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家驹（右）曾任中共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图为1936年，广西大学教授千家驹和杨梨音结婚照。（图片来源：公有领域）【按：多年前去世的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1909年10月11日～2002年9月3日）晚年自撰年谱，秉笔直书，实事求是地记录一生经历与所见所闻，坦诚态度与揭露性为世所...
1971年9月12日，也就是毛泽东突然北上，赶回北京之际，林立衡认为情况紧急，叶群、林立果准备劫持林彪出走，于是通过中央警卫团向中央作了汇报。林立衡的这一举动，完全打乱了由林彪下决心、林立果具体策划的南下广州的反叛计划，从而避免了整个国家卷进一场大的战祸之中，老百姓免遭刀兵血光，...
一九六九年夏，三门峡水库库尾的水位上翘，西安告急。周恩来只得将三门峡水库坝址处蓄水位继续降到海拔三百一十五米。直到一九七六年周恩来去世，尚未找到解决三门峡工程问题的办法。二〇〇三年秋，陕西渭河下游五年一遇的小洪水，导致关中平原五十年不遇的大洪灾，人员死伤和财产损失惨重。张光斗与钱正英对此发表意见：祸起三门峡！三门峡水电站是个错误，理当废弃。好像三门峡工程之错跟他们根本没有关系，好像三门峡大坝早就该炸了。
2024年12月28日早上，八炯、陈柏源召开国际记者会，同时发表“不自杀声明”。八炯说：“我要正式对外声明，本人身体健康、平时非常注意行车安全、并远离危险场所，绝对不会有任何看似自杀的行为。如果我发生任何意外，请大家帮我讨公道。”八炯、陈柏源的“不自杀声明”，其实就是“Ta杀声明”。至于这个“Ta”是谁？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说白了说全了一句话：“如果我身亡了，绝非自杀，而是Ta杀，杀人者就是中共。”
贺龙去世。当晚，贺龙的遗体就被悄悄地送往八宝山以“王玉”的化名火化了，火化时不让亲属到场，火化后，“贺龙专案组”把骨灰盒，秘密放在一个小殡仪馆里，并下令：“不准传出去，要绝对保密。” 林彪出事后，毛深受打击，决定挽回军中老人的心。1973年底，毛在军委会上承认在对待贺龙的问题上“搞错了”，并说“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1974年中央为贺龙“平反”。曾经一心忠于毛但被其害死的贺龙若地下有知，该作何感想呢？
1975年6月16日，已经动了三次大手术的周恩来在病榻上给毛泽东写了最后一封信。他写道：“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突然袭击”对毛的惊吓，在毛掌权后还是第一次。毛最害怕突然袭击，只有这才可能使他转瞬间失去权力。毛恨刘少奇，恨之入骨。他也恨参加会议的人，因为他们跟刘站在一起，迫使他改变政策。复仇成了毛刻骨铭心的愿望。这就是为什么在数年之后，毛发起文化大革命，让刘少奇、与会的绝大部分人、以及他们代表的其他干部，都饱受折磨，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就像江青所说：毛“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文革不光是复仇，也是大换班。
我在内蒙古文革旧货地摊上购买的由北大红卫兵组织印的《中央首长讲话》，因为中间有周的两篇对群众组织的讲话，也被中共安全部门定为“机密情报”。且不说把文革中到处流传的“中央首长讲话”定为今天的“情报”有违中国小学生字典中对“情报”的定义；三十年前周在文革中七亿人眼下的政治表现，又岂是今天的安全部门能一手遮天的？最令人可笑的是：有关审讯人员为了把我的学术报告和美国的情报机关硬扯上关系，非要“穷追猛打”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是否受了CIA的资助，差一点把拥有数千名学者教授的AAS也打成了“间谍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