得太小，都予以婉言谢绝，劝我们去读书。广西人一般长得个头矮小，加上我们也只有15岁，因此我们两个小姑娘站到成年人面前，那是名副其实的小女孩，谁会瞧得上我们！

但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的努力终于感动了上帝，51年4月份我俩找到了一份农村小学教员的工作。小学在鹿寨县的鹿寨江口，虽然要离开南宁市，但还不算太远。那时候，像我这样的人，能找到这么一份工作就很不容易了，哪里还敢挑拣。这是我进入社会的第一站，虽然我在僻远的农村工作，但是我还是喜欢这个职业。一个15岁的女孩子，家庭又有政治问题，能够找到小学教师做，那还不满足吗？

记得到校第二天，早餐时，一个女教师的6岁儿子问我：“你来这里干什么？”我高兴的告诉他：“我来教书，做老师哦。”他嗤的一笑说：“你这么小来教书？你来吃饭哟！”我想，孩子问得有理。站在这个6岁的小孩面前，他该叫我姐姐，还是阿姨呢？我脸红了，眼泪立即渗出，女教师不断骂着她的儿子不懂事，而这时我在想：我能胜任这工作吗？

为迎接5·1节的到来，我把孩子们组织了秧歌队、腰鼓队，训练得有模有样。我还协助镇上的群众组织宣传队，开展各种宣传活动。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与学生、老师、群众打得火热，大家不小看我了，慢慢大家不叫我小傅老师或小老师，直接叫我老师的人越来越多，有的时候我听了都不好意思。

我这个出身不好的人，只有一门心事，就是用自己的努力，换得领导的信任。我的努力终于得到领导的承认，一九五三年，我被调往鹿寨县城重点小学，一九五六年又被提为教导主任，并送往桂林师范进修，进修完成被调往洛埠小学任教导主任。我经过六七年的锻炼，在工作中克勤克俭，兢兢业业，努力学习，在同事的帮助下不断进步，我成长起来了。我成了一个22岁的大姑娘，一个比较有经验比较成熟的老师。我不断听到领导、同事、学生和家长的夸奖，心里是美滋滋的。我觉得生活的大路上，充满了阳光，栽满了鲜花，我的前途是美好的！

二、难忘的一九五八年中秋节

一九五八年有个闰八月，儿时听母亲说过“闰七闰八百姓糟蹋”的俗语。这年的闰八月对于我果然是一个糟蹋透顶的八月。1957年一场“反右派”斗争大劫难席卷全国，牵连之广，祸害之烈，使世人触目惊心。多少家庭一夜之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多少有识之士惨遭厄运。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梦想到，我，一个仅仅22岁的小学女教师，一个善良、心直、单纯而无知的姑娘，也会遇祸遭难，从此，我被迫踏上了一条血泪浇心布满荆棘的人生之路，永远离开了我热爱的教师工作。

五八年秋天，鹿寨县小学教师“反右”运动进行补课。什么叫“补课”？就是这之前，寒假学习期间已有几十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因为比例尚未达指标，为凑数，全县小学教师再次开会，动员“鸣放”，以引蛇出洞，以便再打一批右派分子，完成任务，像我这个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也就成了首选的对象。随后在一次批判会上，我被点名，要我交代“罪行”。我交代什么呢？思想上一点准备没有。此时我真害怕极了。想起了“春季反右”批判会的一幕幕：许多好同事在会上几天几夜被轮着批斗，直到认罪为止……这时，口号声四起，会议主持者严词呵斥：“傅世杰，老实交代你的反党罪行！”我只好硬着头皮，颤惊惊地站到会场中央说：“写大字报时，我曾写过储安平发表‘党天下’一文有正确之处。”我发言尚未尽，会场主持者制止我的发言。要我按他们的要求承认：写过反动诗篇，与大右派分子来往密切，为大右派鸣冤叫屈……总之，要我承认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我没有反党，没有反社会主义，没有罪行，无法作出违心的交代。这时，我不知哪来的勇气，什么害怕的想法全消失了，我严词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会上发出要我跪下的狂呼声。“跪”对我来说是奇耻大辱，士可杀不可辱，我坚决不跪。几个彪形大汉积极分子把我按倒在地，我就是不跪，按倒我又挣扎站起来多次，我宁死不跪，我用自己的头颅猛撞水泥地板……会场一片混乱，僵持，沉默良久。文教科的一位干事叫李家寿冲到我面前，野蛮地用双手拽住我两条两尺多长的长辫子，把我拖出离会场足有几十米远的地方。此人外号叫“草包”，平时什么也干不了、不能干，可是这个时候，他如狼似虎，穷凶极恶，成了反右的积极分子。我被拖得鼻青脸肿，满身伤痕拒绝承认强加给自己的罪名。斗争我的大会搁浅，从此我再也不开口。他们找不到我的“反党”言论之后，进而怀疑我有特务嫌疑，在没有获得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不经任何法定手续，中秋节的前夕把我抓进了鹿寨 “看守所”。我第一次进了监狱，我第一次在监狱度过中秋节。中秋再中国是一个团圆节，可是我却被投进了监狱，和家人分开。想到父母在家里为我提心吊胆，痛苦悲伤，我掉进恐怖的深渊中。关了我一个多月后，强行宣布我为右派分子，并送农村监督劳动。

三、在农业社被“监督劳动”的日子

1959年11月20日，我被编入洛埠农业社“五类分子”管制组参加劳动改造。当时中国农村普遍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农业社。一个农业社往往就是一个村。建立人民公社是稍后的事情。

管制组里共有五类分子14人，每日早出晚归参加体力劳动，都有民兵荷枪跟着，因为地、富、反、坏、右是人民的敌人，就这样我进入了没有围墙的监狱，成了不是犯人的犯人。不久，赶上了大炼钢铁放卫星的运动。五类分子被派到离圩镇廿多里深山挖土窑、挖铁矿。

大炼钢铁运动如火如荼，轰轰烈烈，它本来就是一个政治任务，因此给五类分子分配的总是最繁重最吃力的劳动。春节前后，我们被民兵守着，不能睡觉，七天七夜不分昼夜的挖矿石、扛矿石……实在顶不住了，走在路上只要有一分钟的停脚时间也打起瞌睡来。啊！在一群男犯人中间，夹杂了我这么一个23岁的女孩子，我这才体会到劳动改造的滋味，身体的劳累还可以忍受，心灵的折磨人格的羞辱叫你无法活下去。

有道是，农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知道我本来是一个学生喜欢的好老师，何况还是一个大姑娘。他们同情我的不幸遭遇，不忍心让我承受这么沉重的劳动，后来背着上头，把我抽调到蔬菜队，这里没有五类分子，与农民同在一起劳动，劳动强度减轻了，我的心境宽松了许多。一天，我跟几位农民上山割鲁鸡草回队垫节瓜，我从没做过这种劳动，被鲁鸡草刺得满手鲜血，痛到心肺，我不敢声张，人家能做，我为什么不能，割、割、割，痛也不怕。社员们先割完任务收工回队了，我因任务未完成，只好继续埋头割。

突然，雷鸣电闪，狂风暴雨无情袭来，一刹那，我浑身上下被雨水浇透，寒气逼得我下意识的停下镰刀，寻找同伴，啊！他们都回去了，我怎么办？山上的雨水汇成一股股瀑布似的急流往下猛冲，我的脚已不能立稳，只能让水把我整个身躯冲挂在斜坡上的一棵树干上，我全身湿漉漉的，双手抱着树干，以防被水流冲下。雨还下、电仍闪、雷在鸣，已近黄昏了，山上到处是股股的水流，我抓着一棵棵树干，慢慢地小心地往山下滑行，身子在水里慢慢移步，移步……

摸到山下，天已漆黑，我分不清方向了，正在思忖，远处传来呼叫“付世杰”的声音，我便赶忙答应。原来是一位好心的农民阿姨，提着马灯找我来了。随着呼唤声，认出方向，我才得平安的回到村里。

至今，我一直没有忘记这位好心人。

四、争取开除工籍，返回柳州

在农业社劳动的数月，劳动强度过大，加上粮食多是红薯，使我原来的胃病加重，胃出血了，体重显著下降。母亲看着我病到这个样子，找到农业社领导请求，终于批准我回柳州治病。

治病，谈何容易？我回到家里，添了一张口要吃饭，治病更没有钱。生产队若不参加劳动，一个月2元钱的工资更不会发了，因此只好靠母亲找些便宜的民间偏方给我止血。经过休养，胃出血病是减轻了。为了“改造好”早日摘帽，我挣扎着要回农业社劳动。母亲心痛地流着泪反对我带病回农业社劳动。五九年粮食很紧张，父母都年过六旬了，还要参加街道挖土方来维持生活，参加劳动一日工资只能得1.25元，怎能养我？痛定思痛，我拖着病躯去鹿寨县里找有关领导，而县里几个有关单位竟找不到对我处理右派的决定。虽然我成了无头冤案，但是赦免是不可能的。这时我只得请求开除我，让我回家自谋生活。我说，回家也同样可以接受群众监督劳动改造。经多次请求，县里给我开了一张“开除工籍，回家监督劳动”的证明。

59年8月份我的户口从洛埠迁回柳州。

我因家庭成份是剥削阶级，父亲又是有历史问题的伪人员，父母只能参加街道劳动，弟弟只有11岁，家庭非常贫苦。住房是简陋的木板房，面积只有10多平方米，床连着灶，我回家又要加个床位，房间里就更加拥挤了，进出门都要侧身而过。

像我这样戴右派帽子的分子，回家自谋生活谈何容易？任何单位部门也不敢录用我为正式工作人员或非正式工作人员。胃病使我更加虚弱，为了能生活，我执意要去街道挑土方，母亲坚决不同意。她帮我到多家服装厂、手套厂联系，找了些手工活干，我每日早起晚睡，拼命地干，每天能挣6~8角钱，可以勉强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也就可以解除父母的负担了。

60年全中国发生大饥荒，缺粮遍及全国，到处传来饿死人的消息。我们在城里供应的口粮只有21斤，在口粮里还要搭半数以上玉米之类的杂粮。家里没有一个人有固定收入，有时连购买这点口粮的钱都没有，不用说吃其它什么了。我们一家四口人都得了浮肿病。为了活命，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在半夜里到郊外去挖草根、芭蕉兜回家伴餐。说也怪，我的胃病在“饥饿疗法”中好了。

回柳州后，我到派出所管辖的五类分子组报了到，组长对我交待了各种规章制度，总的是让自己明白：五类分子是人民的敌人，不能乱说乱动，外出要报告派出所请假。我每星期要参加集中学习一晚。

最可叹的是，在我们家这间小小斗室里，全家4口人中，竟有两个人民的敌人：我们父女二人。我们家庭终日笼罩在阴影当中，大家总是愁眉苦脸，没有欢笑，没有轻松，连太阳照也不进我们的家——因为我们的家没有窗户。

五、鹿寨三朵花变成了三女妖

鹿寨县上千名小学教师队伍中，我和罗智祥、温梅君三个人都出生于一九三六年，又都于51年参加工作，是最年轻的姑娘。我们三个人的爱好性格相近，思想都很单纯，在同事们眼里，我们是三个活泼、可爱的姑娘。因为我们不在同一学校，所以每当聚集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成了亲密无间的姐妹，蹦蹦笑笑，嘻哈打闹，快乐极了。
我们仨都是诚诚实实、激情向上、热爱生活、热爱教育工作的好青年好教师。

55年前后，商店里大量出售苏联大花布，城市里姑娘们流行穿布拉吉，就是用苏联大花布做的连衣裙。鹿寨虽说是个县城，但是紧靠南宁，所以风气传得也很快。我们三个二十来岁的姑娘哪有不爱打扮的道理？我们仨都留着长辫子，也都穿上了布拉吉，头发上还系了朵蝴蝶结，当我们三人结伴在街上行走时，总是有人目不转睛地盯着看，回头率高极了。每当看到路人递过来赞美、羡慕的眼光时，我们都骄傲极了，连蹦带跳，大辫子抛来丢去，到了得意忘形的地步。我们被称为鹿寨三朵花。

但是，对于女人，对于美，有的人，特别是男人，具有天生的偏狭的敌视。他们总是带着阴暗的眼神，嫉妒的心理来看待我们这三朵花。因此在“反右派”斗争中，他们怀着莫可名状的自私心，假借革命的说辞，对我们下了毒手。因此我们三个都被划为“右派”分子，一夜之间，我们由三朵花变成了三个女妖。

中国传统文化在妖魔化女人方面具有卓越的本领。从此在鹿寨县城里，不知有多少污水泼到了我们身上，叫你跳进鹿寨江里也洗不清。

罗智祥因丈夫是“右派”兼现行反革命分子而被送农场劳动教养。

温梅君被遣回老家四排监督劳动。

从此为了自己可怜的生存，我们都各奔东西。

79年落实政策，我们才在柳州见面，梅君去西北十多年回来了，我们欢聚、欢乐、尽情倾诉各自的辛酸苦辣，花儿已经枯萎，昔日的大姑娘已经人过中年，好在大家都活着，没有被大灾大难压垮，但愿大家晚年健康幸福。

六、我的老师——李榕芳

李榕芳是56年从华中师院毕业的学生，是我在桂师学习的老师，58年春被划为右派分子。

在粮食极困难的60年春，我收到了李老师一封信，得知他在柳州附近新兴农场劳动改造，肚子饿得难以支撑，想起了在柳州还有我这个学生，求我在这危难时刻帮助他度过饥饿关。

收到这封求助信，我心痛如刀割。老师啊，你怎么没想到你的学生也被划成“右派分子”了呀！

他被划右派是因他家庭出身不好，也同我一样是凑数的“冤鬼”，我很同情他。

虽然我们家很困难，毕竟全家在一起，但是他父母在广东东莞，隔得太远，没一个亲人探望过他，精神上极端的孤独，处境就更难了，出于伟大的同情心，几年中我坚持给他送食品，送物品。为了躲过众人的耳目，我总是天没亮偷偷出发，早去早回，不让人知晓。农场盘问我们的关系时，我就说是他的学生。

66年他从农场释放后，回到广东后来信深情地感谢我说：“全靠你救我了。”

但是他回广东仍在生产队劳动，因自己是“右派分子”，找对象很难，后来与一个弱智女孩结了婚。

落实政策后，李老师在广东石龙中学教书，生活虽有了改善，但因家庭负担重，还是很苦，很累。看他寄来的照片，已苍老得变形了，佝偻的身躯，皴皱的面容，茫然的眼神，叫人看了实在心酸。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青年，一个充满热情的老师，他凭什么要承受这样大的人生灾难？！难道共产党像太阳，太阳所照之处就是这样地把人烧焦烧糊？！

七、抽血卖钱帮助鹿寨的右派朋友

60年的饥荒，对于鹿寨集中在农科所劳教的“右派”更是雪上加霜了，饥饿中常有人丧命，听说原与我同在一间学校教书的崔正斌老师在劳动当中，因饥饿跌倒就死了，我心里真难过。我对在柳州的几个“右派”苏生、叶健，常千方百计从牙缝中节省些食物，给他们送去。其实，我们自己也是饥饿难忍，但因为有活动的自由，还可以想办法减轻，他们是瓮中之鳖，只能坐以待毙。可是我们太缺钱了，为解决资金，我到医院卖过300cc血，来支持困难的“右派”朋友。

但是，好心有时候反而得到恶报。杨祖方从古瓦农场保释回鹿寨养病，我们也千方百计在柳州帮他寻医找药，谁知这位先生后来竟然狠心反咬了我一口，说我是他那个反革命组织“中国自由同盟”（其实根本没有这个组织）的发展对象。

怎么会这样？我真百思不得其解啊！

八、“谁叫你们是五类分子”

凭着两三年的艰苦努力，我逐渐适应了劳动谋生的生存方式，1961年后，我能挣些钱辅助家庭，使弟弟也念书了，多好！

夏天的晚上很热，我们这间小屋子一个窗户都没有，像一个密封的闷罐，全家人个个满身长着热痱，实难入睡。不仅热，屋子后面是第二中学的一大排公共厕所，晚上散发出强烈的恶臭，蚊子多得随手一抓10多只，真无法睡，只到门口马路上用门板架作床睡觉。其实，其他邻居早就这样搬出来睡，一条街的路上成了露天旅社。
可是一家只有一付门板，我们让父亲和弟弟睡在门板上，我和母亲只能倚在门边打盹。尽管日子过得很苦，但一家人和睦相聚，苦中寻乐。

一天晚上父亲摇着蒲扇高兴地说：“世杰，你看我都60岁了，头发都白了，但还能与那些小伙子一块挑土方赛跑，我还不服老啊！”我强笑着说：“是啊，爸爸你还满有力气的。”我一边敷衍他，一边转过背去，眼泪就忍不住滚了出来。那时，街上路灯黯淡，躺在门板上的父亲当然看不到我噙的泪珠。60岁的老人干一点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不奇怪，问题是父亲挑土方是为了挣钱养家，要拼上老命干，背驼得有70度角了，还要早出晚归挑土方。我真恨自己无能，不能养活老人，还要老人为我担心……

父母正在高兴享受这天伦之乐的倾谈时，突然，街道主任站在父亲后面用脚狠力踢父亲用砖支撑的门板，门板立即歪斜，父亲滚跌在马路上，街道主任厉声呵斥：“谁叫你睡在外面，回去睡……。”父亲急忙从地上爬起，连声说：“我马上进去。”

我当时不服气，顶了一句：“全街人都这样睡在门口，我们为什么不能睡？”

这个50多岁的街道主任说：“谁叫你们是五类分子？” 啊！五类分子连睡自己门口的权利都不行！这位街道主任的指责和禁令，深深刺伤了我的心。幸好，那个时代，我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叫做“人权”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心里也就平静了许多。一个人一旦成了“五类分子”也就成了贱民，贱人，丧失了做人的任何一丁点尊严，只能卑微地屈辱地低贱地苟且求生。

九、我的五进宫

（一）二进鹿寨看守所

柳州市这么大，就容不得我这个“女右派”。没有一个能长时间给我做工的处所。为了吃饭，我只能到处做零工，三天五天一换，真难呀！

61 年春，我在和源华酱料厂做零工，鹿寨县公安局的两个公安到工场找到我，要我跟他们走一趟，我诧异问：“什么事？”我想，凭什么要我跟你们走？我不理，直往家走。作为女孩，我还有点自我保护意识。半小时后，管我们这条街的片警上门通知我去派出所。我到派出所见到鹿寨公安局的公安人员，他们说有些事要找我调查，要我去鹿寨县公安局。我估计情况不妙，回家捡了两件换洗衣服，跟他们去到鹿寨，一到鹿寨公安局，我就被关进看守所的一间小房里。

这时，我左思右想，到底出了什么事？……

这是我第二次了鹿寨监狱。

过了几天，一个晚上，一位姓潘的公安对我进行讯问：

认识鹿寨农场的右派吗？哪些人去找过你？我觉得这些问题不难回答。我据实承认我给了他们谁谁粮票、食品之类，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特殊关系。他们却并不以此为满足，绕来绕去地盘问，我终于明白，公安想要了解的不是这些事情。他们问农场有什么组织，搞了什么活动等等。啊！我明白了，原来是有人设计了一个“反革命组织的陷阱”想让我掉进去，我予以坚决地否定。

第九天的晚上，午夜12时许，叫我回家。我根本没有想这么晚了，叫一个女孩子离开监狱，会出现什么意外。我只听说给我回家，立即收拾衣物，跨出牢门，飞奔向火车站，乘夜车回柳州。

（二）三进柳州看守所

事隔半月，一日午夜时分，派出所的民警拍门把我叫醒，要把我带走。母亲不依说：“她一个女孩家，半夜三更叫她去哪？”民警说：“派出所负责。”这时我很镇静的安慰母亲说：“妈！放心，我不会有事的。”跟着民警到了浮桥头，带着我走的民警他用手电向侧边打了一个暗号，即出来两个公安局的人，我被这两个公安带进了柳州看守所，啊！我又被送进监狱。这是我第三次进牢房。

我被关进女牢三号房。

三号牢房里有10多个犯人。因不认识，我从不说话。我是后进牢房的，因此须挨着马桶睡，大小便都在牢内。牢房有十来平米大，一排整齐的木板床，比鹿寨监狱宽敞明亮些，10多个犯人挨着睡，还是太挤。白天只能坐着，学习反省，牢门紧锁，每天由男犯人送来两餐似粥的饭，饭上有几根豆芽菜。这饭大家不舍得一次吃完，总是分数顿吃，吃了几口又加点水，给量多一点，慢慢吃，这样少饿一点。然而在牢内的头三天，我是颗粒没有进肚啊！也不知饿，只是晚上睡觉时，我蒙头偷偷的哭……

痛定思痛，我振作起来。既然是追问反革命组织那事，我就是不知道。我自己安慰自己：住在这牢里比家还舒服，臭也没家里后面二中厕所那么臭嘛！不管它，坐牢等于休息，在这里还睡得香呢！

后来听同牢说：“只要进了看守所，风吹进来都要坐几个月才处理，啊！这么久，我又蹑住了。

第七天的下午，鹿寨又来人追问我：关于鹿寨右派反革命组织“中国自由同盟”的事，我还是告诉他们我不知道。

第八天的下午，看守所的管理员点我的名，叫我收拾行李出来，我犯难的想：又要把我弄到哪里去？看守员把我带到办公室，算了算伙食，叫我回家，但要交来伙食费。

这第三次的监狱生涯告诉我，此后，难得安然，常从梦中警醒。说不定，明天又叫我进监狱。这以后，我天天洗头、洗澡、收拾破衣烂衫、草鞋，准备再去坐牢。

（三）四进柳州监狱

果不出所料，一星期后，又把我送进柳州监狱。这是我第四次进监狱，第二次进柳州看守所，许多犯人都熟了，她们问我：“你怎么又来了？”我当然无言以对。个别武警骂我“返头婆”，听见这污蔑、谩骂，我真气坏了肚皮，我总是用眼瞪着骂我的人。不屑一顾对待这些骡。反正我是堂堂正正的好人。

关了半个月，鹿寨又来人提审我，把我关在一间小审讯室里。来提审我的又是那位姓潘的股长（听说他才真是参加了什么反革命组织，80年被判15年）。这时他凶神恶煞，先把手铐用力拍打桌子吓唬我，我的心震跳一下。他警告我说：“ 这一次不同以往，你再不老实交代，就要你好看。”追问我参加反革命的事，我死也不承认，我的天呐，确实没有这回事啊！

姓潘的恼火了，把一叠材料扔在我面前，我拾起细看时，热泪直泻而下。原来这是鹿寨一个曾经要我帮助的右派杨祖方劝我认罪的检举信，并硬说我是他发展的参加“中国自由同盟”反动组织的对象。还说他已坦白交待，组织上宽大他，没有受处分，能自由地在鹿寨养病。

看完了信，我痛心极了，我理直气壮，毫无畏惧的说：“杨祖方瞎说，他是陷害我，我可以同他对质。”我真希望见到这个无心肝的坏人，扇他几个耳光方能解我的恨。

姓潘的想方设法哄骗我，说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等。我毫不犹豫地拒绝承认。他说我太顽固，后果自负。
又被关进牢房的我，我没日没夜地哭，我恨，气愤中当晚我竟休克在牢房，看守所中不知什么人抬我到工人医院抢救，等我醒过来时，已是第二天了，他们又把我释放回家。

这个杨祖方后来因乱承认，被判了15年徒刑。落实政策时证明，根本就没有一个“中国自由同盟”的组织，不知他们是怎么构陷出来的。

（四）五进柳州监狱

许多为鹿寨右派分子伸出援手的好人，先后都被牵连判刑，送劳改去了，我知道我也难逃“法网”，只有等着那天的到来。

61年春节前三天，父亲和我被派出所叫去参加全市“五类分子”的集训。当时说一个月。

柳州市的几百名五类分子被押送到马鹿山上挖石头，这几百个穿着破衣烂裳的人，招摇过市，本来就很惹人注目，其中却只有我一个年青的女人。当时我想到鲁迅的诗句“破帽遮颜过闹市”，那真是恨不得钻到地里去。
上头交给的任务就是开山取石建水库。马鹿山离市里有近10公里，山上荒凉一片，野草都不生，除了大山就是秃溜溜的石头，煮饭的水都是山凹里积攒的雨水，用瓢舀起沉淀后，还是黄泥水，但也得用。根本说不上洗面，洗澡。每天蒙蒙亮就开山搬石头，中午只有15分钟用餐，餐后接着采石头挑石头。下午伸手不见五指才收工，每天晚上开会，12点钟后才能睡觉，劳动强度之大，真无法形容，加上几十天不能洗脸、洗澡，我不由自主地说：

“这真是一天等于20 年。”这话马上就被人汇报上去。这天晚上召集训话时，指导员问：“谁说这真是一天等于20年？”我立即回答说：“是我。”这时几个人拿了一根手指那么粗的麻绳把我双手死死捆勒，痛得我冷汗淋漓，情不自禁发出凄惨的嚎叫声……然后对我进行严厉的批斗。我手臂上的几道血痕两年后才消退。

来马鹿山挖石头的人，一个月后，先要坦白交待自己罪行，并书面写好交给指导员，指导员根据各人情况，有的人交了伙食可以回家去。我父亲总算得到恩典被点名叫回去。他驼着背，依依不舍的望着我，揩着眼泪下山去了。

而我和另五个男人从马鹿山又被押送柳州监狱去了——这是我莫名其妙的第五次进监狱。

这一次一关就是四个多月，反正我来柳州监狱已是第三次了，无所谓，这次要准备去劳改了。

我作了最坏的准备。在牢房里我把两尺多长的辫子剪了，别了，我心爱的辫子，这是一个女孩子最骄傲最得意的尤物。我捧着我的辫子哭了，啊，8年的教书生涯的纪念物，即使打了右派以后，经历了三年的风雨，我也舍不得把它剪了，现在我要含冤叫屈在牢房把我心爱的辫子扔掉，我的心多痛啊！

在牢房关了几个月，人已瘦的一把骨头了，全身无力。为了舒展筋骨，我拼命要求劳动。看管员有时让我们出牢房外在院子帮伙房摘、掐青菜。

掐菜时，其他女犯拼命偷菜芯、菜叶吃，我因胃不好，只得饿也不敢吃那泥裸裸的菜芯、菜叶了。

有一天，幸运的被看管员叫到外面做工，同去的还有另外一个女右派，她叫谢玉华，是柳州五金公司技术员。

我俩在一巷道里做煤饼，没人管我们，俩人说说讲讲，还合得来。她告诉我说，她有一次去干部伙房做工，见到很多白蓬蓬的包子，大块大块的猪肉丢进饭桶里，多可惜，我们看都看不到……听她讲完，我下意识而不假思索的说了一句，这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缩影了！她听我说完，笑了笑，忙说她要去方便。我在做煤球，没有介意。10分钟后，预审科谢科长派人来传我去。我进到预审科，谢科长板着面孔说：“你叫傅世杰吗？看不出你小小年纪，思想如此反动，你说了些什么？”啊！我恍然大悟，是那个女右派告了密。我马上毫不思索的说：“我什么也没说，是谢玉华告诉我，她去小伙房做工，看见你们丢猪肉包子进饭桶，喂狗，我根本不知道。”谢科长怒了说：“全不是好东西，关起来，不给你们出来做工。”好不容易能出去做工，这下完了。回到牢房，牢房的人都说要打这个谢玉华，我想到她也是“右派分子”，我没有让打她，以后我再也没理过她。这样的事情在监狱里已经习以为常。许多人就是以告密来讨好狱官，希望依靠这种手段获得减刑。这种改造制度的本质是把人性中的善消灭，把人性中的恶充分调动起来，以恶制善，所以共产党的监狱其实是千方百计把善良的人改造成恶人，最后恶习难改，好人就变成了恶人。

61年7月21日，未经任何审讯，宣判我为：“抗拒改造判管制两年”。（这是刑事处分，是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管制两年？我不在乎，几年来不都是被管制吗？我什么时候是不被“管制”？

十、滴血的心只留下最后一点“尊严”

五次的监狱生活，使我在精神上，人格上饱受践踏，我常一个人跑到河边没人去的地方向苍天狂呼乱叫：“为什么这样糟践我？我前世作了什么罪孽？这一次一次的污辱何时才了结？！”

我不甘心再作践自己，绝不能自卑，自弃，我自己看重自己，我要发掘心底的“尊严”。面对现实，穷困是目前最大的难关，我要用我的体力劳动，担起一家四口的生活重担，要好好的活着。

61年冬，市场有了一点点开放。那时肥皂是凭票供应的紧缺物品。我翻阅了许多化工书籍，在家大胆的试验，几次，几十次，上百次，终于用烧碱把废桐油或其他植物油制成水皂，经使用，去污垢效果还很好。

试制肥皂成功后，想供应市场需求，但自己是受管制的右派分子，又无本钱，怎么做？花了许多精力找人合作，我负责技术生产，合伙人出面领执照和借资金，终于在 62年春天办起了小小化工作坊生产肥皂。那时销售势头很好，每月可挣70多元。我很满意，因这些钱可解决我一家人的生活费了。

父母亲挑土方的劳动不能胜任了，但可领执照做点小买卖，母亲得了卖小菜的执照，每天天未亮就到10多公里外的竹鹅圹去采购小菜，天亮了与父亲到菜市场摆买，这样收入比较多了，一家人和谐相处苦中也甜了。

好景不长，两个月后，社会上出现许多像我们这样的肥皂厂，生意在竞争中要失败了。我在市场上碰碰撞撞又了解到市场上酱油、皮硝、苏打之类日用品紧缺，我们又转而生产酱油等物品供应市场。

生活困难的问题，靠自己劳动解决了，人的尊严在鼓励着我，不管在什么困难的环境里，只要给我留一道缝，我都能钻进去，打开它，争取胜利的。

十一、苦涩与幸福混合的婚姻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64年我已是27、8的老姑娘了。“婚姻”从来不敢想，因为人家一听见“右派分子”四个字躲都躲不及，谁敢娶个“敌人”做老婆？所以我这一辈子只能认定“独身”了。

58年未划成右派分子前，曾与一个比我年级高的初中同学有过短暂的书信往来，那时作为一个情窦初开的姑娘，怎么会对“爱情”不产生真挚的憧憬和深深的自信呢？

这个同学叫陈宗辉，就是我现在的丈夫。他是58年才从部队转业回柳州分配在柳州饭店工作。柳州饭店是高级干部招待所。我未被划右派前，他向我求过婚，从外表看，他仪表堂堂，落落大方。我也有愿许之意，只因接触了解太少，尚未贸然应允。

58年秋我被划为“右派分子”，为了不牵连影响他的前途，我在农场监督劳动时，就详细的给了他一封信，说明了我的情况，表示我们关系从此断绝，我已下定决心“独身”一辈子。

我们之间关系断了数年，62年，他知道我从监狱回来，很关心来看望我，安慰我，我非常感谢他，为了不影响他，劝他少来我家。他多次表示不怕，他说，他知道什么是“右派”，他了解我，并再次向我求婚，愿冒着丢掉工作的危险，不做干部去拉板车都要与我在一起。

此时的我，矛盾极了，哪个女子不钟情？我何尝不愿有个与我终生厮守，百年好合的伴侣！然而残酷的现实该如何面对？我能和一个国家干部结婚吗？后果将怎样？从长计议，我还是没有勇气答应。但是他的真诚热情感动了我。确实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没有权利再挑选，怕人家不要还来不及啊！我再次表白说：“我是被管制的右派，没有结婚的权利。”他直截了当地说：“刑场上还有举行婚礼的。为什么我们不能结婚？”。

啊！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答应我们结婚，由于我身份特殊，为免他受连累，我们不让他单位知道，他搞了一张单位空白证明领了结婚证，在朋友的帮助下，于64年4月22日在江滨饭店邀了双方亲戚、朋友举行了婚礼——我们偷偷结婚了。

为了不让他单位知道，我们在远离市区6公里的地方——箭盘山（原来是兵营，兵营走了，房子全空着）租了一间小房，每月房租只要二元钱。这间小房就是我的新婚房。新房内只有我父母买的一张双人床，其他的家产就是旧被、旧蚊帐等。

为了保住宗辉的工作，避免单位人注意，他每个星期只回家一次。

新房这地方偏僻、荒凉，居住的人很少，晚上电灯也没有，一个人孤伶伶真害怕呀！有时想着自己连结婚都要躲躲闪闪时，热泪总是情不自禁的滚滚而下。

十二、我做了四个孩子的母亲

我们虽结婚了，我知道宗辉是苦于找不到理想的对象，而我这个戴帽的“右派分子”又无选择的权利。我知道，这婚姻，对于宗辉是莫大的委屈。

婚后，我早出晚归参加化工劳动，每当黄昏后，独自行走在没路的水沟小道上，匆匆回到只有我一个人的家时，心里凄然难受，但一想到这样才能让丈夫平安无事，我也就任劳任怨了。

静寂的生活，激发我希望有孩子的迫切愿望。我想：女人最神圣的使命是做母亲了。

当我孕育第一个孩子时，我充满希望，快乐极了。由于肚皮的凸起，又担心见到丈夫的同事，怕人有泄露我们结婚的事实，偶尔与丈夫星期天在街上同行，碰上他单位的人，他会加快脚步，把我抛离很远，我也习惯地放慢脚步，与他保持距离，越远越陌生才好。

65 年我的朋友，鹿寨三朵花之一的罗智祥，还有张传芬等人从劳教农场放回来后，也来到我的身边。有了她们的照顾和陪伴我就不那么孤独寂寞了。一天收工很晚，她俩在月光照映下伴着我走水沟回家，妊娠七个多月的我，因白天要站立劳动十一、二个小时，晚上走在这水沟边窄狭的羊肠道上，飘忽而艰难，不小心，我一趔趄翻下水沟，这水沟离路面足有一米多深，幸亏他们把我扶起，才安然无恙。

这样危险的事，难免再有发生，她俩无论如何不忍心让我再住下去了，帮我租了市区谷埠街一条小巷的破屋，一个板车把我全家的家私物品拉倒了新住处。

65 年化工执照要收回，不给单干户，要组织合作社。这时我在怀孕，劳动能力差了，加之自己是“右派分子”，好的合作社不能参加，我被安排到绳类社。这是劳动强度大的一个工种。72元的工资没有了，要靠打绳子，计件工资每月最多只能拿30元，眼看就要分娩了，多亏母亲丢下卖菜的工作来帮我，丈夫每月有59元工资，他要赡养他的祖母，母亲，他没有钱给我，我不怪他，我用我单薄的身躯在生活苦难中搏斗，靠劳动还是活过来了。

65年10月我生下第一个女儿陈美，母亲伴着我和女儿，我们祖孙三代相依为命地挣扎在一起。

丈夫仍然每星期回家一次，他什么也不管，吃饭，睡觉又上他的班去了。

67年我又怀了第二个女儿陈悦，这时文化大革命进入武斗状态。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合作社工作不不正常，我这个在合作社独有的右派分子又被叫去亮相，批斗多次。我挺着大肚皮，站在台上，和一群“牛鬼蛇神”在一起，我最提心吊胆的就是怕挨打挨踢，造成流产。

为了第二个孩子出世，白天去合作社劳动，晚上领衣服在家车缝，丈夫每个月开始给我6元钱。

67年11月11日午夜，为多挣几角钱，我忍着阵阵腹痛，还在帮人家车衣，直捱到叫妈的力气都说不出时，才由母亲搀着我穿过鱼峰山下两派的武斗，冒着他们互相投掷的石头，往工人医院艰难的走去。

女儿出世已是半夜时分，只有母亲守护在我的身旁，母女俩双目相望，凄然的笑了。

我突然想起家里还有个两岁的女儿独自一人睡着，怎么办？在这无奈的情况下，我只得哀求母亲回去照顾大女儿。我知道母亲一个人穿过鱼峰山时，要冒着那雨点般的石头，危险该有多大，但是为了家中那个孤独的孩子，不得不回去……我对不起我的母亲，她为我吃尽了苦头，受够了累呀！

69年因我又生了第三个孩子陈劲松，因是男孩，母亲高兴得在给孩子父亲打电话，孩子的父亲不是喜欢，而是在电话里恐惧的责备母亲。“让人家知道怎么办”？

丈夫的种种表现，使我有所戒备，我心里纳闷，加重了另一层压力。

为了逃避没完没了的政治上的侮辱和欺凌，我又生了第四个男孩陈入春。

四个孩子母亲的我，精神有了寄托，我要把全部生命的力量全部倾泄给他们，使他们茁壮成长。

由于我是戴着“右派分子”帽子的牛鬼蛇神，从来不敢想享受什么产假，只要能坐起来就帮人家织毛衣，车缝衣服。只有一个愿望：不要断炊，因为有几张嘴要靠我吃饭啊！

4个孩子都是在极端困难的年代出生，我在坐月子的日子里没有休息好，给我留下满身难以言说的多种疾病。
我谁也不怨，坚持挺起胸站起来，我要活下去。

十三、文革武斗的流弹，夺去了我弟弟的生命

66 年文化大革命汹涌澎湃的势头向我们“牛鬼蛇神”扑来，有事无事都要找麻烦。“阶级斗争为纲”，“敌我分清”，合作社的“牛鬼蛇神”只有我一人，谁也不敢同我说话，我总老老实实埋头苦干。凡是脏的累的活社员不愿干，我这个“非社员”总是抢着干，工资谁都比我高，我只能每月领30元，若请了假还要扣工资。

一天，快下班的时候，主任冷冷地对我说：“傅世杰，回去找一块纸板，50公分见方的大小，写上‘右派分子傅世杰’，每天挂着牌子上下班。”听完她的交代，我的心紧缩成了死灰。这样的形象，在当时是常常可以看到的。当我看见一些挂着大牌子在街上匆匆行走的“牛鬼蛇神”时，我心里还有几分庆幸，觉得我这里的领导还比较仁慈。现在要我也挂了大牌子，在街上招摇过市，我不挂！劳动中苦、累、工资低我都忍得，要我挂牌在大街上走，这是人格的侮辱，我受不了，我宁可饿死，不去做这份工。

为了挂牌事，我在家哭了三天。母亲、弟弟都来安慰我。为了孩子，还是要坚强，面对现实，不上班，无米、无钱，其他工作不给做，怎么办？

工宣队，红卫兵，单位领导无止境的纠缠，逼我去做工，逼我挂牌子……痛定思痛，扪心自问：“右派分子”丑在哪里？挂就挂，我在家时用小纸板做了一块像学校符号一样大小的牌子，写上“右派分子付世杰”，用一小扣针别在胸前去上班了。中午，社里在工地上召开斗争会。主任指着我胸口的牌子，气势汹汹地问：“傅世杰，你这牌子像什么？你不是右派分子吗？”他一把扯下了我自己做的牌子，换上了早已制好的一块一米见方的牌子，硬挂在我的颈上。我把牌子除掉，从此，我坚决不去上工。社里不发工资，我就不要，家里仅有三斤米，一角钱买了豆腐花，我们祖孙仨熬粥顶了七天。

67年派性斗争矛盾激化，一切显得紊乱，我不去上班也没人找麻烦。为了生活，我顶着烈日到处找工作。帮土产公司车缝补火车上的旧帆蓬，这活又重又脏，我不怕，我想，只要是出力劳动的收入都是清清白白的。

68 年夏天，市里的武斗进入高潮，在街上走路的行人，常被吓得东奔西跑。我的住处，正好是所谓一个造反派盘踞的据点，当时的“联指”大批人员时常以此为目标开枪射击，而我与母亲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为了求得最低生活的来源，每月付5元租金，向别人租了一架衣车，在住处不远的路口替人缝补衣服，在枪声的威胁下寻求生计。因为武斗，街上已无行人，这时，我的住处被枪弹击中，引起了火灾。而孩子的父亲在柳州饭店上班，不敢回住处，正在我元计可施时，我的弟弟汗流浃背地跑来看我，他见我们如此情景，马上用两个箩筐把两个女儿挑起就朝安全地带跑，我与母亲才如梦初醒地收拾一些简单的行李，跟着弟弟匆匆地向南站方向猛跑，总算命大，全家老小平安地度过了这次劫难。

我的弟弟为了救护我们，自己的行李尚未带去，为了转回要自己的衣物，不幸被爆炸的弹片击中腰部，倒在了街上，血流不止，最后因流血过多而被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

弟弟的死，实在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暴发的武斗所致，是一场飞来横祸，全家人都悲痛欲绝，痛不欲生，弟弟啊！你才20岁啊！正是年少方刚，为国为家出力的时候。历经多年，一想起弟弟英俊魁梧、诚实稚气的青春笑貌，想起他机灵的神气，想起他正直无私的品德……我的心就痛，就觉得心在流血。

因为家里生活困难，弟弟从小就跟着我在鹿寨城乡教书度日，尽管我的工资低，弟弟心明眼亮，从不闹吃闹穿，姐弟俩相依为命，过着清苦的生活。他总是穿着我改过的衣服过冬，在食堂搭伙食，二人吃着一个人的菜。记得有一次年除夕吃饭，食堂加菜，得了一盘鸡肉，弟弟馋了，在领菜后，两眼盯着菜盘鸡肉，忍不住用手拈了鸡肉就吃，在吃完自己盘里的鸡肉后，又一直望着我盘子里的，一位好心的工友过来对他说：“你怎么能这样呢？你姐姐一点都未吃啊！”当我刚进饭堂听到工友的批评后，心里难过极了，感到十分愧疚，忍着酸楚的泪水，连忙向那位工友解释说：“小孩不懂事，没关系，让他吃吧”。这时，略知人情世故的弟弟哭着对我说：“姐姐，我错了……”此时此地，我们姐弟二人，相互拥抱着，不约而同地哭了起来，以泪洗面，度过了一个苦涩的除夕之夜。

弟弟自幼就跟着我，相依为命地过着这种清苦的生活，品尝着人间辛酸苦辣，经历着坎坷人生的艰难磨练，我怎么能不时时想念他呢！

正当弟弟他准备考初中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件，导致了他终身受辱的厄运。

有一天，他在公共厕所里发现了一幅反动标语，告诉了同街的几位同学，并带着他们去观看，晚饭后，派出所的人就找上门来，把弟弟带到派出所去，问他那条反动标语是谁写的，他说不知道。派出所的人又说：“别人说是你写的。”他坚决地回答说：“不是我写的，是我在厕所发现，告诉同学去看了。”

当晚，年仅12岁的弟弟，被派出所的人留在派出所继续讯问，威胁他吓唬他说：“你爸爸成份不好，你说是你写的就算了，你如果抵赖不承认，我们就连你爸、妈一起抓起来。”年幼的弟弟被他们这样一吓唬，害怕连累爸爸、妈妈受辱，就恳求他们说：“我说了你们放我回去吗？请你们不要抓我爸爸、妈妈，我说就是我写的就行了吗？”经过一夜的折磨，这位天真无邪的孩子，就被他们认定为一个“写反动标语的罪人。”

由于这样，弟弟不能进入公办初中读书，只好无可奈何地进了一间民办初中，实在不公平啊。三年初中毕业后，由于上述原因，弟弟没能进入高中读书，只好呆在家里，有时搞家务劳动，有时帮母亲到市场卖小菜，有时帮父亲去做零工。

弟弟十六岁时想干活，想赚点钱替家里分担一些负担，通过朋友介绍，他独自一人到离家几十里地的一个矿山打工去了。我的一位女朋友看到他一个人打着赤膊在野外筛矿，转告诉了我，我说：“我有什么办法呢？”生活逼迫所致，使他过早地担起了生活的重担……

弟弟在这个世界上仅仅活了20年，多么的短暂、匆匆，而留在我心里的弟弟，却是长久的，永恒的。我愧疚地双膝跪在父母亲面前，忏悔地，悲愤地说：“我没有照顾好弟弟，他的死，我有责任，我对不起你们。但请你们放宽心，那怕是干活累死，甚至讨米要饭，我一定要把赡养你们的责任担当起来，只要我有一口气在，你们就不会挨饿受冻……”

我苦命的弟弟，我没有背弃自己的诺言，我以自己的刻苦劳动，给父母过好了他们的晚年生活，九泉之下，在天之灵，你们都应该略以自慰吧。

一九六八年，武斗的炮声仍在隆隆，我仍然在武斗的枪林弹雨中奔忙着——为了生活，有朋友约我做酱油生产的活计，我会技术，我传授技术，每月工资100元，在当时是十分优厚了的。我冒着生活的危险，背上背着七个月大的二女儿陈悦，步行到市区购置原材料，穿行在武斗最激烈的市中心用沙包垒成的防御工事间，一次，枪林弹雨声四起的关键时刻，五米外的一位行人被流弹击中倒地身亡，面对这一情景，不由人心惊肉跳。我急忙弯腰迅速转入商店的骑楼底下，稍避锋芒后，我想着母亲和大女儿还在家等着我，再次回到险境，绕过刚才倒地的无辜男尸，冒死离去。

十四、我遇到严重工伤，领导不管，同事不救，医生不治

一九六八年十月后，武斗之风趋于和缓，我重操旧业，向人租用一架旧衣车，到布店门前摆摊，每日清晨挑着担子出去，向买得布料的吆喝：“车衣呵，马上开工，立等可取。”每天可以赚得几元钱，作为全家的生活之用。但每天都要很晚才能收工回家煮菜做饭，奶孩子和家务仍然繁重，压得喘不过气来。

这时，所在的合作社恢复生产了，但仍然还是高举以阶级斗争为纲这面大旗，每个单位必须要有斗争对象，我这个被斗多次的活靶子，不回单位是不行的。如是，社里的工宣队立即将我的衣车、布料、衣服统统收走，命令我立即回社里“抓革命，促生产”。为了将衣车，衣料讨回还给物主，我只好硬着头皮回社里去上班了。

回到社里后，别人“早请示晚汇报”时，我都被赶出队列，去搞卫生。社里搞学习或斗争会，照例我总是站在中央，做社员们的斗争靶子。在劳动方面，我都是分派劳动强度大的活计，顶着烈日在风雨露天劳动。每天劳动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而工资我总是最低的，别人每月80元，我仅40元。我的心情常常抑郁，苦恼，社员大多不与我接近、说话。有一次，一位同组的社员送了一个糍粑给我吃，马上就被叫到办公室，批评为“没有阶级立场”。为了不影响别人，我也颇有自知之明，从不主动与别人打招呼、讲闲话、搭热呼，几乎成了一个活哑巴。我的健康状况，也一天不如一天了。

一天中午下班时，忽然头晕眼花，跌倒在一根铁器上，铁器的利锋刺穿了我的大脑，立刻鲜血淋淋，我痛得几乎休克，不能动弹。在这个人命关天的时刻，全社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做一下救死扶伤的事情，而领导竞散布说， 是八小时以外的时间，与社里无关，后果自负。

稍事休息，脑子渐渐消醒后，我开始意识到只有自救才是唯一的活命办法。我如是咬紧牙关，拼命爬着行走了约五十米外，碰上一位好心的邻居，她找到一辆三轮车，扶我上车赶去医院救治，她则跑回我家告诉了我母亲。
医院见我伤情较重，就安排我住院，并叫我要单位补开一个证明给医院。

当母亲赶到单位拿来证明交给医院后，医生一看，证明上写着：“我厂右派分子自伤，请医院考虑治疗。”主治医生马上把已经开好的住院手续要了回去，无奈地对我说：“你请去看门诊吧。话音一落，医生也不见了。
母亲只好借了一架板车，泪流满面地把我拉回了家。

十五、半夜跑贵州传授制皂技术

随着父母亲的年纪的增长，他们都不能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了，我要用自己的毅力和劳动，养活一家七口人，用以证明自己不是一个懦弱的女人。如是我于一九七○年春节，背着半岁的儿子，到贵州的一个苗寨传授制造肥皂的技术，为的是每月获得150元的高薪报酬。尽管那时在市里仍然还戴着五类分子的帽子，受到严厉的管制，星期一集中学习，星期二义务劳动，其它五天才属于自己。但我每星期就利用属于自己的五天，往返柳州和贵州之间，去向贵州的苗族群众传授制肥皂技术，我都是在半夜背着孩子赶火车，以免引起别人的怀疑，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记得一次在去贵州的时候，时值早春二月，乍暖还寒的时节，山风呼呼，我搂着孩子坐在车厢里打盹，孩子尿湿了裤裙，怎么办呢？我只好把孩子搂得更紧，用我骨瘦如柴的体温把它烘干，孩子在我的怀中酣睡着，第二天凌晨四时，把孩子背上，跟随苗族农民（社里派来接应的社员），再爬60里的山路赶到一个叫三江的苗寨。
苗族群众在我的培训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掌握了生产操作技术，生产出了产品，拿到市场销售一空，当即把150元的培训费兑现给我，我欣喜若狂，要知道，那时150元值钱呵。我可以用它维持全家好久的生活费啊。
这项培训工作，本来可以在贵州长期搞下去的，后来因为市里面对我们的学习时间经常变动，我害怕被他们发现我擅离柳州而被批斗，结果就不再外出搞这个业务了。

十六、最后一次批斗会

从贵州回来后，我不敢坐吃山空，每天领得一些车衣的活路来干，日子刚刚平静一些，肉体的创伤刚刚愈合，心灵的创伤尚未抚平，想不到的麻烦又来了。

社里面工宣队，革委会的领导们，跑到我家里，说我开地下工厂，消极对抗，把替别人加工衣服的布料，全部拿走，并命令我立即回社里参加生产。

在武士们的胁迫下，我只好背起几个月大的三儿子跟着他们走。当我们走到社时，举目一看，天呐，又是斗争大会。“批斗傅世杰大会”的横幅，标语口号，贴满会场。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后，就指名问我为什么不参加社里劳动，为什么逃避劳动，为什么消极对抗领导，我据理力争地说：“我没有一天离开过劳动，我有病、有伤，社里不理我，社里复工了为什么不通知我？我在无人理会的情况下，自找活路保命，能保住活到今天就算不错了。”一些所谓的积极分子，高呼口号，说我态度恶劣，竟丧心病狂地一拥而上，把我双手抱着的三儿子抢过去丢在会场旁边的工棚水泥地上，并且禁止我去照看还吃奶的三儿子，大会就这样拖拖拉拉开到下午七点钟。散会后，我赶紧跑去抱起三儿子，他完全浸泡在尿屎中了，哭声嘶哑。我不顾屎尿的脏臭，赶紧喂孩子吃奶，孩子不哭了，而我的两行热泪却夺眶而出，不断地清理孩子的身上，唉，孩子是无辜的，可怜他幼小的童心，竟也遭此无情的打击！

批斗会结束后，我赶紧背着孩子往回家的路上赶。次日，孩子病了，我的胃病加重了，大便带血，经医生诊断为“4个+”，医生动员我住院治疗，我哪有钱住院。医师说：“你这么严重的病，不赶紧设法住院治疗，恐怕是凶多吉少的。”听到了医师的忠告，我无可奈何地慢慢走出了医院的大门。

说来也是“无毛的鸡仔天照应。”当我一个人低头走在四周无人的小道上时，猛然发现地上有一叠人民币！我惊恐万分地弯腰，双手把那叠人民币拾起仔细反复端详后，才肯定手中拿着的确实是一叠救命的人民币时，又仔细认真地一张张反复数起来，一共38元之多。我立即向四周扫视一眼，并未看到一个人的影子。我下意识地心想，这难道真的属于我的吗？当我忐忑不安地怀揣这38元钱回到家中时，把情形详细告诉母亲，把钱也同时交给了母亲。

母亲拿着这38元钱，也深思了片刻，然后开口说：“38元钱不少呵，可能是皇天大慈大悲吧，是天助你呀，快去治病购药吧。”

十七、怀带身孕挖白云石矿

疾病无情地折磨着我，一家人生活的重担仍然压在我的肩上。但最可怕的还是怕社里来找我的麻烦，为了逃避他们的纠缠，我又怀上了第四个小孩。今天说起这事来，实在好笑。当时人们忙于文斗武斗，对于一胎化政策反而无所谓，于是，怀孕、生产、哺乳成了我逃避管制、拯救自己的防空洞。无论如何，人总还是人，对孕妇、产妇、乳母能够伤心病狂下得了毒手的人，还是极少数。

当我病情稍好转时，我听到别人说市玻璃厂需要大量的白云石作原料，我扛着大肚子多次步行到离家十几里的玻璃厂联系、选样、化验，终于达成了一个供需白云石矿石的协议，我与母亲邀约了几位亲友，到市郊的几个山头选矿石。开采石头有一定的危险，但由于它的经济效益可观，每月可以得到150—200元的收入，所以哪怕是经常有小的工伤事故，我也在所不惜，怀着身孕，带着母亲一道去干，直到后来矿源稀缺，开采难度越来越大时，我们才停采。

不久，社里扩充，厂社联办，由社改厂，规模大了，厂里因我较长时间没去上班，怕我回厂后沾了他们的光，就再也不通知我回厂了，我也“就汤下面”自由了。每天回到家，与四个儿女们在一起，嘻嘻哈哈，反而开心起来，精神也较之舒畅许多。

十八、我成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尾巴

一九七二年，社会形势开始好转，国家对搞好工农业生产开始给予重视了。

第四个儿子出生后，我又开始到处联系找工作了，很快就在郊区和柳江县联系了生产酱油的业务，为了业务的需求，我花了180元买了一架自行车，早出晚归，跑郊区的亚鹅，柳江县的穿山，每次往返都是几十里路程，每次都是身上背着不满四周岁的儿子摸黑回到家里，以每个月150元的工资报酬，又干了一年多。

一九七三年起，我开始把自己几年来的积蓄，与友人联合开办小型塑料厂，搞一些工艺简单的产品，生活开始初步安定，每天晚上能与母亲和子女们在一起，做家务，聊天，辅导子女们的学习，心情渐渐恢复了。

由于我的精打细算，刻苦劳动，到一九七五年时，开始有一千多元的存款，在当时，供子女们上学和家用，是完全无忧无虑了，我决心再苦再累，只要儿女们不因我的处境而影响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谁知道突然又接到人民公社的通知，要我去参加公社开办的“割资会主义尾巴”的学习班，呵！问题又来了。我本能地意识到，可能我又要被卷入一场不轻松的是是非非的漩涡之中了。

因为我是右派分子，曾经在郊区和柳江县办过小型生产事业，被认为是帮助农业社复辟资本主义。这样，亚鹅乡人民公社理所当然地就通知我去参加他们举办的学习班。此一去，不准带小孩，统一在公社吃住，又一次把我与幼小的儿女，年迈的母亲分开了，幼小的四个娃娃，日夜眼望他们妈妈的遥遥归期了。

这个学习班，是由市里“打击资本主义复辟”领导小组召集的，共50人，女人只有我一个，白天劳动晚上学习，时间一个月，方法是坦白交待自己的资本主义非法行为，地下工厂非法收入，数量少的几百元，多的几千元。凡退了款的按时放回家。而我呢，认为是指导农业社办酱油厂，每月领工资150元，加之儿女老母亲生活需要全部承担，我则坚持认为我没有非法收入，也无款可退。结果多呆了半个月，工作组撤走时，我也被放回家了。

从学习班回来后，我又开始在驾鹤路、鱼峰路板塑料厂，每月领定额工资56元，基本可以满足全家人的生活开支。由于厂子是街道的，有效益的，街道干部看到后，比较满意，没有把我当牛鬼蛇神经常亮相或批斗，管制也稍松，另眼相看了。所以，我一方面把厂里的工作做好，一方面也在业余时间找些力所能及的零工做，以弥补家用开支。大部分时间找的零工都拿回家里做的，稍大的两个孩子，也能常帮一些忙，如我领回绳草回家打草绳，孩子就轮流帮摇机子；我领白布回家车口袋，孩子们饭后就帮着翻袋子…… 经常与儿女们吃在一起，玩在一起，劳动在一起，这就是我唯一的乐趣。

十九、可爱的孩子们

我的四个儿女，就像路边的小草一样，尽管自出生之日起就任人践踏，经受了严酷的考验，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洗礼，慢慢的成长壮大起来了。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一九七五年我代厂领导外出搞供销业务几天，当我一回家时，四个儿女一起拥抱着我，说是为我的胜利归来举办一个欢迎会，由10岁和8岁的女儿把房间早就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的日常用品和上班用的物品放的整整齐齐，6岁的儿子用粉笔在小黑板上画上花草，五颜六色，横头歪歪斜斜地写着“热烈欢迎妈妈归来”的横幅。眼见此一情景，真使我激动万分，情不自禁地抱着孩子们狂吻不止，热泪盈眶。

二十、美梦成真，实现在我的儿女们身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平反冤假错案，错划右派得到改正 。
当我接到“改正”通知书时，心里顿时拨开了一层蒙蔽了二十年的乌云。我想到孩子们的前途将会出现曙光，出现前程锦绣的新局面。

我的四个孩子，因为生长在文革中，倍受苦难，也因为生长在文革中，到他们上学读书的时候，又逃脱了文革的枷锁，可以不受歧视地进小学，升中学，考大学。孩子们先后跨进了大学的校门，呵！我真是兴奋极了，我真的看到了伟大祖国的光辉普照，我兴奋地不惜花费辛苦赚下来的资金，先后到北京——石家庄——广州——桂林，跨进他们读书求学的大学门槛，去探望他们，鼓励他们。

回顾我的青年时代，何尝又不是怀着小学——中学——大学的求学美梦呢？可惜的是，命运捉弄了我，残酷的现实无辜惩罚了我，使我在短暂的人生旅途中，多次险些命丧黄泉，哪里还能奢望跨进大学的门槛呢？所幸的是，儿女们为了争回了这口气，他们在阳光普照的春晖里，既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也多少弥补了我未能进大学校门的遗憾。儿女们给了我最大安慰，这就是我引以为慰，引以为荣的最大幸福。

落实政策后，我被分配到一个区办的工厂担任厂长职务，工作中我团结同志，克已奉公，与工人们把一个濒临倒闭的工厂，救活过来，使我在有生之年，为社会主义祖国做了一个普通公民应该做好的事情，尽到了自己一份应尽的义务。

由于操劳地度，我病倒了，好在得到了组织上的关怀照顾，先后到北京、南宁治疗，挽救了我垂危的生命，稳定我的病情，由于我长期的劳累，体质较差，不能再继续胜任现有的工作，一九八六年获准病退，至今一直在家安享晚年之乐。

光阴易逝，岁月难留，人生如梦。曾几何时？我们的祖国不是也经历了不寻常的大变革，才迈开大步，跨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洪流吗？

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无情的，但归根结底还是公正的。二十年右派生活，锻炼了我。尽管我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历史公正地恢复了我的善良诚实、刻苦奉献的本来面目，使我在儿孙们的大家庭里，问心无愧，理直气壮地生活于一个崭新的时代里。

但愿我所经历过的历史悲剧，从此划上一个坚实的句号。

（按，本文选自广西老右们的诗文集《百草情》。笔者在文字上作了较多的修饰添补，由于傅世杰已经移民加拿大，打听不到她的邮箱，无法征求她的意见，得到她的认可。仅说明于此。——李昌玉2006-7-3于山东大学附中）

多 伦 多 日 记

加拿大 傅世杰

三月，这被银妆素裹的多伦多，冰雪覆盖的世界，皑皑白雪渐渐消失，沉睡在雪丛中的院前庭后的草坪苏醒了，枯黄的草群冒出了嫩绿色的青草。宽敞、整洁的道旁，两边排列着高大、树干密似大伞般的枫树，它们也尽情抖擞身上的残雪，露出更光秃却很美丽的身躯。现在，它们正为这驰名誉世的枫叶之国孕育红枫叶的“苞蕾”。
避寒离去数月的大雁，又一群群一对对飞回来，时而在这湛兰如洗的天空中自由翱翔；时而在湖边、公园和我的住宅草坪上，成双结对，嘎嘎漫步游荡，多快活、自在啊！谁也不会去干扰它们。

然而，这北国的迟到春天，仍是春寒料峭，那凛冽的寒风仍然刺骨。

三月，在我的家乡——中国广西，正值春光明媚，叶绿枝茂，百花争艳，暖气洋洋的南国季节。记起了去年三月二十日，是我移民加拿大多伦多的日子。启程前，邀请了几十位朋友，开了一次辞行聚会，这些朋友多是与我共患难几十年，难以忘却的苦难朋友（58年我们都被打成右派分子）。记得聚会这天，陆奇女士第一个到会，我们热泪盈眶地拥抱着，我们许久未见面了。四十六年前，她与我年纪都是二十二岁，正值纯洁无瑕的豆蔻年华，都是尚未成婚的少女，却不幸被迫戴上了“右派分子”这顶沉重的“桂冠”。她当年活泼、美丽的身影至今我记忆犹新，可现在她已是个步履蹒跚，额头爬满岁月炎凉的龙钟老妇了。最可叹的是她在乡间学校退休后，仍是未婚独居在农村啊！

接踵而到的好朋友都来了，大多数年过古稀，头发苍白的、背驼的、耳聋的、失明的都有了！想当年这批难友多是响当当的有识之士。二十多个春秋的“右派分子”生涯，历尽沧桑，倍受屈辱。在那漫长昏暗的历史时期，许多才华横溢的志士，被无辜整死，我们这一群人是幸存者啊！

聚会中，大家嘘寒问暖，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朋友们为我能远渡重洋投奔彼岸，随孙儿、子媳颐养天年而举杯祝福，大家开怀的笑；又为垂暮之年的我们，别后何日再相逢，掉下了不舍之泪。为了不忘记过去的蹉跎岁月，大家将自己亲身经历、遭遇的血泪斑斑的历史，汇集成了《百草情》这本小册子。它将激励我们有生之年高昂亢奋，这也是我们感情交流的结晶。虽然我们年已黄昏，但仍有着热烈的渴望。

《百草情》随伴着我，我珍惜它的每一篇。

光阴荏苒，一晃一年，我在加国随儿孙饱览了加国美丽的风光，深感自己在享受过去从未体验过的新生活。然而，我的内心一直情系国内难友。我挂念着他们！

朋友们呀！我在这万里之遥的北国，诚挚地祝愿您们晚年健康！长寿！

加拿大多伦多
2005年3月20日

作者简介：傅世杰，女，柳州市人，1936年生，15岁任小学教师。1958年被划为右派，后改正。79年改行经济工作。退休后自办企业。2003年赴加拿大定居。

美 丽 的 加 拿 大

加拿大 陈宗辉

经过一年多的申请，我和老伴去加拿大的移民签证终于批下来了。

2003年的春天，全球闹着非典型肺类瘟疫“Sars”之际，冒着可能被传染的危险，我们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从上海出境，乘坐了加航767型飞机，穿过日本，横越太平洋，经加拿大温哥华市，共飞行18小时，到达了目的地——多伦多市。

四月份的多伦多天气仍寒冷剌骨。白雪堆积在道路的两旁缓缓的融化，茂密的树林光秃秃的闪缀着融化未完的冰花——这北国的春色，对我来说好不稀奇新鲜。

按加国规定在Sars疫症期间到达加国境内人员，务必自觉隔离一周，方能外出。

因旅行的长途跋涉，觉感疲累，加上倒时差（每日相差11小时），我们正需要休息，在独生子的House（屋子）里一步未出的呆了7天才出门。

加国人少地阔，天高云谈，气候自然调节，空气新鲜宜人，给人一种极为舒适的感觉。

这里（美洲各国）的乡间和城市无大差异，依地势、傍湖水的幢幢洋房别墅形状各异，市街极为整洁，花木扶疏，显的新奇美观。

加国是个移民国家，每年都有二十多万人口从世界各国移民进入。

加国的移民多数按国籍自发的群居，住宅区内小别墅形态美丽，如欧洲人、意大利人、印度人群……各有其特色，不管是哪国人的住处，屋面的前庭、后院极为宽敞，到了夏天到处碧草绿茵，百花争妍，千姿百态，真令人陶醉。

但也有许多新移民和美国人家需要租住公寓，叫“帕门”（Parmen）或“康斗”（Cander），这些公寓都是20多层以上的大厦，难怪西方人说，“穷人住高楼大厦”。这些高楼大厦的四周也少不了绿茵草坪和香气四散的鲜花。租用这样的公寓每月的房租要500元—1200元加币不等（每100元加币相当人民币600元），虽不便宜，但屋内设备齐全，如电冰箱、洗衣机、炊具全备，水电费全包……。

不管什么样的住宅区域内，绝无商店、单位经营、办公。办事、购物都集中在市场区。

加国现在一般工作人员收入年薪3万元加币左右，白领层年薪4万元至20万元加币不等，但税负很重，仅收入所得税要纳30%—50%的税款，但人们都一分不少的自觉缴纳。

加国出入都是汽车，每户都有1—3部汽车，70多岁的老爹老太都靠汽车代步。

加国的公路条条笔直宽阔，高速公路到处皆是，没有收费亭，这些路笔直长达数十公里——数百公里，这真不可思议。

每天，公路上来往各边都排列奔跑数百辆形状各异的汽车。按规定，汽车行驶时，前后都得开灯；不管白天夜间每架车前灯白色晶亮，车尾车灯红光耀眼。漂亮的汽车来往奔驰，听不到一声喇叭声，见不到挤攘的超车，只有礼貌的谦让。道路交错很多，凡交叉路口都有红绿灯自动管制，见不到一个交警，然而车辆行驶都很有秩序。这也看出了国家的富裕。难怪说：“要想富，先修路。”

加国交通极为方便，巴士、电车、地铁、火车乘坐很方便，而且是一票通用，转乘不须再购票。

加国的枫树确为奇特，不管在道路旁、公园里、屋前屋角到处是枫树，它树干端直挺拔，在短暂的北国夏季，枫叶茂盛成荫，把人行道遮得密密实实，覆盖屋宇、道路，荫凉庇人。

到了深秋，枫叶争先变成金黄、酱色，淡黄色、鲜红似玫瑰色，奇光异彩，美丽极了，难怪加国人都驱车外出欣赏枫叶。

冬季来临，美丽的枫叶被秋残劲风吹落一片无存时，那光洁的树干又把霜、冰拥抱，深冬时分奇枝异杆还绽开千姿百态的晶莹冰花，就是凛冽朔风也吹不落那些冰花莹叶，真可谓北国一大奇观。

这奇强倔媚的枫树，还能生产蜜汁，也是加国唯有的特产。枫树对人类如此深情厚爱，难怪加国的国旗上就有一片鲜红美丽的枫叶。

加国不论在闹市和静谧的大大小小公园里及各个住宅区，到处都能见到成群的大雁、海鸥、鸽子、乌鸦和各种奇异的飞禽鸟类。牠们壮实可爱，时而在蔚蓝的天空结队自由展翅翱翔；时而携带族子族孙在公园里、公路旁、湖边、屋后的草坪上此唱彼和，真是一部天然交响乐章啊！只要你向牠们投去一些食品，牠们就会向你围拢索食，对人只怀亲切而无惧心。

北国的松鼠更是活跃可爱，有黑色的，灰色的，金黄色的，灰黄相间的，真美丽极了。不管炎热和酷寒天气，牠们都活跃在树上、树下，窜来窜去，追逐相戏，非常逗趣。

记得有一次在公园里，给牠们投去几粒花生，牠即两脚立起，捧着花生给我们作揖后即把花生迅速埋藏在草坪里，再来向我们索取。我好奇地跟踪追去，想检阅牠埋藏的洞穴，可在草坪找了良久，也无法发现半点痕迹。我们不得不佩服牠那隐埋技能的高超，这也是本能吧！

这些可爱的小动物，无人喂养，任凭其自择栖息之处，自由求其生存之道，自由繁衍子孙。牠们之所以对人只怀亲切而无惧心，是因人们从未伤害过牠们。

在加国两年，先后到了渥太华、蒙特利尔、北约克和美国的纽约、费城、华盛顿游玩，总觉他们很富裕，生活内容丰富，但我无能力一一述说，深感遗憾！

作者简介：陈宗辉，傅世杰女士之先生。在傅蒙难的岁月里，夫妇俩同甘共苦，艰辛备尝，始终不渝。

（以上两篇选自《屈辱的岁月》——李昌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