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薛明揭发贺龙惨死的材料在京城政治圈中广为流传，曾引起很大的反响。为此，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颇有些坐立不安，曾托人带话给薛明，说：要是总理知道这个情况，会难过死的。这不过是试图为自己的丈夫开脱而已。贺龙早已病死于囚禁之中，周直接分管贺龙专案，很多事情都经过他的手，周代表中央宣布对贺龙采取组织措施、批准并修改对贺龙立案审查的报告等。

最早向黄永胜转达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人是周恩来，且周恩来希望黄永胜能向林彪作作工作，作一个检讨，然后再向毛进言，以便设法缓和紧张的空气。按后来“两案”审判的标准来衡量，李作鹏向黄永胜汇报了毛的谈话内容，而黄永胜再向林彪透露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由此黄永胜的行为构成了“反革命阴谋活动”，那么周恩来却是更早些就向黄永胜介绍了毛的南巡谈话，并要求黄向林进言作检讨，周恩来是否也应承担“泄露毛泽东南巡谈话”的罪责？也属“反革命阴谋活动”？

邱会作回忆说：“记录稿字写得很潦草，读起来很吃力。但是两点内容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被审问的人交待：他们听说林立果几个人在北京西郊的空军学院开过一次会，要搞掉原来中央文革的那几个人，说是交给李作鹏，邱会作办。要抓住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才算完成任务。二是被审查的人要求不能把他们交回给空军，怕被‘灭口’。”

专案组怕邱会作写的内容不符他们的要求，干脆指点邱说：“这个问题不难写，有三点就可以了。第一，叶群策划你们准备到广州去另立中央；第二，她动员你们在九届三中全会上继续反党、反对中央其他一些领导同志；第三，你对吴法宪交代的事，表示同意。你这样写了，我们比较好处理，也有利于中央对你很好地宽大和安排。”他们在后期所做的，与其说是搞清事实真相，还不如说是为已经向世人宣布的‘反革命政变’找依据。

当毛一度昏厥时，闻讯赶来的周氏心情紧张到了极点，以至当场大小便失禁，许久下不了车。直到毛泽东被抢救过来以后，周恩来才大大松了一口气，但他知道还有一件事情必须马上要做的，那就是赶紧表态推掉毛向他交权一事，这里除了周确实认为他本人掌不了舵之外，恐怕更主要的还是在于他实在太了解毛嗜权如命的为人了，如果不立即对这件事作个斩钉截铁的表态的话，今后恐怕就要大祸临头了。

林立果是林彪的爱子，曾就读于北京市第四中学，后升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文革时辍学，1967年3月参加空军，擢升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不久加入中共。然而文革中畸形的政治生态，将本应有所作为的青年变成政治狂人，最终在1971年9月13日与其父母林彪、叶群乘机摔死在蒙古温度尔汗。林立果“才气横溢，可是生性却非常见腆。”“毛泽东不是怕林彪，而是害怕林立果。”“怕林立果在军队里的影响。”

所谓林彪搞了“反革命政变”，那不过就是不得不编造的一个谎言，对外唬唬不明真相的老百姓而已，否则何以解释毛泽东亲手树立的接班人会“叛逃”呢？更何况这些人早年都是毛泽东的嫡系手下，打过仗，立过功，无非就是站在林彪一边反对了江青“上海帮”等人，林彪一死，将他们四人从关键的工作岗位上拿下，换上自己信得过的其他亲信即可。这也是毛泽东为何对黄吴李邱四人采取如此政策之初衷。由于华国锋的局限性和汪东兴的私心作祟，黄吴李邱四人终于在劫难逃，又一次遭到新一轮的更残酷的政治迫害。

王瀑声等人秉承邓小平、彭真的旨意，先将“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大帽子扣在邱会作等人的头上，以所谓邱与林彪关系“密切”就属于“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甚至大言不惭地说：“你是林彪的亲信，当然就是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你当总后勤部长、军委办事组成员、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是林彪安排的，这就是证据！”

中央里只有一个人是不许碰的，那就是周恩来！邱会作说：“对于周恩来，定下调子是‘好人违心地’做事，原则上不许提及。”周恩来文革当中实在有太多的“可议之处”，如果细细翻老底，周恩来的陋行岂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邓小平、彭真等人要全力维护周恩来的“圣人”形象，自然不喜欢人们揭发周恩来的黑暗面；其次，文革中被打倒之人多被认为犯了滔天大罪，是戴罪之人。以林彪事件而论，林彪与军委办事组诸人早被彻底污名化，尤其是那些“阴谋政变”、“另立中央”、“篡党夺权”等罪名已被广大民众耳熟能详。

林立果叫人偷偷地在叶群的保密电话机上安了一个窃听器，把线头接到自己的房间里，再接进B箱，就可以直接偷听、偷录叶群和别人的通话了，林立果一共偷听，偷录过叶群的多少电话，不得而知。但是，他秘密保存着几盘十分重要的录音带，准备有朝一日，只要他把这些不可告人的电话录音放出来，黄永胜和叶群等人就会乖乖地让他牵着鼻子走，对他俯首贴耳，有求必应。

中共各大区对几乎所有新占领区中的地下党及其相关武装力量，如广东党组织、云南地下党、湖南地下党、福建地下党、南昌地下党、滇桂黔边纵队、海南岛琼崖纵队以及地下隐蔽人员等等，不论就个人事实上有无问题，几乎都被认定为组织“严重不纯”，有的不被承认。一些发生问题或被怀疑有问题的地下党组织的骨干，干脆被打为“匪特分子”或“恶霸地主”集团，惨遭判刑或枪毙。建政初中共党内第一大特嫌案，即上海市委第三书记潘汉年、公安局局长扬帆为首的“反革命案件”的发生，亦是在此种情况下造成的。

在抗战后期，黄永胜曾和一个漂亮的地主女儿热恋过，但他当时已经同项辉芳结了婚。按照现在的话来说，黄永胜是“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因此受到过聂荣臻的严厉批评。黄永胜感到脸上无光。

毛泽东多年来在处理党内关系上，经常搞平衡，或者叫博弈，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但是这一次的博弈，或者叫游戏，或者叫玩笑，真的开得太大了，把老本都赔上了。林彪事件，前面不管是搞王明搞刘少奇搞高岗，搞高岗很轻松啊，搞过高岗以后游山玩水呀，吟诗啊，非常轻松的，革命豪情呀。这次不对啦，这次把老本都赔上了，代价太大。

起初专案组对她还比较客气，开的伙食也比较好。由于她在很长时间坚持认为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劫持走的，并讲了“毛主席身边也有叶群那样的人”之后，处境开始恶化，身份由“九一三”的“功臣”变成了“林彪留下来的钉子”，待遇大变。伙食标准也由“贵宾”而变“小灶”，再转为“中灶”而“大灶”。她的居住条件，逐步也变得恶劣起来，身体受到很大损害。

据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回忆，“林彪这个人很动脑筋。”九一三以后，从毛家湾查到一个材料，是林彪1971年5月23日的信稿，林请求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第一把手、第二把手“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吴忠认为这个重要材料反映了林彪出逃前的思想活动和心理状态，“很可以研究，是高级政治生活的内容，动脑筋想一想可以受益的，有好处。”

文革期间，毛泽东为了保证自己身后不被清算，决定传位江青、毛远新。毛泽东将政治舞台上的人物换了一茬又一茬，绕这么大的弯子，就是为了让江青在他去世时顺利接班。毛泽东打接班人的牌，选辅政大臣，以革命的名义，完成家天下的布局，这是打开文革这个黑匣子的密码。毛泽东与全党博弈，眼看完成了家天下的布局，但功亏一篑，最后输了。

如果从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和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算起，到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华国锋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有个“四野联谊会”的日本军官兵头义清说：第四野战军里，曾经有差不多十多万日本人，四野一般一个连编有一个日军步兵班，这些日军训练有素，提高了四野的整体战斗力，为解放全中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当听说北京有个“38军战友会”时，兵头义清透露日本也有个“38军战友会”，大概一万多人，仅东京地区就有几百人。

林彪、陶铸分别为黄埔军校第四、五期同学，两人都是校长蒋介石的学生。1966年文革爆发后，林彪、陶铸托黄埔军校同学萧正仪密携书信赴港，并请在港同学周游协助与国民党联系，寻求投诚蒋介石。两人在信中称“吾人处危疑之局，过多疑猜忌之主，朝荣夕枯，诡变莫测，因思校长爱护学生无微不至，苟有自拔之机，或不责已往之错，肺腑之言唯乞代陈为感。”

“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些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日本的军国主义确实是残酷的，但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民有很多。”上述讲话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56年6月27日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