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事件之后，毛共生怕中国发生“颜色革命”，就开始对知识分子残酷镇压。一个偶然的机会，湖北汉阳一中老师提到很低的升学率，学生们慌了，就去县教育局讨说法。结果，被忠于毛泽东的极左马仔抓了典型，把三位知识分子公开宣判死刑并当中处决。党媒人日随后极尽抹黑的本事，跟进报道，称此大冤案是一起“小匈牙利事件”。此案经近30年才被“平反”，沾包的几十人和家庭都经历了无尽的苦难。

无论是镇反、肃反，还是反右，毛泽东党中央虽然规定了百分比，但实际上杀死的人数和打成右派的人数都远远超出了规定的比例。镇反运动，说的是杀人“按千分之一的比例”。当时全国人口是五亿，千分之一就是五十万，但实际上，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坦承：“反革命杀了一百万”。反右运动说是百分之五，按当时的估计，中国的知识分子大约五百万，百分之五就该是二十五万，但事实上打成右派的超过五十万。

66年前，在湖北汉阳一中发生了一桩震惊世界和全国的大冤案，史称汉阳事件，又称小匈牙利事件。根据1957年路透社援引北京官媒消息刊发的一篇题为万名中国人观看三人被处决的报导，9月7日，三名在6月汉阳学生暴乱中的领导人在万人大会上被公开处决，其他领导人则被判处5到15年的有期徒刑，几...

马叔叔家与我家是同住一院的邻居。马叔叔北大中文系毕业，在报社当记者，不爱说话，见人只点头，有时略笑笑。马叔叔的爱人马阿姨，是我的小学老师，比马叔叔略胖，但行走快捷，左手总是端着，像周恩来，她说是拿作业本养成的习惯。他们有三个儿子，是我儿时的玩伴。五七年反右，马叔叔既不是运动对象，...

在中国大陆一些有良知、敢说真话的报刊，如《南方周末》，以及整个南方报业集团均遭到打压整肃。甚至主编入狱，优秀的编辑、记者如长平，笑蜀等人被迫下岗，甚至流亡国外。报刋不敢说真话，只好媚官，媚权，粉饰说谎。整个社会缺失新闻舆论监督，贪腐横行，各种不公不义之事自然猖獗横行在所谁免。台湾著名作家柏扬曾说“人生仓促，历史可以原谅，但是绝对不能忘记。”因为“忘记暴政，悲剧就会再来。”

中共元老叶剑英曾讲话说：文革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大批有胆有识的各界人士因言获罪、惨遭枪杀或死于冤狱。例如林昭和张志新，两人都因所谓的“反革命”罪被捕入狱，受尽折磨，最后被枪决。之后，中共宣布她们无罪。正是这个为张志新“平反昭雪”的党，当年下达了处决令，并且在行刑前割断了她的喉管。2019年，中共官方将张志新列为“最美奋斗者”之一。这一“荣誉”是对死者极其残忍、无情的践踏。

在毛泽东发动的那场古今罕见的反右运动中，我在屏边县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据说情节严重，再加态度恶劣，被处以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并被押送到建水县王家庄红河州劳动教养所劳动改造。这里原是一个劳改农场，为办劳动教养所，特地将劳改犯人并入其它劳改农场去，留下几个刑满留队人员，给他们安了个...

一、阳谋家的动员报告1957年寒假的第二天，我县（当年行政区划含邻县——现汨罗市）全体小学教师被集中到城关镇参加帮党整风的学习运动。几天以后，县委副书记陈茂艺作了5000言的《关于小学整风的动员报告》。他将全文印刷件发给了每人一份，让你在听不清他的北方口音...

戴煌是新华社高级记者，因说了真话，历经21年大右派艰辛生涯，晚年直斥毛泽东是一个大骗子，骗了全中国。（《百年真相》提供）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戴煌，江苏阜宁人，1944年16岁时参加新四军，加入中共；19岁入党媒新华社，当过军事记者、政治记者、高级记者。2007...

父亲也非常注重培养我们的情操道德，几乎每个周末，他带我们到大河边，与大自然天人合一、净化心灵。父亲为人诚实诚恳，他经常教导子女们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能坑害、欺负他人。他对我也经常讲中国历史上的善恶是非，让我从小就具有了嫉恶如仇的正义感。

就这么一首根本与政治无关，仅是对男女情爱的憧憬与赞美的小诗，激情大胆，而且也就是“抓拍”了那么一个“镜头”而已，却被这帮专门靠整人吃“政治饭”的假道学左先生们视为大逆不道，好像犯了什么“天条”似的，于是就在《星星》创刊号面世仅十多天后的1957年1月便在当年中共四川省委的喉舌《四川日报》的文艺副刊上展开了一场对这首小诗的围剿。

我快满68岁了，我吃过草根树皮，嚼过野菜漆蜡，也到星级饭店尝过山珍海鲜，喝过鱼翅参汤。但给我的印象都不十分深刻。唯有1961年2月底我回到父亲身边吃的那一顿饭，令我永世难忘，我一想起那一顿饭，就禁不住要流下泪来。我出身于农民家庭，家住川东云阳县，母亲早逝，父亲腿有残疾，挑抬的活路...

后来李黾儒的鬼在这一带不断出现。西峡县的人都知道，这鬼闻“右”丧胆，鬼的害怕反过来又导致经行者的惊惧。因此，人们从墓山经过，右、友、有、又等字都不敢说。如果不慎说出这些字，就能听到十分怕人的鬼的声音。

缘起友人史若平先生向我约稿，要我回忆一下右派分子当年的亲身经历。说实话，对40年前那场劫难，以及此后22个凄风苦雨的苦难春秋是怎么度过来的，我从不愿想，也不敢去想。痛定思痛，疮疤是最怕触摸的，要不是史兄的屡屡见催，可能这段往事将永远在心底了。我不同意《天云山传奇》和《牧马人》对右...

中国大陆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后，出现了1959—1961年的大饥荒，和平时期气候基本正常的条件下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河南是全国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重灾区。我2006年访问了王庭栋——潘杨王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副秘书长...

由于浮肿病人增多，有的已经饿死，如赵子厚：他浮肿得全身无力在家休息，晚上睡觉时饥饿难熬，叫喊着：“我饿啊！我饿啊！……”旁边的王钦劝他：“你别叫了，我们个个都饿，你叫了影响我们睡觉，明天我们还要出工。”他忍着不叫了。第二天早晨起床钟响了，王钦赶快叫赵子厚：“老赵、老赵、快起来打稀饭了。”但无回音，以为他睡着了，就到床上用手晃他，结果才发觉他早已断气了。

人民公社制度的要害在于实施对人的全面控制。凌志军指出，当时“国家全部政治的着眼点，也就是希望以一个统一的官员体系，来与亿万分散的家庭相抗衡，以使整个农村皈依‘大同’理想”；而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中的大多数，“在身份上（虽然）仍然属于农民，但却具有地方行政官员的全部职能。他们把中央政府的政令和原则奉为金科玉律，用以统一亿万农民的意志和行动。其具体操作则事无钜细，统揽无遗。

人民公社是中共领导者毛泽东的个人意志的产物，与群众的意愿无关，它体现了毛泽东从强行推行农业合作化开始的对农村大规模公有制的狂热。 “公社化”运动本身依靠的是政府的强制力而非农民的意愿。在公社化的前期，各地政府大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将农村劳动力编组成班、排、连、营，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式从事工农业生产，动辄夜以继日、连续作战，人们几乎丧失了家庭生活和行动自由。 在人民公社制度下，之所以强制的公社化得以奏效，原因在于农民受到“不服从者不得食”的严酷人身控制。

正是1958年这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才制造了一种弥漫于全社会的恐惧和“失语”，并迅速地扫除了党内外有可能反对“大跃进”的一切障碍。同时，中共原有的趋炎附势的政治文化及其对行政管理的影响，也被催化到了新的高峰，于是在高产指标上的层层造假和人人吹牛便蔚然成风。在这样的氛围里，如同经历了一场互相欺骗的催眠，全中国似乎一夜间全都失去了理性判断能力，转而相信共产主义福祉会瞬间降临

毛泽东与林彪在一起的合影。（网络图片）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到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时，林彪似有异议，不赞同。只见毛泽东立马站了起来，当着数以千计的与会代表，发表了一番惊世骇俗的高论：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