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炎黄春秋》2011年11期上胡治安先生写的《章乃器：政治运动中不失君子本色》一文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再读再思，一阵阵自责和良心的拷打油然而生，我痛苦地回忆着，反思着……那是1957年7月，我在杭州参加浙江省第二届戏曲观摩会演期间，突然接到一个重...
像丁乃光信中所反映的淅川县干部剥夺人民群众信访权利，还对给中央写人疯狂打报复的事，实际上在南阳专区“反右”斗争开展以后就突出存在着，只是到了1959年下半年后，南阳农村缺粮情况愈来愈严重，开始到处饿死人后，这样的事越来越多，打击报复现象更愈来愈严重了。 像丁乃光信中所反映的淅川县干部剥夺人民群众信访权利，还对给中央写人疯狂打报复的事，实际上在南阳专区“反右”斗争开展以后就突出存在着，只是到了1959年下半年后，南阳农村缺粮情况愈来愈严重，开始到处饿死人后，这样的事越来越多，打击报复现象更愈来愈严重了。
当时我查阅1960年文书档案的统计资料中，遇到了一份当时的“特殊案件”登记表，这又引起了我对这段困难历史的痛苦回忆。我感到我既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又是办理这些错案的执行者，我认为我有责任把颍上这段公安工作历史教训写清楚，载入史册；否则，我们的后代还不知道当年的“特殊案件”是怎么一回事呢！但上级说：“这类内容（当时叫‘非正常死亡’）是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敏感性问题，上级有规定暂时不能编入史志。”我只能带着遗憾把文稿收藏起来。
在此我要特别提起1958年到1960年三年中，从内地送往青海的劳教人员2.5万多人，分散在38个劳改、劳教单位，三年中共死亡4159人，其中有1325人是因为右派问题被劳教的，他们没有能活到1978年平反昭雪（官方说法是“改正”）的那一天。人犯服刑期满，应该释放，可是中央制定的政策却是“多留少放”，刑满了也不得回家，被判了“无期徒刑”，否则那2000多人也不会死在青海高原。 本文所涉及的仅仅是省劳改局直属劳改单位的数据，不包括看守所、拘留所、收容审查所、集训队，也不包括州、县办的劳改、劳教单位。
1959年至1961年，贵州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有人说饿死了120万人，有人说饿死了150万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曹树基在《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一文中说：贵州省1959年至1961年非正常死亡174.6万人，占灾前1958年全省总人口1700万的10....
许多人都知道1957年的反右运动，但对此后接踵而至的知识分子向党交心运动却知之甚少。二者有什么关联？其前因后果如何？笔者保存有先父张高峰（原《大公报》记者）1958年6月向党交心原始记录六份，真实地反映了那次运动对交心者心灵的触及和知识分子洗心革面自我批判的无情。联系到此前的反右...
读《放卫星的第一条新闻怎样发出？》（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6期）之后，使我想到作家陈登科当年同方徨几乎一模一样的遭遇。所不同的是陈登科比方徨走得更远，由瞒和骗的新闻升华到文艺创作，写出了一系列散文、小说、电影剧本等作品，给他本人，也给那个时代留下了沉痛的教训。派往卧龙湖监收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