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老谋深算、善于投机钻营的康生，对江青的态度发生了急剧转变。他急忙与江青一伙拉开距离、划清界限，转而靠近周恩来和邓小平，并作出一系列姿态:他拒绝江青的探望，气得江青大哭大闹；他一改冷漠态度，询问和关心起周总理的病情；他拖着病体让人用担架抬到周总理那里，揭发江青和张春桥都是叛徒；他托人带话给毛泽东，揭发江、张的叛徒问题；他托邓小平“在中央讲讲解决党校问题”以示“尊重”等。

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的第四任妻子江青，十分注意自己的身体与容颜。《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曾披露，江青一个“养生驻容”的方法，就是“输年轻人的血”。

我跟皇帝溥仪一起在全国政协后院劳动，休息聊天，皇帝也偷偷地议论江青，我说：“江青是演员出身，她对文艺界感兴趣，改名是关心人，她是毛主席的夫人，她给谁改名，谁敢不同意，还得说是光荣了，她要给我改名……”皇帝接着说：“她是有道理的，要新。你已是新凤霞，不能改成旧凤霞。”皇帝用手捂着嘴对我说：“江青心里也有一种独裁兴趣。”

根据刘海粟留下的128盘录音，和其对师母夏乔伊等人的采访、通信等素材，写作刘海粟的传记《沧海》三部曲（后修订为上、下2卷）以下为周树山作于2012年12月31日，关于刘海粟和早年江青的一篇文章。

一九六八年三月五日，江青接见四川造反派组织，说“华蓥山游击队糟得很，川东地下党叛徒太多，没一个好人”，还说四川有个由老红军、老干部、老地下党员组织的“三老会”很反动，要镇压。江青此番话，将四川地下党一网打尽，原来幸免于难的地下党员也因此遭到灭顶之灾。如曾担任过川东游击纵队司令的四川文史馆馆长刘孟伉，一直安然无事，这时也被打倒，拉出来残酷批斗致死。一九七五年五月，跟随母亲双枪老太婆和丈夫参加革命的宁君被折磨致死。

红都女皇江青在法庭上说了什么，被六位法官喝斥“住口”，从江青的自杀看中国共运祸害！

后来刘家的人告诉我，毛是在做刘的思想工作。毛说：中央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指派工作组的错误），总得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你现在是为党担过，回去要同光美同志和孩子们讲清楚，不要因此而背包袱。都是一些安慰的话、宽心的话。刘居然也信以为真。刘少奇也算是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历练过来的，智商也不低，尚且被老毛玩弄于股掌之中。真正不得了的，还是毛这个人。

吴法宪思前想后，能送他到秦城的，当然主要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了，当时只有他们三个人是说了算的。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华国锋不熟悉我们，叶剑英虽然熟悉，但“文革”中有一段时间“靠边站”了，有些情况不了解，我也不怨他。但是汪东兴，我们共事多年，无话不谈。当时，我们十分支持你的工作，很多事情是你鼓励我们做的，在庐山上共患难。我们的情况你不了解吗？到了这个时候，“四人帮”倒台了，却竟然把我们送进大牢，是出于什么需要？是要把我们当作替罪羊吗？凭良心自问，你内心里不受到自责吗？

讲到“大跃进”时，戚本禹说：毛主席的错误没找到几条，却找出来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大量的错误，什么“亩产几万斤”，“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谬论，连普及“小高炉”都是刘少奇、邓小平最先提出来的。这就是说，“大跃进”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搞起来的。

李锐先生曾与笔者有过一段谈话：李：毛早年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只对我自己负责。单：这不就是极端个人主义吗？李：当然是极端个人主义喽。毛这一生也都是这么做的，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很少考虑其他人，对社会大众如此，对自己老婆也如此。他一上井冈山，就同贺子珍搞到一起...

毛批示，要将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拿掉”，但想保一下戚，可戚也跟着倒台，何故？吴法宪透露，原来是“江青怀疑戚本禹对李纳有非份之想”。戚以为江青宠他，便忘乎所以，想做驸马。周恩来承上旨，立即在碰头会议宣布“要立即把他抓起来。”命谢富治等当即执行。戚刚到会场，卫士一拥而上将他铐起来，戚竟说：“开什么玩笑，要逮捕我？”押上车时，还对姚文元说：“请你代我向江青同志问好！”这般丑态，令人哑笑。

江青，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的第四任妻子，毛发动「文革」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76年毛死后，华国锋、叶剑英等发动军事政变，逮捕了「四人帮」，江青被列在「四人帮」之首。 1981年，中共最高法院成立特别法庭对「四人帮」进行了所谓公开审判，并认定他们均为「...

毛选的发行根本不是普通的出版刊物，从开始到结束都和国家政权紧密结合。与其说是一个刊物，不如说是类似于圣经般的全国强制发行的政治读物。一个人利用如此庞大的国家机器发行个人作品，毛泽东显然没有支付给这些人一分钱的报酬，但是始终拿着最高级别的巨额稿费，这合理吗？

让江青挑大旗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防波堤。有这道防波堤在，毛泽东就在一个安全的制高点上，他不仅推掉了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的责任，而且继续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是拯救人民于水火、打倒那些走资派的大救星。谁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拆毁他的防波堤，就是拉他下水承担饿死...

“文革”开始时，陈伯达作为“文革小组”组长，紧跟毛泽东为“文革”作了大量工作，当属“江青集团”；但陈伯达后来幡然悔悟，毅然与“文革”极左派分手，与林彪联手打击“文革”极左派，由此似乎又可把陈伯达归属为“林彪集团”，何况毛泽东早就将陈伯达打成“林陈反党集团”的要员。然而，陈伯达并未参与“林彪集团”的所谓“阴谋”，据此，将陈伯达归于“林彪集团”也甚为牵强。最后，中共只好把陈伯达这位反江青“文革”极左派的人物硬塞进“江青集团”，如此做为实在是个天大的笑话。

抗战时期，延安的中共在干啥？至少发生了评美女、分美女的事，评选结果大致如下：“延安三美”：浦安修、刘志兰、叶群；“延安四美”：郭兰英、范元甄、江青、孙维世；“延安八美”：浦安修、刘志兰、叶群、范元甄、江青、孙维世、曾宪植、甄曼丽；“延安十美”：浦安修、刘志兰、范元甄、吴光伟、江青、孙维世、叶群、薛明、甄曼丽、曾宪植。目前尤以“延安十美”最为闻名。她们基本都成了高级将领的夫人。

谢静宜是毛泽东身边身份特殊、最得信任的人之一，她脸蛋漂亮，学历不高，却屡受贵人提拔，步步高升，成为毛泽东和江青的共同心腹，她是如何具备这通天本领的呢？ 她们在成为毛的“女友”后，不但不觉得羞耻，反而日益趾高气昂。与毛的“特殊关系”是这些未受教育、前途黯淡的女孩唯一往上爬、出名的机会。被毛宠幸后，个个变得骄纵，仗势凌人而难以伺候。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毛踢开的女人，利用与毛有过这种关系而向上爬，在共产党内“升官”，夺取权力。

曾经发生过毛泽东与张玉凤冲突后，毛泽东将张玉凤驱逐出去的事。但张玉凤可以走，毛泽东却离不开她，没有多长时间，毛泽东先自认输了，让汪东兴尽快将张玉凤找回来，并说下了很动情的话：我也这么大年纪了，脾气是有的，难道你的脾气比我还大？也还真是张飞的后代呀！

为了保险，周恩来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承认自己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并完全接受对他的批评。然而，会议不但没有降温，上纲反而越来越高，江青的指责不断升级，什么“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等等，根本不由周恩来分辩。在忍无可忍可际，周恩来当场拍了桌子：“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这个通知的重要性还在于，在中央决策的组织形式上，毛更借助于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完成了他一个人挑战、推翻了整个中央决定的历史转折。《五一六通知》标志著毛正式凌驾于‘中央’之上，开始了他一个人说了算——他的话才是‘最高指示’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