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反右”运动中确立了自己权威后，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上，会上他这样说：有一个朋友说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 还有一个右派说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轻视古董”……

欠死人的债如何还？这是一个曾是北京某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在接受作家冯骥才采访时发出的诘问。看得出，她的内心极度的痛苦，因为她的一生都背负着深深的愧疚，而愧疚的不是别人，正是疼她爱她的亲生父亲。今天的她如果还健在，应该有75岁了。小时候的她，天真可爱，而且有着很...

猪被任意宰杀，也得喂饱哇。可是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吃饱饭的日子又有多少呢？1959至1961大饥荒时期，人祸造成的灾害，饿死多少人，更不得而知。海外电台有人估计是4千万，这是多么大的数字。我祖父（爷爷）就是那时饿死的。

从一个铁栅栏望去，有一排低矮的黑洞洞的房子，据当地人说以前就是知识分子居住过的地方，图为夹边沟右派劳改所1957年10月至1960年12月，甘肃省夹边沟农场所关押的3000名右派活活饿死了1500多名；而1958年10月至1959年6月，湖南湘阴县汨罗江围...

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共中央已私下制定了一个处理地下党的十六字秘密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可怜当时双枪老太婆和她的革命儿女们尚蒙在鼓里，正在为迎接四川“解放”而奔走，为革命胜利而鼓舞，不知革命胜利之日，也就是他们利用价值归零，将开始被抛弃被整肃之日。 但真正的恍然大悟，是他首次听说到这个狰狞的十六字秘密方针，才知被革命者视如母亲的党如此阴险功利无情无义，自己一腔热血竟被玩权谋的党欺骗了。

"灰帽子"是邵燕祥先生首先借用的词语，色彩之准，定位之巧，应该会为当代治史者所记取并认可的。邵先生1959年摘了帽子，人前背后被视作"摘帽"，依旧头上还有一顶有形无形的歧视性帽子。邵先生曾经多次说过，他被摘帽属于第一批，属于"非典型"，因为更多的摘帽者极少能有回北京、回原单位的幸运。他能返回到中央电台工作，应算是少见的个案，但依旧感受到被隔膜的痛楚，见到的熟人也多是表情漠然，只能习惯于独来独往，狠心地把自己关闭起来。

按：王唯先生，1933年生于北京。父亲王药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著名中医，是小儿金丹片、牛黄解毒片、银翘解毒片、桑菊感冒片、霍香正气水等著名家庭常备中成药的研制发明人。他研制的外伤特效药疗救过无数抗日将士。1954年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亲批住房供王家使用。19...

六十年前的反右运动，共产党以学校党组织的名义将数万名20岁左右的大学生，16、17岁的中学生，甚至12岁的小学生打成右派分子。那时的学校，就是不折不扣的审判庭和大监狱。校园审判庭反右时学校就是法院。每个系科、每个年级、每个班都是审判庭，都可以对学生进行审讯...

那些响应党的号召、认真帮助党整风的知识分子，还真的以为要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呢！他们哪里想得到，整风反右原是一回事，都是毛泽东预谋、策划已久的圈套。 死里逃生的惨痛经历，迫使我重新去认识毛泽东。正是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设下的各种圈套，（包括置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于死地）彻底摧毁了我对他的信任，我无法再相信他了。

1957年中共究竟错划了多少万右派份子？

这三人都是年轻有为的莘莘学子，曾是伟人誉为的早晨八点钟的太阳，可他们都因右派沉冤，英年早逝，有的投河，有的服毒，唉，总算保留了一具完尸……一、郑光弟：1933（？）年生，浙江省杭州市人，后居上海，是北京大学化学系1955级学生（本是复员军人，高中毕业后未直...

在一些人热衷于为文革招魂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呼唤与恢复大学之魂。“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是“大学之道”的真正精髓。如果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遭到湮灭或阉割，大学的校园再美，楼馆再高，设施再好，也没有了魂魄。

一我的故乡四川成都市，是沃野千里的大平原，是天府之国的中心宝地。如果说成都市在自然景观上还有什么遗憾之处，那就是没有山。所以在祠堂街的少城公园（今名人民公园）里，用泥土堆成一座假山以示点缀。但你如果走出旧城的老西门外，穿过石灰街，走完南巷子，就会在你眼前出...

中共当局对一名50年前被枪杀的年轻女性竟然如此恐惧，看似不合理性，但却是十分合乎逻辑。借用圣经的语言，她虽然死了，仍旧说话。”

云南大理风景绚丽，山青水秀，发生过一桩奇特冤案，有三条人命被害。云南省大理市难友杨周奇在甲午年季夏，向我发来一封邮件，诉说他58年前目睹的一桩奇特冤案，有三条人命被害而死，其中两位是孩子的妈妈，一位是他高三同学解效同－－不满17岁的该子。此案至今没个下落，...

两年前，曾写过一篇题为《江姐带给另一个女人的痛苦》的文章，文章提到中共宣扬的鼎鼎有名的革命烈士江姐是个不折不扣的第三者，她带给另外一个名叫谭正伦的女人的是深深的痛苦。事实上，无论是小说《红岩》还是电影《烈火中永生》关于江姐都有一些虚构的情节，比如被钉竹签、...

经过深入思考，沈元提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揭露的事实，为什么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史》中都看不到？哪样的历史是信史？沈元的看法很有见地：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斯大林为什么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干了坏事为什么能够长期隐瞒？赫鲁晓夫只是谴责个人崇拜，没有触及根本。沈元认为，根本上是制度问题。

右派的妻儿们，仍在社会中，体制内，不受敌视，却受歧视，不入五类，仍属另类，不受监视，也受内控，尤其在政治统帅一切的社会，政治生命第一，妻儿们被政治歧视所受压力，是生活加精神的双重重压，历朝皆无，亘古鲜有：那讲“亲不亲，阶级分”的年月，逼亲人的亲情，要变敌情，不反目成仇，认亲为敌，便成反党同流。这种惨酷地亲情撕裂，便是人性扭曲的熬煎。超越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磨难了。由此而夫妻龃龉、父子成仇，千古畸态，几成常态

题记：最近，维珍老板 畅游太空，但在中共国，你还得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要不，只能平平淡淡惕生而活，休想去畅宙而生……他是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54级学生，1937年生，划成右派刚好二十岁，正是所谓风华正茂的黄金岁月。不过他没有伟人的幸运，既未有会当击水三千里的...

讲述人：巫一毛｜巫宁坤的女儿巫宁坤，1920年生人，江苏扬州人，美籍华裔翻译家，代表译作包括《了不起的盖茨比》。抗日战争期间就读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期间中断学业，为美国飞虎队担任翻译，后赴美留学。1951年受红色中国感召，回到燕京大学任教。在中共发动的历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