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说：“知识分子只会动嘴动笔，真要五体勤快起来可不容易。知识分子劳动化，不是一句空话。劳动的一大好处是，你必须接触群众，必须认识群众的集体力量。每隔一段时间，你要参加一次这种劳动。这对你有好处。

1966年夏天，宋庆龄家被红卫兵与造反派包围冲击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周恩来的耳朵里。当天，周恩来立即派来了一个加强连（原先只有一个警卫排），分为三班日夜守卫与巡逻在宋庆龄家的内外。为防不测，宋庆龄还令卫士长隋学芳关闭了两扇大门，只在紧邻卫生部的那扇东大门上开...

江青的前夫，黄敬，当时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在会中遭到毛的激烈指责后，精神崩溃。我到了黄的房间，他睡在床上，但是并没有入睡。他语无伦次，精神恍惚。不断地说：“饶命啊！饶命啊。”途中黄突然跪在李富春面前，磕头说：“饶了我吧。”大家知道黄是疯了。到广州后，送入广州军区总医院。黄敬住院期间试图从医院窗口跳楼逃跑，跌断了腿。我自此后没有他的消息。许多年后才知道他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就去世了。

中共高层内斗不止，陶铸被打倒。图为陶铸（左一）陪同周恩来、刘少奇、罗瑞卿视察广东省胡椒园。（图片来源：公有领域）有如此恶劣的手段，就不要再奢谈什么美好的目的。——读戚本禹《回忆江青》有感。文革风云人物、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最近发表了长篇文章《回忆江青...

人在党的眼里，只具工具价值。结果党员被捕之后，不是改换门庭，洗心革面，就只能是精神分裂了。一方面要求党员忠贞不渝，一方面又对他们不放心，不信任，及至栽赃诬陷，这就是共产党的精神分裂现象。

我就是用这电话打电话给保键局的。保健局的意见，舒同是中央委员，山东省委书记，他主持之下，应该没有问题。我说，这些药怎么做药物安全检查呢？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中药不比西药，很难弄清里面的成分。最后商量好，按药方做成四份，一份舒同吃，一份我吃，一份送回北京交保健局，一份给毛吃。我与舒同做了一次当成试验品的荷兰猪。

政治局已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此外，毛泽东还经常指示他向我们传话。要隐瞒特区鸦片生产的真实规模，是不可能的。鸦片是当地贸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任弼时想为这项“买卖”制造理论根据。从一次长而乏味的谈话听出来，与中共领导的说法相反，特区的经济和财政形势，极为严重。通货急剧膨胀。财政工作日趋困难。已经发行了六百万元的货币！可是，这并没有改善经济状况。

1966年底，于会泳回到了上海，很快从一名普通教师升为上海文化局党委书记，同时身兼上海市文化系统革命筹备委员会主任和上音革委会副主任，他成为了上海样板戏的实际总管。除了写过迎合江青的文章，为江青首创“三突出”理论，他还秉承江青旨意，让样板戏运用了中西混合乐队。

最后诊断仍是癌变。但癌细胞没有蔓延，是原位癌，可以治疗。由俞葛峰大夫陪同，去苏联进行钴六十放射治疗。毛会后请大家在颐年堂吃了一次饭。医生跟江青说明病情后，江差点崩溃。经由医生们一再保证原位癌可以完全治愈，她才平静了下来。几天后，江便乘飞机往苏联。中南海里不准饲养动物——连猫狗都不准。卫生部和警卫局怕动物会将传染病传染给毛和其他领导。后来江青竟破例养了一只猴子，真是人人奔走相告，惊天动地。

700×439上山下乡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把城市青年下放到农村参加农业活动早在1955年就开始了。自从1962年也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官方机构来负责这个工作。但是我认为文革前的运动与文革后的有很多不同的特征，而且规模不能比。从1955到1966年下乡知...

一1967年初夏，北京掀起反军高潮。一日，我去景山东街小饭铺买豆浆油条，偶一回头，差点惊叫起来，站在我后面的排队者，乃是中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上将。他只身一人，戎装，眉宇间似有淡淡的忧愁。我看肖华，肖华也看我；我们四目相对，脸上毫无表情。除了我，无人...

三个女红卫兵强迫第一夫人（刘少奇当时仍是国家主席）去穿一件丝质旗袍，一双高跟鞋，戴上一顶英国贵族式的宽边草帽——这是她和苏加诺“调情”时的那身打扮。……由江青导演的压轴戏开场了，红卫兵拿出了最主要的道具来对付王光美。一串乒乓球串成的稀奇古怪、丑陋不堪的项链挂在王光美脖子上，每个球上都打了叉子。这是一串江青进行报复的套索。为了留作纪念，江青还让人拍下了当时的照片。

刘的最后一任妻子王光美常常陪他。王那时大约三十几岁，头发黑而浓，脸微长，门齿微露。毛在的时候，王总是很热情地走来看望，也常陪毛游到海内平台。每当这个时候，我注意到，江青坐在阳台上，一脸的不耐烦和不高兴。江不会游水。最多只在沙滩旁近海处“泡一泡”。她每次下水都穿上橡皮软鞋，因为她右足有六个足趾，不愿意别人看到。

中央党校教育长宋振庭发言称：“你办事，我放心”这件事，仔细想一想，是毛晚年的一件严重错误。其中一个理由是它“违反共产党组织原则”，“这不是公天下，而是家天下”，“毛违背党章，华国锋也是违背党章。是我们党的一件不光彩的历史事件。”

1943年8月7日考虑到毛泽东对我和我的同事抱有敌意，我决定公事公办，要求毛泽东接见我一次。中共中央主席很快就答复我。他邀请我去，但要我单独去。他还是在平日那间屋子里接见我。他让我坐在为贵宾准备的皮椅上，端给我一杯茶。他笑着开着玩笑。在互相寒喧以后，他问我...

“‘高峡出平湖’一句是林一山他们的话，还是恩来同我谈起这一设想。我是没有把握，这才请他们来谈谈，他们计划在巫峡筑坝，引水到华北、西北广大缺水地区。也有人提出来，这一来，四川境内长江水位提高太大，重庆朝天门码头只剩下两级石阶，重庆以下的农田全部要淹没，我是很想追溯黄河、长江而上，探河源之源。常说‘不到黄河不死心’，我是到了黄河心不死。”

披露的张玉凤关于毛泽东晚年的回忆资料以及部分档案资料更证实了这封信根本就不是毛泽东写的，而是林彪事件发生后，康生出的主意，张春桥和江青研究后，模仿毛的口气写的。

历史学家们多认为，江青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后和最凶狠的敌人。周去世前，他和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之间的矛盾，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甚至到他死后，这一矛盾还在继续升级。江青在周的遗体前衣领露出红毛衣、拒不脱帽，指使御用文人在报纸上含沙射影对周进行攻击，大有鞭尸之势。...

诸如此类史不绝书的经典故事，当然与1965年通过秘密渠道擢用姚文元等人撰写批判文章、并以此发动宣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死刑的“文化大革命”，在操作方式及其机理上都有很大的相似性。而这种一脉相承则说明：上文提到的“秦制”确立的政治体制，是如何深刻影响甚至决定着两千年以来中国历史的面目。

毛说到高、饶的错误问题时，常一带而过，但是每次讲到高的私生活丑史，无论在口气上，或是表情上，都是显出极为惊羡而至为向往的神情。毛非常羡慕高用举办舞会的办法，借机勾引女人，和一百多个女人发生了关系。毛讲：“这种事是生活上的小事。大节不亏，这种小节算不得什么。高岗如果没有政治上的错误，或把自己的错误说清楚，这点事无所谓，我还要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