笃笃笃，并不有力的敲门声只响了三次，屋里就传来熟悉的湖北口音的应答声：来啦。随后，房门打开，熟悉的老杨的身影出现了。我的目光急切地在老杨的脸上扫描、求证。已经七八年没有见面了，偶尔，老杨会在微信私聊中感叹老病的无奈，所以我太想知道，时间的毒手又在敬爱的老杨身上犯下了什么样的暴行。...
二十多年前，中国最杰出的青年学子大半都滚进战争的洪流，受到人类史上最入骨也最广泛的侮辱。他们变成流亡学生，变成青年军，变成政客运动下的牺牲品。他们不能忍受干枯的考证主义，于是摆脱了乾嘉学派，但是变成了激进主义的奴隶。他们煽动学潮，批评时政，反对贪官污吏，斥责奸商国贼，慨然以气魄“承当”天下。虽然，从政客的立场看，他们若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破坏者，即是为空想、空希望而勇往直前的敢死队。他们的爱国热忱变为笑柄，变为失败的借口，变为巩固私人权力的工具。
1966年12月，彭德怀从成都被揪回北京批斗。关于彭德怀被揪回北京的具体过程，存有多种说法。我作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揪彭德怀行动的参与者，愿意提供我所了解的内容。王大宾接到北京指示当时我是北京地质学院66届学生。1966年12月，我和几位同学步行串联到重庆。16日晚，我...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我正在贵州省兴义县捧鲊区乐作公社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11月初，四清结束，我与同事段正清回到贵阳市我所在的机关省公安厅。一回来，只见我们的省公安厅机关大院的场地上、礼堂和办公楼的墙壁上，摆满、贴满、挂满了批判厅长宋子健、副厅长贾贯之、辛培田以及一些处长的大字...
我是土木工程师，亲见亲历了许多哭笑不得的建筑业故事。 我曾经问一些年轻的工程师：建一座面积约800平方米的三层楼砖木结构宿舍楼，从基础到交付使用，如果尽可能地快，得多少时间？ 没有人答对。实际是15.5小时。也就是说，清晨破土动工，傍晚就水流灯亮了。人们不相信，但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事实。这件事发生在四川德阳工业区重型机器厂工地。那个时代放了很多“卫星”，这是其中的一个，引起过很大的轰动。
1969年冬，我才上初中一年级，随父母去了湖北咸宁向阳湖文化部五七干校。当时，那里的子弟斗殴之风正盛。这是时代风气使然，文化大革命中社会秩序混乱，暴力成为时尚，小流氓也成了明星，好勇斗狠也成战斗精神的标志。斗殴成为那个时代的时髦。我自小生性怯弱，没有动手打过架。到了文化部五七干校...
1984年9月，“第三梯队”的工作尚未结束，部里突然接到让我从中组部退下来的批示。事后是习仲勋告诉我的。陈云接到三封告我状的信，即邓力群、我的前妻范元甄和部里一干部母亲的朋友。陈云在邓力群的信上批示了：既然这么多人对李锐有意见，看来他继续待在组织部不合适。据说拟安排我去经委当个顾问。 中组部新任部长是乔石，他主持开部务会正式宣布做结论：李锐在组织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年龄过线，自己几次要求退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