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我出生在像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一样的地主家庭里，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怎一个苦字了得。上小学后，一起光着屁股玩耍长大的伙伴有了阶级意识，开始疏远、打击、侮辱我，因为我的太爷爷、爷爷是地主。我出生时太爷爷、爷爷都早已去世，可是成分却是世袭制，子子孙孙全是地主。城里来的一个知识...
苏联阵营一些领袖的子女跑到西方阵营去寻找新生活：斯大林的女儿六十年代初就叛逃到美国，卡斯特罗的私生女九十年代中期移民美国（卡斯特罗的两个姐姐也移民到了美国）。她们到了西方后都出了书，把父亲的老底兜了出来。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出的书题为《致友人的20封信》，在书中谴责了她父亲的专制，并对母亲的自杀提出了疑问。卡斯特罗女儿的书就叫《卡斯特罗的女儿》，把她父亲描绘得自私暴戾喜怒无常，还把父亲当年写给母亲的情书（当时她母亲是他人之妻）都公之于众。
虽然1989年夏的这一天，这一天的这一时刻，这一时刻的六部口惨相没能被我记录下来，但当时情景的一帧帧、一幕幕一直刻印在我的记忆里，“六部口”这个地名对我而言也变得异常敏感，以至于此后每当我从那里经过，心中都会阵阵发紧，因为它于我已不仅是一个普通的地名，而是一个惊心的故事，一个惨烈的事件，一段难忘的历史。
执政党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吗？答案是可以，而且这个答案出自时任中共人大委员长的刘少奇之口。这个真相可能令中共治下的十多亿人感到惊奇与困惑，但是如果考虑到刘少奇最终是怎么死的，这个结果就应了中国古人的一个成语：作茧自缚，自作自受。自古以来，很多人信奉“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刘少奇本人就吞下了这个恶果。 刘少奇还说：“我们的法律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敌人，打击和消灭敌人的。”由此可见，中共制定法律，只是用来对付它的敌人而已。
